如果有一份自始未預計出刊的報紙，內容會寫甚麼？胡謅？如實？相對的，如果有一份預計出刊的報紙，內容會寫甚麼？如實？胡謅？我們對一份報紙──新聞作為媒體的想像是甚麼？是否每個人都需要誠實？
真相（truth）總是帶刺，而這根刺或許會穿透心臟致人於死，於是，有些人選擇拒絕接受事實，面對明擺在眼前的資料卻視而不見，像是房裡的大象明明那麼明顯，卻仍能在繞路而行時稱作自己僅在踏着優雅的步伐。拒絕接受孩子的疾病，因為這將溯源於自身作為罪惡的生產者；拒絕接受自己的失敗，因為這將歸咎於自身的無能。這種種都指明白了真相的能耐，但總有些人像是追日者一般，即便翅膀被真相之日給燒盡墜地，仍然實踐了伊卡魯斯的精神。
《試刊號》一書中充滿了艾可博學的引用，各式各樣的事件、各式各樣的人名，時期定在1992年，也就是那年在米蘭的安養院長 Mario Chiesa 向清潔公司索討回扣，後來披露出這些金錢流向政黨金庫，左右派全部遭殃後四月的全國大選新政黨全勝，義大利第一共和結束，而後這發展為將手運動（Mani Pulite），由 Antonio Di Pietro 檢察官帶領，但在5月23日主導這個專案的幾察官 Giovanni Falcone 與妻子及三名隨扈從羅馬到西西里的專機抵達後，在前往巴勒摩的高速公路上被黑手黨埋的一千公斤炸藥炸死，他的搭擋 Paolo Borsellino 在7月19日巴勒摩市區母親家門口被汽車炸彈炸死，其後 Pietro 被指控經費來源不明的問題，輿論風向開始轉變，貝魯斯孔尼（Silvio Berlusconi）在年底宣布參政，在1994年5月獲命為總理，開啟了娛樂化的義大利第二共和。
故事中的威美爾卡特先生作為金主就被認為是在影射這位總理，希望發行一份稱作《明日報》，但這份報紙從來不打算發行，且只打算以一年期十二份出刊，這份報紙不是用作揭露事實而用，而是她希望讓政治經濟圈知道他的能耐，以結束報刊作為換取入場的票券。而以此而來的西梅找上了主角柯隆納以及其他數人，開辦了這家不追求過去，卻看向明天的新型態報紙，理由很簡單，因為昨日的消息都是已知，所以要談明天可能發生的事，要深入、追蹤、推論、預知，而在這份從不打算出刊的報紙是因為這份《明日報》的出刊日期是任意訂定的，所以如果發生爆炸案，那麼出刊日期就訂在更早更早之前，那就問題解決了。
本書裡頭充滿了陰謀論，關於陰謀論我們可以凱斯．桑思汀（Cass Sunstein）在《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所定義：「陰謀論試圖用有權勢者的密謀來解釋某些事件或做法，而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也成功隱藏了他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為據，而在艾可的故事中主要是以一位叫做布拉葛多丘的報社成員之口陳述而出，例如鸕鶿從未在波斯灣因為原油污染而瀕死，因為那個季節不可能有鸕鶿，瀕死畫面是更早之前在兩伊戰爭時拍攝，甚至鸕鶿是從動物園弄來潑上石油才產製的假新聞。甚至阿姆斯壯有登陸月球嗎？月球上的影子怎麼解釋？納粹真的有大屠殺嗎？在書中透過布拉葛多丘口中說出的，另一個可能的歷史是關於墨索里尼其實沒有死的故事，「大家以為墨索里尼已經死了，其實他的影子主導了自一九四五年以降，甚至直到今天為止的義大利所有重大事件。他真正死了之後，掀起了義大利歷史上最恐怖的風暴，捲入其中的有敵後行動、美國中情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短劍組織、共濟會P2分會、黑手黨、義大利情報組織、軍方高層、包括政壇大老安德烈歐蒂和總統科西嘉在內的部會首長，當然還有大多數遭到滲透及操控的極端左派恐怖組織。更別說對此知情且準備公開發言表態，因而被綁架殺害的莫洛……」這個故事在書中有大量的篇幅處理，然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段「想像」主要指控的是「媒體／媒介」（media）會呈現它想讓我們知道的現實，而這個現實（reality）可能不是真相（truth）。
雖然關於陰謀論的批駁在於其總是設想了一個意志主體在所有可疑事件背後操縱着這一切，甚至，位居高位者從無如此多時間資源可運用來操作這被想像出的陰謀，但是，當媒體不再可信，現實中有諸多疑點未被合理解釋，而透過這些拼圖的湊合，使得這個被提出的陰謀──理論假設，是比我們所了解的現實更為合理、更為可信的時候呢？
我們活在後真相的時代。布拉葛多丘因為追蹤了這條線索而死，艾可透過這個小說提陳的正是現實的荒唐，現實或許有像這位記者一般的事件發生，但或有或無，對於這樣的情節都不難想像，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這也是另一種陰謀論的虛妄，但在這個時代中諷刺的正是我們不知道要相信甚麼了。
透過辦報的西梅的口中說出：「你們要知道，今天若想反駁任何指控，不需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只要讓指控方喪失合法性即可。」這裡說的就是對 Pietro 的檢察官進行追蹤，也就是現今的媒體策略，「沒有人是百分之百正直的，就算他不是戀童癖，沒有謀殺老奶奶，沒收過半毛錢賄賂，但一定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而記者帕拉提諾帶回來的只是坐在公園長凳上抽着香菸、滿地煙頭，去中國餐館用筷子吃飯、穿翠綠色襪子配球鞋而已。不，不只是這樣而已，正是這些材料，這位檢察官不僅沒在辦公室研究案件，還在公園虛耗時間；這位檢察官拿着異國的兩根棍子吃飯，卻不食用本國料理；或許他是嬉皮，因為他的襪子。剩下的不用說太多，照片會說話，讀者會聯想。作者已死成為文本不存在真理的擔保。記者就像辯護人一般，不需要去說明事實為何，只需要去生產出一個「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對於法官這是做出無罪宣判的標準；不同的是，在媒體生態中，合理懷疑是讓群眾對被報導者作出社會性死亡判決的唯一根據。
媒體可以設定報導的脈絡，讓一個意欲被呈現的事實，透過多個事件的擺放創造出「適當的」脈絡而呈現，「……一則剪報寫道某人多年前因為車速過快收到罰單，另一則剪報說他上個月參觀了一處童軍營地，還有一則剪報說有人目擊他昨天出現在夜店。這些足以讓人聯想他是一個莽撞的傢伙，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跑去那些飲酒作樂的地方，而且很可能，我說的是很可能，而非顯而易見，他對小男生有興趣。光是這些就足以讓他失去公信力，而我說的都是實話。檔案資料的另一項優勢是，無須出示，只要放出消息說檔案資料顯示，嗯，有趣的內容既可以了。…」就像西梅所說：「不是新聞成就報紙，而是報紙成就了新聞。」也就是說，「能夠把四則不同的新聞放在一起，就等於讓讀者看到了第五則新聞。」
又或者在一個意欲被掩蓋的現實出現時，透過釋放大量的資訊淹沒掉必須被隱藏的事項，固然彌爾（J. S.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說過言論自由的確保可以讓言論市場中透過真偽的資訊辯駁呈現出真理，但現狀告訴我們資訊的充斥反而讓真理被掩蔽，真理不會被激盪而出，那只有在類似於法庭的資訊限定場域才有可能，在一個全然開放的資訊場域中真理反而可能是被揠下的那株幼苗。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是很悲哀的，如同故事中因着布拉葛多丘的死亡，報社解散也人去樓空，該逃的逃、該閉嘴的閉嘴，即便BBC在數日後播出了比原先布拉葛多丘調查更多的內幕，但真的就如瑪亞（柯隆納的情人）所說：「沒錯，真相使人自由，不是嗎？」嗎？不是，真相並不使人自由，因為我們已經不在乎真相，她接着說，「從明天開始你可以到處去說教宗把嬰兒的脖子割斷後吃掉，或是火車爆炸案上的炸彈是得雷莎修女安裝的，大家聽完之後會說『是嗎？真有趣』，然後回頭繼續做他自己的事。」後真相時代中的人們不再在乎真相是甚麼，就像面對創傷一般我們產生了拒斥的生心理反應。
柯隆納絕望地問着要逃往哪呢？還有哪裡可以逃？要到有灰狼組織的土耳其？還是會暗殺總統、CIA被黑手黨滲透的美國？瑪亞回答得真誠，但卻顯現出一種與現實的反諷，她說到一個一切都攤在陽光下的國家，例如中南美洲，大家都知道誰為毒梟工作、誰是武裝派，大家也知道警察收賄、政府跟黑道一起修憲、銀行洗錢等等。原來理想國是一個不堪的事情都攤在檯面上而沒有遮掩的赤裸處，但更悲慘的是因為比這第二世界更「先進文明」的第一世界只不過把這些污穢難堪的事情掩藏在桌面之下而已。
面對這個現狀我們也無法脫身，無論任何社會契約的版本都是無從撤回要約與承諾，就像柯隆納所說，「這個世界是一個惡夢，寶貝。我想下車，但是他們說不行，我們坐在一列沒有停靠站的高速列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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