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何閃電的形狀總是開裂而分岔的？假如我們以慢鏡細察閃電的行進過程，就會發現，在閃電真實發生之前，會有一些較不明亮的電流，以樹狀的形態，從雲層向下開岔蔓延，試圖接通雲層和地面。那一種樹狀的圖案，名為利希騰貝格圖樣（Lichtenberg figures），開裂分岔的模樣，其實是電流同時在測試所有可能的、最低電阻的路徑，當一條通道接通天地，所有的電力就會在一瞬間通過，所有分支都會同時亮起，形成肉眼可見的閃電。也許，生物的演化方式，同樣與利希騰貝格圖樣相近。每一個生物均會向諸多路徑進發，以肉身一再測試各樣生物形式，倘若其中一段路徑能夠與周遭的生態有相對穩定的關係，就會稍稍固定下來。我們今日看見的生物，其實都是某種暫時的形式，環境一變，分岔的路徑又會再度延展。
演化至此，昆蟲似乎與我們人類至為遙遠。在某些更為着重物質互動的理論中，世界不是一個外在的空間，而是一道亟待解決的難題，不同的生物形式，正是物質世界這道難題的諸種答案。如何感知世界，如何攝取能量，如何與其他物質、物種互動⋯⋯答案就陳情於生物的肉身之中。在演化的過程中，人類選取了工具，將各種物質加工，以符各種生理需要，把科技外置；昆蟲則把科技織入身軀，以自身的身體特徵直接應對世界。兩種不同的進路，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
許多年後，人類回看螻蟻，才終於發現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在十九世紀，隨着目光轉移，昆蟲成了一時狂熱。人們從蟲豸身上重新學習，精進學問，範疇橫跨工程學、建築學、飛行學、社會學⋯⋯昆蟲與我們殊異的習性和身體結構，恰恰解決了好些多年未解的難題，甚至成為某種值得參照的社會模型。它們處理自然的技術，到底有何特異之處？它們所接收的感官感覺，究竟有何差異？回到最初，人類為何會因昆蟲而驚詫？
Locomotion
在膜翅目中，最強大的飛行者就是蜜蜂了。一如金龜子，它們會按圓弧的軌跡飛行，弧形時左時右。如果可以計量的話，我們會發現，以蜜蜂的體型大小來說，它們飛行的速度極快，遠超所有鳥類，這一件事已有觀察可以證明，曾有一個坐在時速二十英里的火車車廂上的旅客發現，身旁跟着一隻蜜蜂，即使它逆風飛行，仍然與旅客並行好一段距離，速度不僅相同，甚至更快，因為蜜蜂間或就會在車廂中往返復回，又或採取之字型的軌跡飛行。
──《昆蟲學入門：昆蟲自然史原理》／威廉．科爾比、威廉．史賓斯著
對於人類來說，昆蟲的飛行能力顯然是奇異的。細小的身軀如何驅動翅翼？法國科學家馬萊（Étienne-Jules Marey）早年曾研究動物的動作結構，並於1873年推出著作《動物機構學》（La Machine Animale），後來啟發了攝影師邁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拍攝出著名的Horse in Motion系列，證實馬匹奔跑時四肢均會離地。馬萊認為，研究自然動物的活動方式，不僅有科學作用，更能指導人類的發展，透視動力學的基本原理。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可以反饋至工業發展中，除了有助發展火車、飛機等技術以外，更強調了動物動作中的重複性，可以應用於勞工的機械性工作之中。《動物機構學》一書共有三大章節，首章研究動物的肌肉及骨骼構造如何轉化力量，第二章處理陸上動物的運動（locomotion），而最後一章則處理動物的飛行運動，其中昆蟲正是特例之一。
研究昆蟲的飛行方式，必須回到昆蟲的身體構造之上。對馬萊而言，昆蟲飛行的有趣之處，在於昆蟲的振翼速度和聲響。因此，在著作中，他首先處理的，就是三個問題：昆蟲翅翼的振動頻率為何；翅翼在整個振動過程中佔據什麼位置；及，支撐昆蟲軀體飛行的力量如何傳遞。為了研究這些問題，馬萊採用了不同的方法，設計實驗。貫穿這些實驗的思想，其實就是一種描圖法（graphic method）。十九世紀中期，科學家研發出諸多描圖記錄儀，藉以測定人體的各種機能（比如肌動描記器、心電圖儀等）。當時的科學家信奉描圖法，相信經機械自動記錄，不經人手中介，能夠客觀地直抵物體的真象，以實驗捕捉生命的運作機理，結果具備科學性及可靠性。馬萊將昆蟲固定於一處，在翅翼的末端置放一張會不斷捲動的炭紙，隨着翅翼振動，炭紙上就會繪出痕跡。除此以外，馬萊也在黃蜂的翅翼末端黏上金箔，加以日光照射，得出一幅非常清晰的正面圖像，展示黃蜂飛行時翅翼的軌跡。透過這個方法及變體，馬萊得出了昆蟲振翅的頻率和軌跡，終於發現昆蟲乃以8字形拍翼。
描圖法的特別之處，正正在於將一個連續的運動，拆細為均一的單位，以便科學家分析重複的結構。馬萊甚至認為，描圖法不僅能夠取代觀察者的位置，更是一種嶄新而精準的感官。可以說，正是在描圖法的基礎上，昆蟲研究才得以進深。後來，馬萊的研究更大力推動了電影攝錄機及投影機的發展，繼而打開了更多對影像的研究及應用。正是在馬萊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把科技分成兩種路向，一種是直覺（instinct），另一種則是理智（intelligence）。昆蟲以直覺行事，生命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是連綿而不斷的，人類則可借助理智，抽取特定的動作，重複以作分析。直覺與理智之間的辯證關係，正是人類對昆蟲抱有興趣的一大原因。
Vision
如果我想跟蹤觀察一只大孔雀蛾夜間婚禮中的親暱舉動，那是頗為困難的。獻殷勤的雄性為達到目的肯定是無須亮光的，但是人的視力微弱，在夜間無亮光時是看不見什麽的。我起碼得點上一支蠟燭，但又常常被飛舞的群蛾扇滅。提燈倒是可以免此煩惱，但是它光線昏暗，又會出現陰影，根本無法讓你看得清清楚楚。
還不僅是這一點。燈的亮光還會把蛾子從它們的目標旁邊引開，無法成其美事，而且照得太久，還會嚴重影響整個晚會的成功。來訪者一飛進屋內，便會瘋狂地撲向火光，燒壞身上的絨毛，而且，從此因為被燒傷而瘋狂，就無法用來取證了。如果它們沒有被燒着，被隔在玻璃罩外面，落在火光旁邊，便會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不再動彈。
──《昆蟲記》／讓－亨利．法布爾著，陳筱卿譯。
與其他動物相比，昆蟲（及其他節肢動物）的複眼顯然是異乎尋常的器官。1665年，英國科學家虎克（Robert Hooke）經皇家學會出版的《顯微圖譜》（Micrographia），首次展示出經顯微鏡下觀察的昆蟲及植物畫像，為讀者帶來一種截然不同的視覺世界。書中包括一幅蜂蠅頭部的正面照片，將複眼的形貌展露無遺。三十年後，以奠定光學顯微鏡及微生物學發展著稱的荷蘭科學家范．雷文霍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以自行研發的複式顯微鏡，試圖觀察昆蟲的視覺運作方式。他在昆蟲的角膜前置放燭光，再透過顯微鏡觀察，發現燭光竟分成數百個倒置的影像，從而推斷昆蟲的複眼視覺竟是支離破碎的，由多重影像組成，與人類大不相同。
1891年，奧地利生理學家艾斯納（Sigmund Exner）出版《昆蟲及甲殼動物的複眼生理學》（The Physiology of the Compound Eyes of Insects and Crustaceans），仔細地分析昆蟲的視覺結構，卻發現自己得出的結果與范·雷文霍克並不相同。艾斯納採用了一頭螢火蟲的複眼，並透過其角膜拍攝照片，得出的成果卻是一張正放的單一影像。原來，複眼的外部結構看來雖然相近，內部結構卻有兩種。范．雷文霍克觀察到的，是並置眼（apposition eyes）結構，光線會穿過不同的小眼（ommatidia），通過圓錐晶體，穿越感桿束（rhabdom），抵達感光細胞。各個小眼獨立得到的影像，將會分開送到腦部處理。艾斯納觀察到的，則是疊置眼（superposition eyes）結構，視網膜置在複眼內部的中央，不同的小眼會將光線集中，經感桿束送至視網膜，從而產出一幅單一的影像。兩種結構的分別，可能出於昆蟲習性的差異。並置眼圖像較為清晰，但相對較暗，更常出現於日行性的節肢動物身上；疊置眼雖然成像模糊，但對光線更為敏感，常出現於夜行性的節肢動物身上。
除了眼睛結構不同以外，昆蟲的感官也與人類截然不同。單從感光細胞可見，人類的感光細胞對紅藍綠色較為敏感，而昆蟲則按品種各有差異，如蜜蜂較敏感於綠色、藍色及紫外線，某些昆蟲甚至有更多類型的感光細胞。可以想見，它們眼見的世界與我們將截然不同。與人類相比，昆蟲的視覺雖然解像度不高，但視域更大，對物體的動靜也較為敏感。不過，在顏色和結構以外，昆蟲視覺對光線刺激的更新頻率也遠較人類快速。假如人類每秒能夠分辨二十四幅圖畫（靜態畫像變成動畫的閾值），昆蟲則可達五倍至十倍的數值。換句話說，單從這一點上，人蟲之間的時間理解經已大有差異，即使它們的壽命較短，對時間的感覺卻可能更為緩慢。
假如視覺乃由眼睛與腦部共同協作而生的產物，我們或許無法截取昆蟲真實所見的影像。然而，單就視覺的研究可見，從虎克、范·雷文霍克到艾斯納，我們都必須仗賴最新的視覺科技（顯微鏡、攝影技術），才能觸及昆蟲的視野。從一雙眼睛駁入千萬顆複眼，光學儀器相互接通，才更能顯示，世界在瞳孔中映照出來的千百模樣。
Communication
外勤蜂將採集的花蜜放下之後，開始表演某種「環繞舞」（round dance）。本來，它坐在蜂巢的某個位置，然後起步旋轉，繪出一個窄細的圈，它會不停改換方向，有時轉左，有時轉右，交替地按順時針和逆時針方向舞動，每個方向描畫出一兩個圓。這支舞蹈會在蜂巢裡最忙碌的部分上演。最為特別而引人注意的，就是這支舞蹈會感染周遭的蜂；坐在舞蜂旁邊的蜜蜂，也會隨之起舞，一直以向外延展的觸角碰着舞蜂的腹端。它們跟從舞蜂的一切動作，舞蜂的瘋狂旋動，看來就像一顆彗星，帶着一條滿是蜜蜂的彗尾。
──《舞動的蜂：蜜蜂的生命與感官》／卡爾．馮．弗里希著。
以語言這種符號系統溝通的人類，或許難以想像昆蟲如何交流。相對而言，人類的語言雖然需要語境的輔助，卻總可以隨意抽離，帶到另一處講解或覆述，而昆蟲的溝通方式，卻必然是與一時一地的環境扣連起來的。
在1953年，奧地利動物行為學家弗里希（Karl von Frisch）出版了《舞動的蜂：蜜蜂的生命與感官》（The Dancing Bees: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Senses of the Honey Bee）一書，講解自己對蜜蜂溝通機制的研究。他發現，負責採集花蜜的外勤蜂，有時會起舞，隨之帶動蜂群，其後相繼到訪特定地點採蜜。由此可見，外勤蜂的環繞舞，其實意指它發現了採集點，當中帶有某種訊息，可以指示路線，引領其他蜜蜂。透過不同的實驗設定，弗里希逐步發現環繞舞的特點，比如搜索半徑，舞蹈的長短和動作如何指出花朵的方向及距離等等，甚至顯示出蜜蜂會隨着環境改變，更動舞動路徑（在巢內會以垂直的蜂巢為基礎，在室外會以地面為基礎，也能按照太陽的位置調整角度）。
對於弗里希的發現，許多科學家都抱有疑問，甚至引起論爭。結果，這套「蜜蜂語言學」也連帶廣為流傳，影響許多生物學範疇以外的學者。論爭的其一論點，關乎弗里希所稱的這種「語言」，到底是否能夠與人類相比。顯然，這裡所指的語言，與當時的語言觀並不相同（比如索緒爾式的意符意指系統）。一方面，在我們的觀察之中，蜜蜂雖然按着某種樣式舞動，以視覺的方式呈現於我們眼前，但是蜜蜂的舞蹈往往發生於漆黑的蜂巢內，不是肉眼可見，其他蜜蜂只能透過其他方式感知，弗里希就認為它們只能按感覺和嗅覺確認舞型（後來也有研究指，蜜蜂或是透過江氏器〔Johnston’s organ〕感知磁場及聲波變化來偵測舞動的軌跡）。另一方面，我們也難以形容蜜蜂的舞蹈「裝載」了某種含意，這種語言必須落實於某個特定的環境之中，藉不同物質之間的互動關係，才能具備意義（蜜蜂與花朵之間的距離、蜜蜂之間相互感知的能力、蜂巢內的食物總量等）。換句話說，蜜蜂的舞蹈語言，其實勾勒了蜜蜂與自身、環境、自然、世界的關係，並引發了接收者其後的實踐行動，溝通不再以收與發為絕對界分，而必須取決於各者的感知及反應能力。
回過頭說，試圖以語言去界定蜜蜂的理智，將之收歸為某種可以表述的抽象符號系統，畢竟是某種人類中心的看法，之如那些強迫海豚認圖、大象繪畫、猩猩作手語的試驗及實驗，無非也是要切除動物與我們的殊異性，暗暗以人類的思考方式為尊。在蜜蜂的例子裡，所謂的語言總是一時一地的，在此以外即作別論。有說，不同品種的蜂群各有「方言」，一些動作上的細微差異，足以區分不同族群，住處相近的品種，卻也可以隨年月過去，逐步看懂另一品種的方言。顯然，這種無聲的溝通交流，與人類慣用的語言學習及翻譯截然不同，卻正好表現出蜂種之間如何在一個生態中相互扣連的實況。
Architecture
考察過蜂巢的精巧構造，見證蜂巢與其目的何其相應，卻不熱烈讚嘆的人，必然是個愚鈍之人。我們聽見，數學家已指出，蜜蜂實際上已解決了一道深奧的難題，懂得將蜂房造成適當的形狀，以最低限度的蜂蠟為築材，收容最大可能的蜂蜜。曾有人指，即使是一個熟練的工人，採取合適的工具和措施，也極難按正確的形態造出蠟製蜂房，但在一個黑暗的蜂巢裡，一群蜜蜂卻可以完美地塑形。無論你想稱之為怎樣的本能也好，蜜蜂能夠造出必要的角和面，甚至感知自己已妥善完成它們，初看確是不可思議的。
──《物種起源》／查爾斯．達爾文著
在昆蟲個體的身體特質以外，昆蟲的群體習性同樣成為了科學家討論的要點，許多人甚至把昆蟲當為「發明品庫房」，將它們處理自然的方式，嫁接到人類科技之中。昆蟲建造巢穴的方式，就被視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學習對象。
蜜蜂建造的蜂巢，對於昆蟲學家而言，成為了重要的啟發。蜜蜂懂得尋覓地方，建立底座，從上而下地建造蜂巢，並在裡面造出一個個重複的六角形蜂房，以供它們存放花粉、蜂蜜，捱過冬天，又或養育幼蟲。問題是，為何蜂房會呈六角形，並以如此精準的方式重複下去？有些昆蟲學家甚至發現，隨着季節變遷，蜜蜂甚至懂得將每個蜂房之間的距離拉長和縮短，以應付不同需要。無論是這種幾何學上的精準度，又或對物料的細緻操作，都難免令人好奇，蜜蜂是否具有智慧，更將它們視作昆蟲界的數學家和建築學家。
蜂房的六角形設計問題，或可循兩種方向解釋。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數學的方向理解。在一個三維世界中，比起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等形狀，六角形設計耗用的物料最少，容納的空間最多。在數學上，古羅馬數學家帕普斯（Pappus of Alexandria）曾經提出「蜂窩猜想」，認為六角形是把一個表面劃分成面積相等的區域的最佳方法，這個猜想的普遍證明方法，直至1999年才由美國數學家黑爾斯（Thomas C. Hales）解決。單純從外部看進蜂巢，我們或會認為，蜜蜂透過某種方法（比如基因、天性、直覺、創造主等），知曉了這種六角形的設計圖式，從而指導整個蜂巢的總體設計；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樣可以從蜜蜂親手調節蜂房的設計，以適應季節的做法，得出另一個理解。一個肥皂泡，常以完美的圓形出現在我們眼前，但它的球狀外觀並非出於某種事前規劃，而僅僅是因為肥皂泡內的分子相互影響，就會自動尋求張力最低的方案，形成球狀。換句話說，蜜蜂的蜂房形狀，不是出於某種理智的設計，而是蜜蜂為蜂蠟塑形，與群體內其他蜜蜂爭逐位置，與自身的體積相較，填充蜂蜜等過程之中，逐步得出的結果。
也許，蜂巢設計的兩種進路，正好勾勒出兩種不同的立場，側映出科學家對昆蟲建築的兩套理解。一者從外部探入，以目光觀照，將一個蜂巢拆分成多個單位，加以分析，宣稱眼前所見的六角形結構即是全部，卻難免忽視了在當中孜孜摸索的蜜蜂，或可稱作一種分析性的視光學角度；另一者則隨同蜜蜂的細小身軀，與它共同感受、體驗、塑形，與手上的材料親密接觸，建起一個暫時穩妥的住所，日後或會再作修整，這樣就稱得上一種空間的觸覺學了。唯有在後者的角度中，我們才能明白，一個環境裡的各個部分到底如何扣連，合成一個飽含生命及創意的生態。
Structure
人類具有抵受某些自然法則的力量；要知曉這種抵抗是對是錯，則是他道德上最為重要而難解的一點。不過，觀察自然的意志如何在另一個世界裡運作，實在是極其有趣的事；而在膜翅目的演化中，自然的意志體現得尤為清晰，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居民中，膜翅目的理智僅僅次於人類。〔⋯〕自然的目的，顯然是要促進種族的改善；不過，不以個體的自由、權利和快樂為代價，自然就難以成就這些改善，又或拒絕成就這些改善。一個社會越有組織，規模越大，每一個成員的個人生活就越發縮小。進步可以出現，實是因為個體為了大眾的利益，更為完整地捨棄自己。〔⋯〕不消多久，我們就會知道，那些居家的蜜蜂還需要捨棄多少事物，才能換取蜂巢的舒適和安全，換取蜂群建築上、經濟上、政治上的完美狀態。
──《蜜蜂的生活》／莫里斯．梅特林克著
「勤勞的小蜜蜂」、「勤勞的螞蟻」，這些詞句早已潛入集體意識，卻未必如其給人的印象一般天真單純。昆蟲學家的研究結果，往往也有某種意識形態貫串其中，藉以為人類提供社會模型，從昆蟲的群聚習性中，讀出超乎其內的意義，甚至對昆蟲生活的諸種面向刻意取捨，以求一套完整的說辭。
在十八、十九世紀期間，大部分的生物學家也會把自然視作某種趨向完美的機器，演化所帶來的，就是透過世代更迭而不斷完善的生命過程。觀察昆蟲，就是要把它們極盡完善的機能解拆取用。相對於人類在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諸種問題，科學家將昆蟲視作秩序的體現，從中學習如何將社會組織妥當。在這種情況下，蜜蜂、螞蟻等分級分工的特性，重複工作而看似不需休息的習性，統統被視為理性、效率的象徵，並駁入福特主義的思路：將工作拆解細分，生產、管理各司其職，以流水線的方式重複運轉，才是最具效益的工作方法。正如學者薩卡（Eugene Thacker）歸納，十九世紀的昆蟲學研究主張的，其實是中央控制、由上而下的任務分配及社會功能的模型。有什麼樣的思潮，就會推崇什麼樣的昆蟲，成為社會模型的基礎，繼而撇開其他不談。假如社會思潮並未向資本主義的路向發展，蜜蜂和螞蟻的生活或者同樣令人驚詫，卻未必會是最為人追捧的品種。
在法國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中，人們會以工蜂對蜂后的臣服關係，論說君主專制的基礎，意味大眾必須絕對忠誠。被基督教會視作異端的摩門教，第二任首領楊百翰攜同教徒到達鹽湖城，逐步建起猶他州，當時採用的徽章，就是一個在桌上倒放的蜂巢，而蜂巢上方則寫上INDUSTRY（勞作不息）一字，時至今日，蜂巢依然清晰可見。納粹黨同樣曾取用蜜蜂的生態，強調蜂群中的社會結構和秩序，並以蜜蜂的直覺解釋民族優越性，試圖解釋雅利安人的特性是其他民族無法學習的。提出這種論調的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洛倫茲，在申請入黨的信件上寫：「我可以說，我一切的科學工作，都是為納粹主義的理念服務的。」
科學研究總是難以與時代割離。渺小如蟲，其實也可以左右萬千生靈。尊重昆蟲的真實生活，回到它們在生態中如何與他者、他物共存互動，就是為了令它不致化作某某論述的話柄，不致被強加各種圖像。向昆蟲學習，必須謹慎小心，才能對自己的目光有所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