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者曾說胡遷的小說多是為了抒發情緒而寫，不具任何說教和隱喻的意義，黃麗群也曾在《大裂》推薦序直言「（胡遷的作品）不管放在那一條脈絡下，哪一種已知的模板裡，都顯得不易解釋，像塊在視野中任何位置都無法嵌合的拼圖。」說胡遷的小說不具說教尚可以理解，一個深知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計劃三十五歲就去死（實際上二十九歲就自殺辭世）的青年又怎麼會耗費多餘的筆墨勸說世界按照自己的預期運行呢？但是，如果因此說其文字不具隱喻意義，則似乎把胡遷的小說跟其他事情（例如社會、時代）完全分割開來。其實只要是對胡遷稍有理解的讀者便知道，他的文字雖然荒謬離奇，但都有着十分巧妙的隱喻，甚至可以說，這些文字的疼痛正正隱喻着整個世界的荒涼。在葛蕭撰寫的專訪文章中，當被問及《大裂》中有哪些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時，胡遷答道：「每個故事會有一個源發點是真實的，然後故事發展的情感邏輯是真實的，所有的細節是真實的。」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故事難以理解、脈絡複雜而簡單地認定這些文字不具備隱喻的作用。
〈氣槍〉便是一篇極具隱喻性的小說。小說講述了中產階級平頭男和瘦子為了體驗生活去鄉村狩獵，狩獵過程中瘦子將田野裡的女孩錯認為獵物而將之擊中。平頭男認為女孩已經沒救了，不如隨便找個地方埋了就好，而瘦子擔心自己因此成承擔法律責任，因此雖然堅持將之送往醫院，但是並沒有全速開車，直到天黑了還沒把女孩送到醫院，瘦子突然想去找女孩的家人，想弄清楚為何女孩身上除了自己的彈孔之外還有那麼多傷痕和瘀青。當他們找到女孩的大伯（斷手的殘疾人），大伯在瘦子持槍「審判」下，承認自己性侵姪女。而平頭男人卻十分氣憤瘦子的行為，認為瘦子的良心和不安是裝出來的，他之所以要為女孩討回公道也只是為了讓自己道德化，淡化自己錯手殺人的事實。可笑的是最後中年男子發現姪女並沒有死，於是讓瘦子和平頭男滾蛋。而瘦子和平頭男知道女孩沒死，也就安心回去市區了。
一、不同形式的惡
心理學現象黑羊效應（Black Sheep Effect）指出在一個群體裡面，每個人都會為了保護自己而無時無刻傷害着他人，也因此，每個人都會因為他人的自我保護而被他人傷害。但胡遷這篇小說並不是在探討這個已知的結論，而是更近一步探討不同人因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對惡做出的不同形式的包裝和演繹。故事中無論是平頭男人、瘦子還是中年男子， 都因為自己所處的位置以及立場不同，而用不同的形式向小女孩施害。
最直接的一名施害者當然是瘦子，他先是錯手開槍射中了女孩，發現女孩受傷了之後又刻意不把握好黃金救援時間（中間還有時間去供銷社買煙）。除此之外，他還陰差陽錯地將原本成功逃離中年男人魔爪的女孩再次送回中年男人手中。這些直接和間接的傷害無疑讓瘦子變成了女孩的魔鬼，但瘦子最無法原諒的遠不是這些，而是他自始至終偽裝出來的良心不安，甚至轉移話題，想要審判中年男人，企圖站在道德之高位，利用為「已死」的女孩申辯以淡化自己的罪行，讓自己變得高尚，就像平頭男人所說，「勇氣、道德、才華，全是你的」。故事結尾，當瘦子發現女孩其實並沒有死的時候，立即不再繼續追究中年男子的道德問題，可是中年男子猥褻女孩的事實並沒有因為女孩沒死而不存在，可見瘦子根本沒有關心女孩的死活，道德從頭到尾都只是中產階級為了掩飾自己的惡而高高掛起的幌子。只要過一周他就可以忘記這件事，又可以到處去演出了。
中年男人也是另一位較為直接的傷害者。在瘦子持槍逼問下，他承認了自己強姦了姪女，而且從女孩身上的瘀青來看，他應該曾對女孩施加過暴力。除此之外，在以為女孩被瘦子綁架的時候他想的不是要救人，而是用毫無人性的語氣說：「她是挺好看的，要買走嗎？我可以去跟她爹媽聊聊。」在承認了強姦自己姪女後，他說了一句「這裡的人都這樣」，如果說瘦子利用文明社會的道德掩飾自己的惡行，那麼中年男人則是利用世俗的規則（或潛規則）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同時也助紂為虐式地讓瘦子的「惡」得以延續。故事的結尾，中年男子發現了女孩其實並沒有死，於是立馬讓瘦子滾蛋，並說如果覺得良心不安就留下兩千塊。這個結尾似乎輕筆帶過，但細想卻不難發現中年男已經惡入骨髓，他先是將女孩視為洩慾的工具，而後來乾脆就將她當做一件可以隨意交換的商品了。此外，從這個結尾還可看出他其實深谙瘦子的心理，他十分清楚瘦子並非真正想要伸張正義，只要女孩沒死，瘦子發現自己沒有殺人，道不道德也就不那麼重要了，換而言之，他默許了瘦子的不道德。
至於平頭男子，應該算是三個人裡面較為扁平的角色。他從頭到尾都是一種毫不掩飾的惡。雖然他沒有直接傷害女孩，但他不停地慫恿瘦子隨便找個地方把女孩埋了，其實是在助長瘦子內心作惡的因子，變相給女孩製造傷害。與其他二人不同的是，平頭男人從頭到尾都沒有掩飾過自己的惡，甚至比起瘦子，他似乎更加熟悉這個社會運作的規則和潛規則，例如他清楚這個村子只有治雞眼的大夫，他也清楚這個村子的男人女人都去社區了，就算有人發現女孩消失了，也不會有人有精力找她；又例如他十分清楚瘦子平日的所為，也十分清楚瘦子其實根本沒有資格審判任何人。可以說平頭男子是頭腦最清晰、最不掩飾惡的人。
在這小說裡四個角色當中，究竟哪一個角色更接近胡遷本人呢？胡遷有筆可以寫小說（還有詩）、可以拍電影，儘管拍得不順利，但至少擁有傾吐的途徑，絕不是那個失去話語權的小女孩。另外他十分清楚自己惡心社會中同樣惡心的個體，因此也不是那個偽善的瘦子，更不是那個猥褻的大伯。筆者認為最接近胡遷本人的是站在偽善者（瘦子）身旁的、不斷直言揭穿偽善者真實想法的平頭男。小說中還有一處細節，平頭男子原本是愛着瘦子的，直到他發現瘦子審判中年男子是為了論證自己拯救了女孩，他才憤怒地罵道：「你得聽，我不愛你了，你太惡心了。」平頭男和瘦子的關係何嘗不是在隱喻着胡遷自己與這個「文明」社會的關係呢──縱使世界待胡遷千般不好，他也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愛着世界，直到發現世界的偽善和惡心，想愛也不再有力氣去愛了。
二、施害者與受害者的階級關係
當被問道認為自己哪一篇小說最適合改編成電影時，胡遷答是〈氣槍〉。的確，無論是情節的密度、場景設置還是對現實的指涉，這篇小說都讓筆者聯想到寧浩導演的《無人區》，一部因為畫面過於血腥而刪改四年才正式上映的電影。不同的是，《無人區》只是對單純人性的探討，把劇情設定在人跡罕至的中國西部，詣在盡可能挖掘在極端環境下，個人為了保護自己而不惜傷害他人的惡的可能（只可惜為了通過廣電的審核，寧浩最後不得不為妓女［余男飾］安排一個快慰人心的結局）。相較之下，〈氣槍〉在探討人性之惡的基礎上又隱約暗示了階級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後，在鄧小平「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的主張下的確有一部分人先富有起來，但似乎離「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還有很大的距離。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過，經過依舊意思年至1945年的經濟動蕩，歐洲（乃至全世界）都開始興起「世襲資本主義」的概念，並在二十一世紀蓬勃發展。簡而言之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除了一些重點發展城市，許多地區仍未改善生活，且隨着1990年代經濟改革的加速而更為更加嚴重。關於階級，胡遷在蕭葛的訪問中曾說過：「幾十年前沒有階級差異，現在的青年在踏進大學校門的那一天就感知到一個巨大的東西了，幾十年前都騎自行車的時代有這個東西嗎？」他敏銳地感覺到了當代中國不同階層之間因社會地位之不同而導致的緊張，甚至變成對立的關係，這樣的對立關係或許不是有意為之，但只要你處在某一階級，你的行為便有機會給其他階級的人造成傷害。
胡遷為〈氣槍〉的角色劃分成為兩層階級，一層是生活優越、屬於中產階級的瘦子和平頭男，另一層則是生活質素嚴重滯後的中年男人和女孩。胡遷在這篇小說中對中產階級生活的描寫大概用平頭男對瘦子的一段斥責便可以展露無遺：「你就是過得太好了，演出又多，一大班人圍着你，藥都吃膩了……」這樣的生活正如廖梅璇在〈後來，只有他還不習慣這個世界──讀胡波（即胡遷）《大裂》〉中所寫：「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積累成形的中產階級，生活無虞，卻無能改變周遭環境現狀，精神無所依託，如死水靜滯生腐。」可是，同一個中國，女孩生活的農村竟然連最基本的醫院都沒有，中年男人連後備箱是甚麼都不知道，村子裡的男人女人都必須去市區就業才能保證生活，小說中還有一處描寫女孩的臥室：「那裡擺着一張骯髒的床……牆壁上有抓痕，還有各種暗色的痕跡」，其落後可想而知。最難以置信的是，生命在這裡竟毫無底線地低賤，無論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甚麼傷害，都可以轉化為廉價的交易。
胡遷在小說的開頭便設置一個十分巧妙的階級衝突，「精神無所依託」、生活「如死水靜滯生腐」的瘦子和平頭男為了消遣時間而一時興起的狩獵活動卻給小女孩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傷害，並因此想要以文明社會的道德來評價和衡量未開化的農村。中產在狩獵過程中傷害了底層，這實在是對當今中國的一個極為尖銳的隱喻。
三、施害者之間的道德遊戲
整個故事雖然有四個人物，但當中的互動和對話似乎只發生在三個人（瘦子、平頭男和中年男人）之間。在這個由身份地位決定話語權的世界，真正被傷害的小女孩卻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作為真正的受害者卻擁有最少的「戲份」，任人隨意擺佈。最諷刺的是最後還點破其實她還活着，一個活着的人竟然與死人無異，無法為自己受過的傷做任何申辯和抗議。因此〈氣槍〉只是一場發生在施害者之間的道德遊戲。
在他們三個人的互動中，其角色不斷進行轉換，優越感也在他們之間不斷位移，他們對彼此的態度也在不停地轉變着。例如瘦子在「害怕—偽善—釋然」的過程當中，他對平頭男和中年男人也從一開始的厭惡變成後來的害怕， 再到最後的互不打擾。相反，中年男人對瘦子的態度一開始是害怕，擔心他因自己強姦女孩的行為而被瘦子「判決」，但當他發現女孩其實沒死，馬上叫瘦子滾蛋，自己儼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從頭到尾，除了平頭男自始至終都處於較為旁觀的姿態外，優越感似乎不斷地在瘦子和中年男人之間轉換──而救人從來都不是重點。但是，作為作者化身的平頭男除了謾罵和抱怨之外，不曾做出任何反抗，這其實也是作者一個十分無奈的自我嘲諷──一方面深知這個社會的污濁，另一方面，自己卻又屬於污濁的一部分，並且隨着與惡的長時間共處，自己已不會主動去做出多麼激烈的反抗，就像廖梅璇所說：「即便一開始因接觸真實而感到痛楚，久了總會找個舒服的姿勢，學習適應這世界，賴活下去。」（語出〈後來，只有他還不習慣這個世界──讀胡波（遷）《大裂》〉）
在這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產階級與底層階級之間的強烈的衝突，而且，無論哪個階級，人們都充斥着惡的行為，區別只在於惡的行為的具體表現不同。在不同階級的惡的角力中，真正的受害者卻始終不具有話語權，沒有能力為受傷害的自己，做任何辯論。
2020年8月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