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載《字花》第63期（香港：水煮魚文化製作公司，2016），16–19。
創意寫作教育在外國已發展得相當成熟，而香港大專院校在近年相繼開辦創意寫作學位課程的同時，卻有大學將課程黯然結束，這個尷尬局面雖然在重視「市場價值」的香港出現是意料中事，但過去數十年，大專院校的創意寫作教育無疑為香港文學的發展擔當了一個重要角色。一些在大學執教多年的前輩寫作人，如王良和、也斯、陳寶珍、胡燕青、杜家祁、樊善標、羅貴祥等，他們的學生不少是現在相當活躍的作者，當中同樣以創作教育為志業的亦大有人在，由此可見學院教育的卓越成果。然而既和創意有關，我們嘗試向讀者展示民間精彩紛呈的教學實驗，或者這些經驗亦可和學院相對照，反映寫作本身，富有活力而令人驚喜的一面──由文化沙龍到社區學院，由在校到外展，由技藝到遊戲，走出大學課堂之外，創意寫作教育還有哪些可能性？
創意寫作教育在香港並不是新事情，我們甚至可以由1969年創立的「創建實驗學院」講起。創建實驗學院氣氛相當自由，戴天、古蒼梧所主持的「詩作坊」，是民間第一次以工作坊形式教授創作的嘗試。[1] 「作坊」一詞源於宋代，而詩作坊沿用這個名字，不難看出他們對創作教育的理念，[2] 與其說強調「技術傳授」，不如說更着重「實踐」和「同儕交流」，其課程設計也充份反映出這種構想。戴天參照美國艾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的方式，將詩作坊的課程分為閱讀和創作兩部分，導師向學員引介不同風格的現代詩以外，亦會擔任學員的寫作同伴，閱讀、討論彼此的作品，交流創作心得。雖說是「學院」，但導師和學員的地位平等，並不是「師徒」的關係，導師鼓勵學員探索不同的可能性，「不要以我為師，走出自己的路，尋找自己的聲音」，[3] 所以從詩作坊畢業後，學員沒有明顯的依循套路，反而發展出自己的創作路向。
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後來便成為民間創作課的楷模，當時的學員關夢南1992年起便以此形式，與不同機構合辦同類型詩作坊。[4] 由於文學創作未被當時社會所重視，資源相當有限，寫作班形式多是以成人為對象的興趣小組，而要到九十年代才稍為系統化。香港藝術中心課程部在九十年代開辦詩作坊，任教的先後有王良和、陳智德和杜家祁，而學員多為剛踏入社會的文學愛好者，他們在創作課上共同學習、互相砥礪，自然而然地凝聚了一定的文學群體。如今看來，創作課和文社、文藝刊物的生成也隱隱然有所關聯，例如催生了「零點詩社」（1995）、「呼吸詩社」（1996）和「我們詩社」（1996）等。詩作坊的形式取得一定的成效後，加上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寫作坊開始由詩歌發展到其他文類，受眾亦由成年人拓闊到中小學生。
上文提及到香港藝術中心課程部的創作課程，或者能夠提供「詩作坊」以外的參照。九十年代中期，也斯在藝術中心開辦了幾個創作課程，涵蓋不同的寫作範疇，教育理念上和詩作坊大體類似，着重開放的閱讀和自由創作，但加強了文化層面的反思，[5] 課程分拆得更為專門，有結合文化研究的跨際意識。[6] 1996年的「從寫作到編排」課程則較為「純粹」（也斯語），相對減少了評論的比重而向創作靠攏，也加入了編輯訓練的部分。和「詩作坊」最大的分別是，課程設計相當具體，每節有特定課題，並非由參與的導師和學員的作品來帶動討論。十節課當中，由於不聚焦於單一文體，故以啟發學員思考日常經驗為主，如自我探尋、觀察他人、感受地方和自身的關係等，亦特別強調跨界對話，如文字與視覺藝術、書信體裁的文學與藝術等。雖也會接觸書評和編輯，但仍以思考為主而非技術操練（相關的課堂活動是討論批評和編輯的態度）。擔任導師的除了也斯，還有杜家祁、樊善標和黃淑嫻，當時幾位都在不同的大學內任教，也是文學群體的活躍分子，創作教育的理念和經驗，便影響了千禧年代的青年作者。
踏入千禧後，香港政府實施教育改革，中學推行新課程，校內評核增加了創作的比例，也是將創意寫作教育引入中學的契機。不少中學開設寫作坊，邀請詩人、作家任教，甚或擔任駐校作家，在常規課程以外，向學生分享創作經驗。上文提到的詩作坊和創作課導師，也將啟發創意、書寫自我的課程移師中學，開展教科書以外的文學視野。2000年董啟章創辦的「果占包創意寫作坊」便明顯是「課程以外的課程」，課程設計和應試教育毫不呼應。董啟章曾擔任香港藝術中心課程部的導師，在大學也有教授創意寫作，而本身亦具備豐富的小說寫作經驗。其課程擺明車馬，以「獨立於正規課程（尤其是考試制度）」為宗旨，課程設計實驗性強，以經典文學作品為主導，延伸成寫作活動。課節如以卡夫卡〈變形記〉扣連多角度描寫、西西《浮城誌異》扣連圖象書寫、卡爾維諾扣連「時間零」、也斯〈給苦瓜的頌詩〉由詠物寫自身等等。面向中學生的創意寫作課程在活動編排上明顯加強了趣味性，也盡量將艱澀的文學理論或概念以實例說得簡單易明。
如果說以成年人為對象的詩作坊和寫作課程能自然凝聚文學群體，或者在中學裡是難以見到成效的──學員能在當時的報章刊物上持續發表（如《星島日報》的「文藝氣象」，《文學世紀》、《秋螢》等等）、籌辦刊物，組織發表平台（如《呼吸詩刊》、《我們詩刊》），或與同儕合資出版結集，成為真正能夠「畢業」的寫作者或文藝愛好者，但無法獨立運用資源的中學生，要得出如此卓然的成績，除了繞過學校自己向刊物投稿，就只有參加文學獎一途；而缺少創作同儕，在課程結束後持續寫作、切磋，也令學生難以維持寫作的動力。然而中學寫作坊在培養文學讀者上卻相當成功，對發掘文學人口、以及未來文學群體的生成，其影響之深尚是未知之數。
不以學校為單位，而以興趣聚集愛好創作的青年；自由報名，而不是學校強制參加的「跨校創作坊」和民間學院，似乎是折衷而相對有效的方式。《字花》和何鴻毅基金在2009年合辦「筆可能創意寫作課程」，開放予全港中學生自由報讀，不分學校而以年級分成初階、高階班，讓學員在學校以外找到寫作同伴，明顯是受到早期民間課程的啟發。內容設計有藝術中心寫作課程的影子，共十三課節，保留了閱讀、寫作和文化的部份，但因應學生的年級而調整，採取了較為平易富趣味的表達形式。和其他創作課的分別在於，身兼年青作者和雜誌編輯的課程設計者，在教學活動中構思了大量的寫作遊戲，課堂的嚴肅氣氛亦變得輕鬆跳脫。閱讀的篇章不再限於文學作品，而觸及到其他媒介；[7] 而安排遊戲的同時也不乏開發想像力的寫作練習。[8] 值得一提的還有外展活動的設計，教學空間由課室延伸到社區（尤其是舊社區[9]），以創作重新建立學員和身處城市的共生關係，除了課堂上的經驗傳遞，重視的還有日常生活細節的再發現。學員完成課程後有雜誌出版的別冊《筆尖》作為課程的發表平台，也類近於詩作坊的配套。「筆可能」於2013年後停辦，中學學制也經歷「三三四」改制，取消高考後設立DSE、中學劃一為六年學制，中學的學習壓力和緊張的常規課程編排，使校內的創作坊和跨校的寫作課程，都失卻了實踐的空間（尤以課節較多的跨校課程為甚）。
香港創意寫作教育的發展，除了學位課程和寫作坊，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如文社、文學營和駐校作家計劃等。本文礙於資料和篇幅所限，只能就寫作坊一脈作簡單的整理。
（本文的完成有賴以下多位師友的協助：關夢南、陳志華、陳麗娟、黃茂林、劉偉成、徐焯賢、謝雪浩、杜家祁、盧勁馳、沐羽、黃鈺瑩、黃俊文、黃裕邦、麥樹堅、李日康、羅貴祥，謹此致謝。）
注釋
[1] 「被邀請作演講的有金炳興、溫健騮、李天命、馬覺、蔡炎培等外 ，還有西西、羊城（楊熾均），而詩作坊的學員有李國威、關淮遠、鍾玲玲、癌石（張國毅）、陳國權等，經常出席的大約有十人左右，後期加入的有關夢南、李家昇和麥繼安等，另外常來旁聽的還有劉天賜、黃子程、關永圻等，總共差不多二、三十人。」見杜家祁：〈現代主義、明朗化與國族認同──香港六十年代「創建學院詩作坊」的詩人與詩風〉，載《文學論衡》第18–19期（香港：2011年6月）。
[2] 關夢南：「我自1992年起開始舉辦新詩創作坊，在此之前除了1969年那次外（按：即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沒有人稱呼這種活動為寫作坊。這個名稱由戴天當時的朋友包錯石所起，因為覺得這種學習方或跟宋朝的『作坊』很相似。」見郭詩詠、陳子謙、高俊傑編：《樹下栽花──寫作教育經驗談》（香港：水煮魚文化製作、何鴻毅家族基金，2011），68。
[3] 同注1。
[4] 第一屆詩作坊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辦；後來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更名「中學生文藝創作坊」，是「青年創作坊」的前身；香港藝術中心課程部及牛棚書院，都先後舉辦過詩作坊。
[5] 也斯：「我覺得寫作是可以教的，但最好不要拘泥刻板、墨守成規，要有相對的自由、不拘束的氣氛，要有較長的時間和耐性，讓創作逐步培養成熟。〔……〕當時有感於報上的專欄趨向濫情、文化版的報導流於片面，也就想在創作之餘，同時理解文化。希望學員執筆為文，能抒發感情，也能分辨道理。」見〈從寫作到編排（代序）〉，梁秉鈞、樊善標、杜家祁、黃淑嫻合編：《寫作班》（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出版，1997），無頁碼。
[6] 科目包括「用文字和影象探索香港」、「香港：文字工作坊」、「香港文化：理論與實踐」、「香港文化：創作與文字評論」等等。
[7] 如在以空間為主題的教節「自己的房間」內，教材包括文學作品（鄧小樺〈斗室〉、韓麗珠〈衣櫥〉）、繪本（高木直子《一個人住第五年》、麥嘜《三隻小豬》）及電影（《I am Legend》、《原罪犯》）。
[8] 以2009年的高階課程為例，涵蓋的文化課題包括自我探尋、性別觀念、權力關係、城市發展等，而文學課題則兼顧人物塑造、敘述語言、情節構想等方面。
[9] 以筆者任教的2009、2010年初階寫作課程為例，當時的外展目的地，是納入了社區重建項目的石峽尾南山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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