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第十八期「災難應變手冊」】香港的災難敘事影像以風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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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第十八期「災難應變手冊」】香港的災難敘事影像以風災為例

引言

撇除種種人為災害,香港最大型的自然災害就是每年數次的熱帶氣旋及颱風。人們安在家中避災時,電視、電台和網絡也會每分每秒在更新香港風災的資訊,從屏幕可見,電視台記者如何全身濕透、路人如何被強風中的垃圾筒撞倒、網絡如何討論李氏力場的失效……颱風遠離香港後,《返工》大電影又會正式上映。我們回憶起香港風災的種種片段,有賴各類影像媒體的記錄與探討,「災難事件」漸漸被新媒體時代的社會溝通機制重組、利用影像事件化,激發出香港共同體的敘事意識,尤其在2018年山竹襲港最為突出。

 

何謂災難敘事

自電視台新聞報導盛行以來,許多社會事件都容易以影像的方式被我們記在腦海之中,環境傳播學者 Kevin DeLuca(1999)稱之為「影像事件」(image events),大眾傳播利用影像捕捉片段時,更傾向以戲劇化的視覺影像去報導災難事件。文化人類學家 Victor Turner(1966)曾提出社會戲劇(social drama)的概念,強調社會事件的「劇」與「儀式」的共同出現,滿足人們建構「共同感社群需求」,即社群在面對偶發、非常態狀況如災難時,便會經歷「斷裂」(breach)、「危機」(crisis)、「修正行動」(redressive action)、再整合(reintegration)的四階段劇碼歷程,對應着災難預告、發生過程、救災情況與事件回顧及整合。媒體中的災難再現,建構了災難的意義圖像,有如電影的三幕劇(three-act structure),從觸發事件(inciting action)、發展(development)、衝突(confrontation)到解決(resolution),創造了觀眾的集體記憶事件。

 

颱風報導影像的轉變:從電視台到社交媒體

在2018年以前,香港影像媒體對於風災的記錄與建構,一直被電視台新聞報導所壟斷。在風災發生時,新聞台記者在街道上捕捉影像,第一身報導風災下的見聞,為躲在家中的觀眾提供在場的即時性資訊。電視台整合風災數據與各政府部門消息後,以「防災安全」作為首要目標為觀眾提供新聞(雖然偶有娛樂性質較重如記者被風吹倒的畫面,但仍然呼籲安全要緊),集中報導颱風來襲時的意外事件與連續情況。另外,新聞也會拍攝災後影像,以採訪和各種救災工作跟進的片段,重新檢視風災的前因後果。這些新聞內容具有框架作用(framing),經過電視台作為守門人(gatekeeper)篩選過的風災內容,成為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的重要部分。這種災難影像盡量維持客觀中性,資訊性質較重,災後劇碼亦自然指向積極的消化方向。

然而,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整個災難影像敘事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山竹作為香港三十五年來最強的颱風,造成大規模的塌樹、嚴重水浸、交通癱瘓等嚴重事故,政府更被斥責防災與應對措施不足。這般嚴重的風災,在社交媒體的普及下,新聞影像不再只由電視台進行報導,大量個人及網上媒體對風災的記錄,透過Facebook、Instagram 和Youtube 等平台,漸漸取代電視作為主流影像媒體,徹底改變了香港災難敘事的生態。

社交媒體作為點對點的個人傳播渠道,容許人在極短時間內大量交流訊息,尤其面對突發事故如風災時,作為電視台和電台以外的備援頻道(backchannel)。公眾上載颱風的記錄影像並交換訊息,共同查證各種流言的可信度,利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擴大對風災事發過程的監察與散播消息的方法,又可作為集體監看(gatewatching)的機制,確保災難資訊的即時性與真確性,這種分散式操作與電視台新聞影像的守門機制(gatekeeping)完全相反。

當時最受歡迎的網路媒體如100毛、CapTV等更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即時「報導」網民在風災時的影像,速度甚至優於電視台的即時新聞,加上高登、連登等網上討論區的大量討論和轉載,任何市民都是傳播媒介,可以隨時修正災難的故事,促成新型態的公民參與。而社交媒體在社會戲劇上的實踐,將重心由傳統電視台等主流媒體轉化為個人的展演,那時無論在 Facebook 還是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都充滿了由個人觀點出發的颱風影像記錄,每個參與者既是在場的報導者,亦是災難戲劇中的演員,向半私密的社交群體分享感受與見聞。

 

全民「山竹」記

山竹吹襲香港後,香港電台《鏗鏘集》推出的紀錄片〈全民「山竹」記〉,更顛覆時事探討紀錄片對災難的處理方法。〈全民「山竹」記〉完全採用市民拍攝的手機片段,觀察山竹吹襲香港時的整個歷程,從預備防災、颱風正面吹襲、到災後處理及復工復課,部分市民甚至擔任類似記者的角色,身處鏡頭面前報導所見所聞。《鏗鏘集》只負責剪接,並配上少量旁白與字幕,紀錄片的敘事者以市民為主軸,可說是一部集體創作紀錄片。畫面看見的不再是純粹記者採訪路人、狂風暴雨時的遠攝鏡頭,更多是有關市民處理颱風的日常,例如尋找室內車位泊車、農民如何收妥農作物、家庭如何在颱風天煮食及打發時間、小朋友怎樣看待颱風、復工復課的港鐵何等擠迫混亂。

這種敘事角度常在社交媒體出現,但《鏗鏘集》將其帶到電視廣播的媒介,無疑是突破性的敘事實驗。從前的災難影像多存在疏離的感覺,引導觀眾採取客觀的角度審視防災資訊與評價;而〈全民「山竹」記〉把平日電視前的觀眾帶入紀錄片,化身為敘述者一角,本身作為災難中的行動實踐者亦被強化為呈現敘事的成員。災難影像的敘事不再局限於客觀、疏離的觀感,而是跨越到個人層面的自我觀察與檢視。前述「社會戲劇」的劇碼不再由電視台展現,而是由普羅市民展示面對偶發、不可預知的情況時的第一身感受。〈全民「山竹」記〉備受讚賞,在於它直接取材於大眾的視點,面對災難事件時強化市民的集體記憶,更能創造出情感上互相依賴、認同的認知。

 

《返工》大電影:災難娛樂化

颱風山竹來襲翌日,香港四處都有塌樹和水浸的情況。在港鐵等大眾運輸未能恢復正常服務之際,港府卻沒有宣布停工,一眾打工仔只好如常上班,令多個車站塞滿人潮。在較多塌樹的郊區,市民甚至要自己動手清理塌樹,返工的毅力遠超想像。在社交媒體大量轉載的返工苦況,被二次創作成為《返工》大電影,一連串海報、宣傳片段應運而生,整合成一部根本不存在的電影。藝人森美更在《早霸王》的節目上為《返工》的宣傳片段配上幾可亂真的旁白,而網上討論區更出現許多歌曲改編等,全都在嘲諷自己身為香港人,打風也要排除萬難返工的慘況。

大量湧現的二創影像把山竹颱風的災後想像推到極為娛樂化的地步。傳統的災後影像多為新聞紀錄片的事後探討,聚焦災後修復、政府應對措施與評估成效等內容。可是,《返工》的浪潮和反應將其淹沒,市民將災後返工的種種負面情緒投放至娛樂影像上消化,作為某種大結局的情節,帶有一定淨化宣洩(catharsis)作用。《返工》成為了香港人在颱風下生活情境的高潮表現,串連的不只是傳統的新聞報導影像,更多的是在社交媒體上載的個人影像,當中具有富戲劇性、不尋常和例外的行為。災難娛樂化為市民的情緒提供另類出口,也令我們必須反思社交媒體和二創文化如何衝擊災難敘事。

 

颱風作為香港電影情節

雖然《返工》大電影純屬虛構,可是颱風作為香港主要災害,早已成為各年代的集體回憶,從香港各年代的電視電影中可窺看不少痕跡。在六十年代末上映的《紫色風雨夜》,是較早期描寫颱風吹襲的香港電影,木屋門窗的拍擊、天花漏水化為浪漫的愛情橋段;在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台的《獅子山下》系列已描寫颱風下,公屋家庭如何吃午餐肉、開罐頭渡過「假期」;八十年代的《富貴黃金屋》有肥姐以喜劇表現香港人在颱風天的生活;而近年的《歲月神偷》更重現六十年代溫黛襲港的情節,一家人在颱風吹襲下力保鞋檔的天花,展現出當時低下階層「香港人最緊要保住個頂」、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雖然颱風未必是情節的亮點,但這些影像被歸入香港跨年代的災難敘事當中,成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維繫香港人共同體的見證。

 

更嚴峻的災難風險管理

災難風險管理除了一般認知的防災資訊與教育、災後復修與補償外,亦包括災難的流言處理、資訊流通的程度與各救災部門的協調。自電視台媒體成為主流的災難敘事以來,影像對於防災與治災的地位日益增強,如何拍攝、報導和紀錄災難已成為國際政治議題。電視台的守門機制,仍然讓政府有效提供恰切的資訊作大眾傳播,可是網路媒體的崛起,更令管治者措手不及,網路已成為新時代災難管理的首要問題。影像資訊大量而快速傳播,雖然網路有自行監察真偽的自我修正機制,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生成也使網路社群自行生產與監控各類災難信息,更容易衍生出豐富的娛樂性影像如迷因(memes),管治者要有效控制災難資訊的流動十分困難。

何況,影像比文字資訊更具傳染力,從《返工》一事可觀察市民雖以自嘲心態看災後困境,但不少聲音將矛頭指向政府的應變與救災工作嚴重落後,市民甚至利用社交媒體自行發起救災工作,如清理路面塌樹、指揮路面交通等,迫使政府面對災後管理改革的聲音。《返工》與社交媒體的召集,成功促進市民的實際行動與救災的集體參與,眾人拍下的救災影像也鞏固了香港人共同體的身份,凸顯了對政府災後工作無能的批評。

 

災難共同體與集體回憶

災難所激發的危機感令在地的各類社群團結起來,激發集體認同,共同面對當前的困難。而媒體在災難敘事上更強化觀眾的集體認知,觀眾更覺與身邊的人都是共同體。即使香港不同群體各有政治主張,在面對颱風這類災難時,亦會認同身為香港人需要一起防災救災的理念。多元的影像也喚起了作為共同體一分子的情感與行動,甚至具有共同想像的特性,想像一部屬於香港人的《返工》大電影,迎合香港人的「共同社群需求」而產生出一連串的敘事行動劇碼。

山竹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記憶節點,當中具戲劇化的情節定型了香港人的身份與價值觀。山竹颱風固然成為了這一代香港人共同體的集體回憶,其文化與社會傳承的價值,由各種影像媒體構成災難敘事,進一步與文字和其他載體形成更宏大的公共敘事,向往後各年代的香港人留下面對災難的共同想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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