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疫，一片愁雲慘霧之際，拉圖（Bruno Latour）卻不無樂觀指出危中之機：起碼，世界可以預演應對將來氣候變化的大劫。疫症、蝗蟲、颱風、山火……不過是初階試煉，與其強調2019凶年，不妨視之為「災難紀」元年。想洞悉新紀元的時代精神，或者要問道於以意外理論著稱的另一位法國哲學家維希留（Paul Virilio）。
「進步背面即為災難。」──維希留2002年所辦的展覽《未知之數》（Unknown Quantity）援引鄂蘭（Hannah Arendt）警句為開場白，訊息明顯：展上照片與藝術品所表現的各種意外──自然意外、工業意外、環境污染、交通意外、蓄意意外──其實並非意外，或說「意外」本身就內置於每一項技術發展之中，實體出錯的機會先驗於實體存在。偶然純屬假象，終將不敵經驗。「科技力量充斥災難預告。」疫症最原始的起源不就是採用馴養技術的等價交換嗎？自新石器時代人類大量畜牧，各類動物史無前例共處農莊，造成世上第一波大規模病原體交叉感染，諸如天花、麻疹、霍亂等最具殺傷力的傳染病盡皆起源於近一萬年，絕對是「文明效應」的副作用。用維希留的比喻：發明火車的同時亦發明了火車出軌；開發出八百座的空中巴士，等於製造八百個潛在空難死者。
所以九一一恐襲屬於「蓄意意外」（deliberate accident）之列。正如德希達在訪談集《恐怖時代的哲學》（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指出，九一一是一場自體免疫危機（autoimmunitary crisis）──防禦機制失控自我攻擊：蓋達組織由中情局出資扶植，意在阿富汗戰爭中反擊蘇聯，結果尾大不掉，釀成雙重自殺──美國一手培訓殺死美國人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佔用美國資源（例如飛機），在本土內部發動襲擊，精心炮製震撼景觀，經由當地媒體散播恐懼，整場計劃參照美式視覺文化度身訂造，將暴行包裝為一次未經許可的街頭表演，有人驚愕，有人驚喜。自體免疫效應越壓抑越反彈，反恐戰爭招致更多恐怖分子，兵禍未休的伊拉克戰爭便是最好的印證。
如果說進步與災難一體兩面，亦即進步越大，災難越大。按照維希留的理解，災難有其歷史階段：過往的意外發生於一時一地──例如火車出軌──影響僅限本土；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則改變了玩法，災難不再受制於空間（烏克蘭），而是遵循時間邏輯（輻射雲以風速擴散歐洲）。現代化即是加速化，人類歷史由「人速」（運動場／homodrome）變「馬速」（hippodrome／賽馬場）再過渡至「械速」（單車場／vélodrome）及「車速」（賽車場／autodrome），最終達至「電速」（視像競賽／vidéodrome），世界被速度壓縮得僅餘「當下」，人類無處容身之餘，災難亦以相應速度越級進化，譬如2010年金融界的「閃電崩盤」（Flash Crash）就可歸咎於高頻交易程式的連鎖效應，短時間內造成牽涉上萬億美元的股市衝擊。「速度為意外提供意外。」當電腦以人類無法掌握甚至理解的速度運作，衍生災難在時空上也就不再受控──「總災難」（integral accident）誕生了。
除了預告全球經濟將會崩潰，維希留2005年著作《原初意外》（The Original Accident）亦有其他誡言：「由伽利略時代的威尼斯軍械庫到後冷戰時期的秘密實驗室，乃至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曼克頓計劃，科學已經變成大型意外的火藥庫甚至大型災難工廠，準備好釀成狂熱恐怖主義的大禍。」維希留另一個例子是2008年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實驗，實驗之前就有一班物理學家警告，粒子加速對撞有可能產生黑洞並逐步吞噬地球，起訴機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生存權。地球今日固然安在，但亦反映現代意外的代價已高到人類負擔不起。想想福島核災。想想墨西哥灣漏油事故。維希留曾半開玩笑表示世界太小容納不下進步，或者要有三個、五個世界，才夠位置讓進步大車奔馳。
備用星球遠在光年之外，人類要自救唯有減速。累積與加速是資本主義的雙引擎，將危機視為周期性而非偶然性存在，凱恩斯的洞見依然深具啟發；問題癥結不在進步本身而在進步論：重覆進步的強迫症。要放慢時間就要馴服資本巨獸，暫停時間就是革命。維希留又提倡成立「意外博物館」（Museum of the Accident），旨在刺激思考而非恐嚇，個展《未知之數》即是一次嘗試。將意外納入理論，不再僅僅視作誤差，如此思維大概不能剔盡未知之數，但起碼能減少未知之數。反省之餘，最重要仍然是反抗：反抗不等於拒絕變化，而是拒絕同謀。「進步是默許的犧牲。」（Le progrès est un sacrifice consenti.）踏入災難紀，犧牲者或許是時候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