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天你聽說住隔壁的鄰居失蹤了，警察到處調查過，沒有血跡也沒有掙扎痕跡，沒有遺書，當然也沒聽說過他有任何尋死跡象，聽說他那天早上還剛跟未婚妻決定去旅行呢。毫無頭緒，一切只能以警察的束手無策告終。只是，在事過境遷過了三十年後，忽然你在電視上看到新聞，有人看了一部北韓拍的電影，裡頭，那失蹤的鄰居在裡飾演一個日本鬼子，他手上拿着的一個網球袋，卻是另一名失蹤小學生曾經擁有的，還有一些衣物，一些小道具，全都指向了這幾十年間，一直都有人被秘密擄去北韓……
法國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擅寫生命中一個創傷性的轉折點，一個事件，它會突然發生，絲毫不給人任何前因後果與準備功夫，它一下襲來，就給人終生難忘的印象。在先前一篇《長崎》的書評裡，菲耶就寫了一個日本男子發覺自己的家居然長期被一個無業女子寄居，此後他的生活頓時失重，「我再也無法有在自己家的感覺。」今次在這篇文章，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另一本書《日人之蝕》（Éclipses japonaises）裡，一些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過後，驟然粉碎的生活還能怎樣繼續。
這些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神秘失蹤案集中發生於七○年代，在日本各個城市的海邊，某些落單或夫妻母女等，一夕之間消失了。菲耶在2000年初在擔任記者時，讀到了關於這些失蹤人口的報導，「有些日本人被拘禁在北韓將近二十五年，剛被允許回到他們的祖國。此外新聞中亦提及幾名美國逃兵，越過邊界到北韓，留在那個國家生活。」《日人之蝕》就是一本書寫這些人物的小說。之所以選擇小說形式而非報導文學，相信主要的原因還是，根本無法找回那些失蹤的人了。他們被綁去北韓做甚麼，甚麼時候死去，接觸過甚麼人，除了當事人與矢口否認的北韓政府外無人知曉。而在小說裡，菲耶也為這些在北韓生存過的人換個名字，因為他的書寫策略並不為再現真實，而是主力呈現那種在幾秒內失去一切的臨場感。在突如其來的事件後，以《長崎》的話語來說，這些人很快就要被那個國家稀釋，無影無蹤。
被歷史瘋狂浪濤捲走的普通人們
小說以一種多線記敘法開始，由於被綁架的人數眾多，而沒有資料的人也佔據多數，因此菲耶也只能集中描寫數個：某個十三歲的女生打完羽毛球回家，在小巷裡被擄走；某對母女在烈日當空下，被幾個人用布條封嘴再塞進麻包袋；某對訂婚的男女只遺下一輛汽車和相機，在海邊不知所蹤。還有更多下落不明的男女，菲耶寫道，這樣的故事就像尼羅河，起點不只一個，而那所有的源頭，衍流出許多溪流，注入敘事的主幹，匯成大河。而這些故事裡，也不只非自願前往北韓的人，有一名在南北韓邊界當兵的美國人，因害怕自己會被調往越南送死，甘願自行前往北韓投降。他再離開時，已是三十八年後。
小說起初的這個段落如同索引，在後來的閱讀時由於人物的交錯出場，三不五時就會回來這些多線記敘的綁架案件裡確認，這人是怎樣被綁的，那時她手上拿着甚麼，身邊又有甚麼人。只是，每次回來重讀這幾頁時都會有不同滋味，那些還在過着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們渾然不知，幾小時後他們就會坐上非法船隻被運到北韓，強迫進行各種各樣的任務。這些人的形狀被極權蹂躪得難以辨認，且毫無逃生的可能，菲耶寫道，二十世紀悲劇的受害者通常都是單純的人們，而在這齣荒誕的悲劇中，他想要追蹤的正是這些單純的人。《日人之蝕》這部小說講的是被歷史瘋狂浪濤捲走的普通人，這些人有些還能活着，回到日本講出自己的故事，卻有更多直接步入歷史的裂縫裡。
至於這些人是怎樣被發現的呢？畢竟一部北韓電影其實也不能證明甚麼，只要矢口否認也沒人能說那個日本人真的是被綁架過去的。這裡，菲耶就引述了一個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在《日人之蝕》的多線記敘裡有一名在日文程度上有傑出表現的北韓高材生，是以軍方安排她訓練各種殺人技巧及精進日語，從發音到口語化書寫能力等都必須練到完美，其後就出境偽裝成日本人執行秘密任務。在1987年，這名特務放置炸彈炸毀了一架南韓客機後被捕，在審問期間，她招供了北韓特工曾被日本人教過如何偽裝，而那名日本人，就是當年在海邊被擄走的其中之一。
《日人之蝕》雖然使用複雜的多線記敘法，但菲耶的寫作技術使得各角色的故事鮮明，避免了混淆得無法辨認的難題。被擄時只有十三歲的小女孩負責指導北韓特工的日語，青年時期被擄的女生與一美國逃兵結婚，研究碰上瓶頸的考古學者被擄去飾演電影中的日本鬼子等等，菲耶都以獨立篇幅來處理，描寫他們被強迫着學習韓文，背誦「主體思想」，每天被嚴密監控，一刻不得鬆懈。所有事情都依着混亂交纏卻又底蘊相同的恐怖敘事開啟：「那裡所上演的是一齣兩千萬個臨時演員演出的一齣戲，一場悲劇，到最後，說錯台詞的人都在後台被消滅。」
讓《日人之蝕》成為一份有關於記憶的功課
閱讀《日人之蝕》時很難不直接聯想到送中條例，諸如跨境綁架、強迫勞動、神秘失蹤、被跳海及死無對證等等，都能勾起對於警察暴行的可怖回憶。在寫給台灣讀者的序文裡，菲耶提到「在這本書中，我對北韓雖諸多着墨，卻並非想讓人們就此以為這個政權獨佔了與法治國家背道而馳的某些作風：不久以前，在香港，幾名書店經營者與出版人失蹤了數月之久。這跟北韓可一點關係也沒有……」恐怖極權從冷戰前到如今，仍是一脈相承的邪惡與難以捉摸。
在中國走習近平路線的這幾年間，台灣書市上關於極權主義的翻譯書本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理論取向如史奈德的《暴政》、歷史還原如侯蘭的《古拉格氣象學家》、虛實交錯如《日人之蝕》，都指向台灣依舊借由文化市場作為對抗「共產中國」的策略。從書封設計到內頁印刷，這個從「自由中國」及印刷業界發達時期繼承下來的遺產，如今正在發揮一如既往的抗中作用，並輻射到鄰近的繁體中文閱讀圈。被扣留在北韓的人質儘管獲釋，但冷戰架構從未成為過去式，菲耶寫給台灣讀者的序，又何嘗不是期待着被香港人讀到。以北韓為戒的另一個意思，通過翻譯之後，也能讀作必須防範中共。
被擄或自行投降進入北韓的人們，都曾被強迫背誦「主體思想」。比如那名投降的美國軍人，每天都過着如同再教育營般的生活，必須反覆背誦北韓政權的意識形態聖經《主體》的段落，直到倒背如流為止。如果無法背出，那就得被迫跪下，唸經般連續幾個小時讀那些句子，「主體思想建立一種革命性的理論，其主軸在於必須優先考量勞動大眾之存在的事實」等等，換言之就是強迫洗腦。這可以聯想到各式各樣的再教育營，而這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奇特的存在，「把意識形態的形式直接當作了它自身的目的」，齊澤克認為，這種倒果為因就是一種淫穢。而為了拒絕社會步入這種淫穢與荒謬，防止面臨被禁止出版或回收銷毀，台灣出版業界正在打一場無形的仗。讓《日人之蝕》等等翻譯而來的書本成為一個被記取的教訓，而不是過目即忘的小說，就是我們當務之急要處理的功課，一份關於記憶與遺忘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