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的時代，民主的概念被極端推演成政治社會中的事物，必須連庶民都具有可及性，專業被貶斥成賣弄筆墨、故作玄虛，象牙塔成為形容知識份子封閉系統的象徵，高聳入雲卻不近人情。有點像是處在法治國家中──例如台灣，卻經常有着不懂也不想懂法律的人士拿出所謂「法理情」來說項，但這只不過是為了不適用法律的託辭而已。無論是在甚麼場域之中，政治、經濟、司法、社會、哲學，具有學術體系適格性的地方的概念以及知識必定都是具有門檻的，但當代卻要求這些東西必須要既專業又易懂，這豈不矛盾？更不樂觀的是，這一切更在電視媒體的催生下更形劇烈。
必須重提的是麥克魯漢所提出的重要觀念：「媒體即訊息」，這句話不僅被波斯曼給重複，更且延伸成為「形式排拒內容」：「如果我們使用這麼珍貴的時間去報導如此無用的事情，原因便在於這些如此無用的事情事實上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掩蓋了一些珍貴的事物。」這是作者告訴我們的，我們必須要知道表象之下隱藏着甚麼，也必須要知道當我們被告知甚麼時，也被隱藏了甚麼。尤其，媒體（media）並不只是媒介，亦即其並不中立，卻是帶有化學性質的濾網，不僅篩進篩出，同時也改變了物質的性質：「……電視可以弔詭地以展示來進行隱藏，因為它展示的是它所應該展示者以外的事物，所謂應該，是以告知為其功能；但電視也可以展示應該展示的事物，但因為展示的『方式』，卻使得事務實際未獲得展示，或是使得這些事物變得毫無意義，或是把它們的意義加以建構，使得意義後來和真實不相符合。」而這個意義是甚麼？波茲曼說過：《娛樂至死》。
舉例來說，參加電視節目本身就潛在顯在地被言論檢查，因為主題已經被預訂，傳播條件也是外在的，主持人也握有話語權，決定何人發言，決定以何種態度對應特定的講者以及時間限制，凡此種種使得講者不具自主性。而這裡諷刺的是布迪厄引用柏克萊對存在的定義（「存在即被感知」）來形容許多「知識份子」，因為這些人不真的是知識份子，但卻以在電視上被感知來取得其存在。這些人正是不是科學家的科學家，不是哲學家的哲學家，他們甚麼都能談，甚麼都能講。他們之所以言之鑿鑿，因為他們言說的事已經被眾人皆受的觀念，這些廣為接受的成見其實讓這無論多長的對話都根本不是一種「溝通」，因為並沒有任何實際的交流。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來自於媒體提供的聲望，他們在原先領域不具成就，但是透過媒體的認，他們可以跨及此處，在此取得的權威再反過頭去影響原先的領域。領域間的相互影響則是布迪厄所最關注的「結構」問題。
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思想體系及其中共同的價值觀，例如在媒體是「甚麼是適合上電視的？」這個問題，同時每個領域都有根據內部價值，都是由其中的行動者掌握評判權──就是說，場域的行動者所面對的對象只有同行而毋須取悅一般人。每個領域都並非獨立於社會而存在，所以也會有他律性的面向，但問題出在如果他律性凌駕了自律性，將使得不是科學家的人會對科學家表達評價，而媒體的問題正是在於讓這樣的意見廣及後還具有權威性。而媒體作為場域自身，又是最受他律性的地方，在媒體中，相較於專業性而言，商業性是更加優位的，媒體需要收視率，需要補助，需要資本，而尤其以收視率為目標，就讓媒體幾乎屈服在市場的邏輯之下。這除了有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中提到市場價值事物場域所產生的「腐蝕」──事物不再被原先本在價值評判，卻被市場價值評判，然後失去本質──的後果之外，更因為電視媒體所具有的「娛樂」濾鏡，使得所有事物在追求收視率同時，必須取悅觀眾。因此，即便是嚴肅如政治問題，也必須加上戲劇化──也就是為事件尋找具有娛樂性的脈絡──的展演。黃金時段總必須要有熱辣、煽情的場面，因為這樣才夠「有趣」。
且在電視所由來的電報所開啟的新訊息傳統中，「速度」的重要性已經超越「內容」，重要的是甚麼是最新的，而不是甚麼是最真的，所以「例外」──天災、謀殺，成為記者眼中的焦點，因為這些才能成為觀眾的焦點。媒體行業因此讓新還要更新，快還要更快，而這就是獨家的起源。這樣的記者在專業性與商業性的對立中，顯然是會更不尊重自身的職業倫理，所以盡量挖、盡情挖，受害者也必須被訪問為何難過的廢話，因為拍攝這些畫面才能成為收視率前段。更荒謬的是，在當代的民主自由國家中我們聲稱媒體自由，但市場卻成為了另一頭巨獸，我們以為競爭會產生多元，但在同樣的限制與同樣的追求下，卻讓媒體的輸出意外地同質，例如上一家報社才剛發表謀殺新聞，下一家報社馬上就要跟上，或是在用詞上總是要驚人地聳動，「孝子」、「美女」、「宅男」、「慟！」，奇怪的現象在這樣的脈絡之中都見怪不怪。布迪厄這麼說，在二十世紀末呼應着麥克魯漢的在世紀中的斷言：
……原來宣稱自己是紀錄工具的電視，變成了創造現實的工具。目前的演變清傾向是，整個社會世界不但是電視描述的對象，而且也是受電視要求成為如此。電視成為是否能獲得社會、政治存在的仲裁者。
電視在上世紀中後成為每個家庭的「傢俱」，看似是民主的實現，因為每個人對電視中不論是高官還是政要都似乎是近在咫尺，而那些人的發言似乎就是對着自己而來。這讓訊息的份量被加強，也讓任何場域的門票價格下降。記者即便在各種文化場域中並非具知識的掌權者，卻因為掌握着關鍵的傳聲筒，從原先被宰制位置躍升成為宰制者，皆因記者決定甚麼事物被呈現，也決定事物怎樣被呈現。這會產生一種政治危險，因為影像的特質是會產生「真實效應」，「它展示出一些事物，並且使人相信它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這樣的一種展現力會產生動員的效力。」也就是說，事物雖然不實存，但若集體想像該物實存時即會產生如同該物實存的後果，而這就將產生動員的政治現象。動員的危險何在？動員是情緒性的驅動，而受驅動的那些人就是 賀佛爾所說的「狂熱份子」（the true believer），而這些人正是在社會上的失意者，而這不就正組織出了革命所需要的能量嗎？
布迪厄在本書中有段敘述是精簡地總和了他所描述「電視」以及作為結構的電視媒體與其他場域間的互動關係：
經濟的力量是透過收視率的壓力，作用在電視之上，接着又透過電視作用在新聞界，作用在其他的新聞體之上……接着，以同樣的方式，透過記者們整體的力量，它又作用在所有的文化生產場。
而就現實屈尊於市場商業邏輯下的媒體業，這個循環無疑是「惡性」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媒體這個場域已經淪陷，自律性早已不存，原先的他律早已與自律融合。市場成為電視媒體的主宰已然是當今政治社會中的現實，即便如同中國般非民主國家掌握住的媒體，也與一般自由國家沒有不同，都由特定的巨頭掌控媒體要報導，不報導甚麼，兩者不同的只是一個是國家，一個是企業而已。那我們能保存的只剩下其他場域，而保存的方法就是維護着知識體系的象牙塔，因為在象牙塔之中，其中的人員彼此批判檢視，且方法是科學性的。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杜絕媒體壟斷及其惡行影響下所造成的「去政治化」後果，畢竟若政治是在爭奪對世界的詮釋權，而媒體將其濾鏡—觀點強加在社會之上，那麼政治就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社會將是一片乍似吵雜、實則寧靜的死寂。因此，象牙塔必須存在，如此方能使得人類社會中所有的場域不被媒體給蠶食鯨吞，使得自由得以保存，事物的本質才不被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