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立足香港而放眼華文世界，走過十個年頭，這本一向以青年為標誌的文學雜誌，也想到需要結集，與大家分享十年來累積之物：歷史、理念、因緣、情意。相信結集，是因為相信書籍可承載抽象離散之物。
雜誌形態與文學因緣
《字花》創辦於2006年，當時香港文學處於寂寥的空氣中，社會上對於文學雜誌興趣缺缺，多標籤其為巿場毒藥。而《字花》以未到三十歲的青年作家與學者加上視覺藝術人，組成一個多元的團隊，以風格鮮明、堅持文學藝術本位、創作與評論兼重的方式，同時向漫畫、視藝、電影、劇場等其它藝術範疇邁進，當時以活潑形態、尖新視角，突破了一般文學雜誌的銷量，擴大了文學的巿場，展現了文學與公共性議題的連結可能，也同時在台灣及內地得到好評，如此種種，令《字花》被認為是表現突出、具代表性。《字花》發刊詞中稱這是「一本不可能的文學雜誌」，事實上《字花》打破了不少界域的藩籬，突破了關於文學的刻板印象如沉悶自限、崖岸自高、溫吞老舊等等，也令公眾對《字花》抱有期望與認同。
能夠做到出格，與《字花》的運作方式有關。創刊以來，編輯團隊大部分為兼職，這樣可為團隊引入兼具作家、研究者及跨媒體的多元視角；《字花》的團隊時有更新輪替，相信流水不腐；而在文學雜誌傳統以來的同仁雜誌形態以外，更向媒體運作方式及藝團形態借鑑，一直摸索前行、以變求存，是以《字花》活過十年而仍能在生長中。
作為文學的發表園地，《字花》一向強調給予新晉作者空間，讓成名作者與青年、素人作這並列，有著平等對待的視角。十年以來，《字花》也的確培育了一些作者，他們《字花》一同成長，由初試啼聲至出版著作，從此與文學結緣；有些比《字花》資歷更老的作者，也因與《字花》互相激盪，引出其風格的另一種側面，《字花》算是介入了一些作家的文學生命；也有些是萍水相逢，交會後散落於不同領域。那麼，為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十年結集也就有了理由。
我們對美學問題的思考
對於文章挑選，《字花》的編輯一直高度自主，不比主流媒體的從屬性；這種運作方式好處是比較自由、容讓事物慢慢生長；壞處是可能助長陷溺，靠編輯團隊的自省補足。十年團隊更替，各代編輯均擁有自己的品味與空間，風格沒有明文規定；但在外人看來，彷彿還是有種所謂「字花風格」的。對此，各代編輯大概都覺得有點神秘，自我認知與他人所見未必能夠重合，然而一直讓之保持在心照不宣的狀態。既求鮮明，也求開放，是《字花》十年來追求不輟的微妙平衡。
十年之際，也讓《字花》檢視自身。自創刊以來，《字花》的鮮明有賴其反叛精神。創刊時《字花》就希望與當時的其它文學雜誌有分別。在編輯「十年選」的過程中，我們也的確發現，《字花》十年來發表作品中，傳統中國面向的作品是較少的，比如絕少懷鄉的作品（這是香港南來文人的重要主題），多寫出走和旅行；就算中國作者投來，也是實驗性作品居多，少寫故鄉。《字花》對中國文學的養分吸納，多在於五四的啟蒙主義與革命主題，更多是先鋒文學與文化研究思潮。香港文學頗重家庭主題，而規範作文多有父慈子孝的教化意味；而《字花》發表的文章若有寫家庭，多有反叛疏離形態，至少是以距離切入去寫親情，體現現代主義的視角。發表作品的人生哲理極低調甚或欠奉，亦絕少有對人性的感嘆云云，這與現時中學考試作文必以人生哲理結尾的方式，可稱南轅北轍──通過拒斥規範的俗套，乃可申明文學的公共性與反功利主義之倫理。
如何理解這樣的美學差別？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在他那著名的現代藝術奠基性文章〈藝術的非人化〉中說，「現代藝術家不再笨拙地朝向實在，而是朝與之相對立的方向進行。他明目張膽地把實在變形，打碎人的形態，並使之非人化。」在這種先鋒的藝術世界裡，藝術家致力打破日常現實的規條，藝術的世界之交流規則與人的世界徹底迥異：「現代藝術家迫使我們即興發明一些溝通的新形式，它們全然有別於事物溝通的慣常方式。為了適應他們創作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我們必須發明一些前所未聞的姿態。」因此相對於追求完美與平衡的古典主義，現代主義藝術追求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溝通實驗。加塞特認為，現代藝術作品是在「非人化」的設置中，以藝術再造戰勝人類事物，審美的愉悅乃由此產生。不肯定是否所有編輯#讀過加塞特此文，但在創刊編輯群中，以上的話很接近共識。肯定藝術虛構高於現實實存，著眼於作品中藝術的轉化、語言創造而非單純反映現實，鼓勵實驗探索的作品，《字花》創刊以來的西方先鋒派式的美學追求，十年來應在各代編輯中流轉傳承。
必須說，《字花》在力舉青年取向外，亦希望傳承前人的意志，在發表面貌中力求遍及各代文學人，亦嘗試以新鮮#裝去傳遞文學經典、文學知識。通過發表作品、題目策劃、版面設計，《字花》對文藝青年社群產生號召力。《字花》所收到的投稿、發表的作品中，關於成長、青春題材的作品甚多，而又偏於青春的憂鬱與黑暗面，有別於流行的青春文學，更有別於正規課堂所授的規範作文。然而這種種青春特質，《字花》並不視其為世代或年齡的特性，反而企求將之呈現為任何年齡的人應具有的普遍質性，亦嘗試在各世代中勾出這些質性的文學脈絡。
課堂式、功課式作文，所排斥者甚多，我們的主流社會其實抗拒人們流露情感。而文學人經常是社會邊緣的「零餘人」，文學以其沉思本質，總在追求階級向上流動的社會中，顯得憂鬱失語。《字花》一直關注於創造一個可以自由抒發內心的文學空間，於是多有內心化、私密化的話語，令現實變形而不避暗黑。而對家庭和主流價值的解構，可打開這樣一條通路，讓每個個體與其他的流徙人，零餘人，不入流的生命經驗連結。一個骯髒、黑暗、滿佈傷痕的裡世界，有克莉絲蒂娃所說的「賤斥物」顯現。而克莉絲蒂娃至今仍然強調，保守自己的內心，有自由地憂鬱與思考，便是一種反抗。文學便是以這種內在的反抗現形。
相對於去性化的中國道統，《字花》中大量的身體書寫，包括成長期的身體經歷、性別書寫、性與情色等，對反於道貌岸然，有著某種陰性氣質。相對於語言，身體是一沉默的向度，但正因語言無法完整捕獲身體，其缺陷與有限反而引發創作。至於《字花》中性與情色的書寫，其中有愉悅，有壓抑，有脫軌，有禁忌，極端處可引巴塔耶《情色論》所說，那是一種以揮霍來體驗生命的方式：「唯有沒有用的耗費，就像身體上劃開一道傷口，我們方能擁有真正的快樂；我們要永遠確保自己的耗費毫無用處，有時甚至具有毀滅性。我們要的是一個顛倒的世界，我們要一個相反的世界。情色的真相即是背叛。」當然，能去到這麼極端的作品，十年來也不是很多。整體而言，《字花》無疑一直質疑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步與發展觀念，不過耗費與頹廢，不一定要到毀滅性那麼極端，有時在《字花》裡它只是顯現為無傷大雅的遊戲設置，某種抗拒完全成為工作世界裡螺絲釘之微小叛逆，潮語謂之hea。每一個遊戲，亦又是一次有別於慣常的溝通實驗。
以上數點嘗試大概闡明《字花》創刊以來的先鋒與實驗路向，而因其反叛乃有恣肆鮮明的姿態，不同於當時社會上常見的文學形態。《字花》創刊一代位於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交接水域，同時接受兩邊的養分，因而在持守文學本位的同時，亦有後現代式雅俗混雜的遊戲取向，在許多欄目與專題中，嘗試跨界、踰越與錯置。此令《字花》有與時尚相接之處，它像是有某種「酷」、「特立獨行」的姿態——畢竟，正如劉以鬯逾九十高齡後仍堅持「文學，就是要與眾不同」，先鋒與時尚乃是有接合點的。不過，誠如彼得．伯格（Peter Burger）在《先鋒派三論》中指出，先鋒與時尚同樣無盡地要求「嶄新」，但兩者分別在於，時尚界一旦發現新的流行規則之後就會把它格式化、無盡複製直至耗盡，而先鋒派則抗拒一切格式化的東西。《字花》的方式也比較接近先鋒派，始終變異不居、無定式，儘管它不介意偶然享樂而且樂於了解消費，但始終對於主流和資本主義是採批判或至少嘲諷的態度。
《字花》中的魔幻現實風格作品較受注意，但其實亦常有傳統現實主義關懷的作品。於此，必須重提的是，形式上將現實扭曲變形的作品，不代表意識上一定脫離現實，它可能是對於既存生活現實的批判性補充（德里達意義上的supplement）。香港文學的「生活化」特性，來到《字花》誕生的年代已成一種權威性論述，或者有人視之為某些特定的風格、主題、意識形態。《字花》一直思考何謂生活。《字花》發刊辭中說過：「我們與我城的人一樣，在城市中浮游：思考、行街、唱K、論辯、運動、購物、抗議、設計微小的裝置以觸發自我的流動。」亦即是，我們相信生活應是流動多元到令人驚奇的，應是眾聲喧嘩到推翻刻板印象與日常規條的，「文學生活化」不應是一種規限而應該指向能量的釋放、心靈的解放、寫作形式的百花齊放。現實就是超現實。
《字花》對於香港本土，固然懷有特別的情義，一直以推廣本土文學為己任。經歷八九十年代、回歸前後的思潮洗禮，《字花》比較相信「城籍」之觀念，抗拒被納入中國的國族主義框架，甚至進而反對任何單元化的國族主義。《字花》創立於香港保育運動萌芽的時代，背倚零三七一以降的公民社會浪潮，走過六四二十週年、反高鐵保菜園村、反國教運動、李旺陽事件、碼頭工人罷工、佔領運動等等。在一種文學與城巿的游離關係之探索中，《字花》見證並推動了文學介入我城公共議題的年代：香港作家逐漸以各自的方式去更有意識、更積極地處理「本土」的議題，在寫作中思考我城。以《字花》的角度來看，書寫作為社會介入，我們不假設虛構與現實分割，亦不假設內心和外在割裂，書寫與城巿問題之間並非只有直接反映與控訴的關係，《字花》毋寧相信其間的扣連是需要解讀的，而正是在這個解讀過程中讓我們創造更多事物。當然，後來香港社會政治氣氛熾熱，作家及編輯都有可能採取了更直接的方式，展示了更多的創造路向；《字花》亦見證了香港本土論述再度興起、而本土以至世界出版業#轉向非虛構作品的年代。《字花》以各種方式參與了這些潮流，惟歸根究底，以文學的本位，《字花》始終抗拒著功利主義思想、反對將文學工具化。
《字花》中的評論，是學院與民間、青年與知識的交接處。較諸其它文學雜誌，《字花》的理論成份是異常地高的，這與編輯部常有研究院學歷的編輯有關；評論版創刊編輯，乃以外國藝術家與理論家共同推動美學潮流的獨立雜誌為參照。於是《字花》既發表有創作性質與個人性格的評論，也帶動抽象、概念性的創作。評論版著重當代思潮理論，為最早一批為華文界引入巴迪烏（Alain Badiou）、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等當代理論家的文學雜誌；亦照顧西方經典作品如波特萊爾的論介，翻譯與評論外國作家（如巴列霍、達維什、石黑一雄等），同時以其理論框架兼及其它藝術範疇的先鋒評論，更曾大幅引入關於動漫作品的嚴肅分析。在外界眼中有時《字花》會被歸納為偏重左翼立場。有句耳熟能詳的話，「一切知識分子都是廣義的左翼」。左翼在《字花》可概括為革命想望、烏托邦衝動、邊緣批判、同情社運、弱勢關懷、與國際同道連結等面向，過往曾有反世貿作品、紮鐵罷工工人詩評、工人文學小輯等。它同時有研究整理與趨時論述的形態，包括以「文學花邊」重述左翼革命浪漫主義作家；除了嚴肅批判外，它亦有享樂招搖、不拘一格的波希米亞風格。不過，綜觀其整體面目，《字花》評論版向來持守接仍近於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的「對話主義」（dialogism），希望以多元的話語與真實的人民交流互見，嚮往「眾聲喧嘩」狀態。至於晚近，更多有為大學研討會及重要文學及學術對話之場合作報導，讓知識接地氣。
關於十年選編輯
《字花》一直以鮮明的策劃題目為特點，並與時代及社會有著互動，歷年來也有許多主題與形態各異的欄目，讓雜誌成為作家與編輯共同的試驗場，這則增加了十年選的編纂難度。十年以來，每個時期的編輯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方式；作為雜誌，《字花》常有「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期許，追求生氣昂揚的節奏；不過十年選的書籍形態，可以賦予《字花》另一種時間感，這也應有重要的意義。畢竟，先鋒、邊緣、反抗之物，均有其脆弱易散之性質，希望十年選可以把《字花》這本永遠太多話要說的文學雜誌裡，一些關於文學的理念，承載下來。本文署以筆者名字，但實有賴歷年及現任不少編輯提供看法讓筆者整合，在此致謝，不敢掠美。文學總被認為是家國大業、不朽盛事，它甚至是民族主義的重要構成，體制中極重要的一環。
惟《字花》一直希望身居體制邊緣，以便深入了解體制，而又能保持反叛，有自己的想法。《字花》一直希望接觸反叛青年、壞學生，是故經常刊登非規範或語言上有缺陷的青年作品，惟因篇幅故，在十年選中未必能體現這種面貌，在此必須記上一筆，以誌文學的平等精神。
「字花十年選」以文類分成小說、散文、詩、評論四卷，分別由不同編輯編纂。一如《字花》向來形態，十年選編委會的組成有點鬆散，留有空間給各編輯自由發揮，是以讀者應可在每卷中讀出編輯自己的眼光和美學取態，或鮮明或低調，都是有話要說的，但終歸採取文學的方式，我們希望這是迂迴而有力的。如此種種，都有待讀者在閱讀中替我們完成。「字花十年選」之出版，乃期以創作激發創作，以記錄推動前行，以文字承載意志，以花朵銘記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