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卡繆怎樣否認他是存在主義者，這都毫不相干。數以千計在聖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地區地下室夜總會聽爵士樂和跳搖擺舞的年輕人可以證明他是錯的，因為他們如今全都是存在主義者。在他們看來，卡繆的軍裝式大衣是存在主義者的；他的香菸也是存在主義者的。
就算是在香港與台灣，我們仍然讀著卡繆，新的譯本一本接一本。存在主義在數年前更是文青把玩在手的寶物，「活着是荒謬的」，我們會說，「自殺是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然後一群人圍着用力抽菸，把肺葉抹成黑色，像回到了戰前的巴黎。這一切的一切，也得回溯到《異鄉人》的出版，它在美國甚至是一種精神商品，來到繁體中文閱讀圈後更是落地生根。你總不能說令存在主義大流行的是《存在與虛無》，如果是這樣，這社會應該徹底沒救了。
耶魯大學法文系主任艾莉絲．卡普蘭（Alice Kaplan）的《尋找異鄉人》寫的是這樣的一段故事：卡繆是怎樣寫出《異鄉人》的？這問題似乎令人困惑，作者怎樣寫出一本書可能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但這本書令人驚異的是，卡普蘭找到了數量質量都堪稱不可思議的資料，還原了卡繆甚麼時候開始發想《異鄉人》題材、哪些靈感與場景從甚麼時候獲得，有時又放棄了哪些題材與技巧。舉個例子，我們現在能在書店輕易取得的《快樂的死》，其實是卡繆已經放棄且甚少提及的第一本小說，卻在他死後才出版。而卡普蘭還原了這本書的寫作過程與靈感來源，並分析哪些部分改寫進《異鄉人》，又有哪些進入《西西弗斯的神話》與《鼠疫》，這樣的工作量光是想想就令人驚歎。
還原《異鄉人》現場
我們得先回顧一下《異鄉人》，相信大家都讀過至少半次，多的可能也有十幾次，我們無法低估卡繆迷的狂熱程度。有些經典就是會有召喚力，把人一再拉回去重讀。但這篇回顧不是隨便寫的，這是在《異鄉人》還未出版的1941年，二戰時期在伽利瑪出版社內部的審讀報告，為了做一次完整的複習，我直接原文抄錄：
默梭先生得悉住在老人院的母親過世。他感到哀傷（相當溫和）；他啟程前往老人院，參加了葬禮，回到阿爾及爾，次日遇上瑪莉（又或跟她重遇），當天晚上跟她看完費南代爾的電影就跟她上床了。
默梭開始跟一個看似皮條客的鄰居交往，幫對方一個忙代寫了一封書，藉此讓那個鄰居的情婦落入圈套，結果成功了。情婦的兄弟前來報復，皮條客遇襲受傷；片刻之後默梭覺得自己受到威脅而在機械式反應下殺死了情婦的兄弟（他是個阿拉伯人）。
默梭被控告；公訴的檢察官認定默梭品格上有違人性（他在母親的葬禮上的冷漠態度）而求處他死刑。
他事實上是不具人性（因此有那樣一個書名）。他甚至對生死、情愛、社會慣例以至其他一切，不管怎樣都以同樣的漠不關心泰然處之，不會站在任何一邊。
小說主題或多或少就是：「默梭被處死是因為他在母親過世後第二天就去看電影」，那是可信的，如果這還不足夠，那麼它令人着迷就該足夠了。這是一部一流的小說，開頭像沙特，結尾像彭松．杜泰拉伊（Ponson du Terrail）。毫不猶豫接受出版。
我大幅引用此段是因為，基本上這段節錄所引發的問題意識，貫穿了卡普蘭全書的寫作策略，其中明顯的有四條。其一，卡普蘭每次只要大篇幅引用史料，都能合理地佐證《異鄉人》的重要性，無論是溢美或貶抑之辭，都能側面表現出此書的橫空出世對於當時陷於戰亂的出版業界是顆重榜炸彈。其二，卡普蘭對於史料作出的批判連結到現今世界。她指，這位報告的撰寫人強調了《異鄉人》對讀者引起的一切矛盾和不協調體會。漠不關心怎麼能令人着迷？他沒說的話，其實是在背後揭示了一個屬於歐洲人和現代主義者的精神世界，在未來數十年將為《異鄉人》的讀者界定這個世界的條件。
一般研究生能做到以上兩步幾乎都可以穩拿畢業證書了，但卡普蘭還進一步詢問了兩點。其三，卡普蘭拋出一個貫穿全書的問題，為甚麼是默梭（Mersault）？我們所讀的每一本異鄉人，主角都是叫莫梭（Meursault），但在1941年出版前夕，那個異鄉人仍然名為默梭，甚麼時候改的？其四，卡普蘭在這章節的最後還設下懸念，默梭聽起來像西班牙文，但莫梭這個比較像法國人的名字，由meur（死亡）與sault（跳入）所組成。但問題來了，為甚麼會改呢？難道真的因為前幾年一個文學獎的獎品是三千瓶「莫梭」葡萄酒嗎？
這種資料整理、批判加上設計懸念的方法，貫穿整部《尋找異鄉人》，卡普蘭以精嶄得宛如散文的筆法與佈局技巧，讓一個聽起來可能有點無聊的題目「書怎樣寫成的」，徹底改頭換面為「書寫成了這樣，你為甚麼沒有想過？」的當頭棒喝。假如你是走作家論方向的研究者，或是對於一個作家怎樣弄出成名作有興趣的話，這絕對是一部精品。
多種面貌的存在主義
《異鄉人》的出版初期幾乎是一步一驚心的，那時正是二戰白熱化時期，納粹德軍佔領了巴黎，而卡繆正身處自由地區。卡普蘭這樣歸納，卡繆筆下的莫梭對於前往首都巴黎的機會毫無企圖心，漠然而對。但卡繆跟這個小說人物不一樣，他了解到在巴黎出版對於文學上的成功是絕對必須的。有點像台北。總而言之，那時伽利瑪出版社需要尋求德國當局批准，而德國宣傳部門主管多年後回憶道，他徹夜讀完《異鄉人》後馬上批准出版。他說，沒有需要查禁，因為這本書是「非社會」和「非政治」的。當然我們現在看來，這本書有其絕對的社會與政治性，但也許在二戰時期，《異鄉人》講的是個法國人殺了阿拉伯人，沒有猶太人也沒有反納粹，可以通行，綠燈。
過了幾年，《異鄉人》得面對第二次審查，那是卡繆坐船前往美國時的事。他是唯一遭到移民官員問話的乘客，海關問道：「目前或往日是不是共產黨員？」而替卡繆解決了這個麻煩的是漢娜．鄂蘭，她在〈法國的存在主義〉一文裡聲稱法國成為了「需要實際思考而難讀的書，像偵探故事一樣大賣」的地方。那時，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兩名大將就是沙特與卡繆，卡繆與《異鄉人》如是才成功通關。畢竟他所代表的，正是荒謬世道下追求自由的象徵。
不單只是當時的德國人或美國人看來，即使如今在亞洲的我們，所讀到的存在主義仍是容貌多變的，無論是爵士樂、軍裝大衣或香煙，經過嬉皮文化洗禮後開始吸食大麻或看《瑞克與莫蒂》，每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存在或虛無主義者。卡普蘭在訪問另一部書的作者《異鄉人—翻案研究》時，作者答悟得曾作出過令人深思的評語：「身為美國人、法國人或阿爾及利亞人，我們閱讀《異鄉人》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們各有自己的『閱讀幻想』。」
那麼，我們對於存在主義與《異鄉人》的幻想是甚麼？是那個「帶有某種表情力量，可以輕易從喜劇表情轉變為悲劇表情，由流氓變成王子」的叼着煙的卡繆？還是《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或《存在主義救了我》？當存在主義成為一時風頭無倆的大眾思潮，每個人都在想西西弗斯與自殺的問題，我們很輕易地把它當成解決荒謬哲學的良方。但當我們回到《異鄉人》裡，我想要集中詢問的唯一一個問題大概是這樣的──《異鄉人》得以售出千萬冊以上的驚人銷量，除了它的思想層面與經典化過程以外，它在文學技術上呈現了怎樣的面貌。
文學史上的異鄉人
世界文學史上有很多類似的面貌：多餘人、零餘者、人間失格，再來當然是異鄉人。L’Étranger這個書名在英國美國有不同的譯名，美國版是The Stranger，但英國版因為那年很不幸的跟另一本書撞名，唯有改成The Outsider，這也精準地捕捉了《異鄉人》的兩種面貌，他既陌生，也在局外。但無論是陌生還是局外的，他也開啟了一條小說藝術上的新道路，它的撼動人心除了是精神層面，還是藝術層面上的。
卡普蘭考究了從少作《快樂的死》到《異鄉人》的過程，在年輕的卡繆筆下，《快樂的死》就犯下了所有新手作家都會犯下的大錯，「他想把一切都塞進小說，沒有判定甚麼最重要，又怎樣把各種元素綴合起來。他的手稿是裝滿了貨物的飛機，太重了飛不起來。」幾年過後的1938年，卡繆才在焦頭爛額之下沒頭沒腦地在筆記本上寫了五個句子，這是在《異鄉人》出版的四年之前：
今天，媽媽死了。也或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電報：「母歿。明日下葬。致哀。」這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或許是昨天吧。
當時，卡繆所領悟的寫作策略與海明威、卡佛等差不多，他筆記裡的警世良言是「寫作這回事，你必須在表達上稍有不足（而不是過度）。不要閒聊。要保持創作者乾澀的心。」卡普蘭為其歸納道，文筆簡潔並不表示放棄抒情，那是拒絕加進世界原本沒有的意義，不要憑虛假的聯繫讓自己安心。卡繆在那幾年裡摸索到專屬於《異鄉人》的筆調與節奏了，而賞識這種筆調並將之帶進法國知識分子世界裡的不是別人，正是沙特。
沙特的〈《異鄉人》闡釋〉是分析卡繆時不得不讀的名篇，在裡頭沙特指出《異鄉人》的每個句子都像一個島，跟下一個句子被一種虛無感覺分隔開來。而卡繆乾澀的句子字詞所營造的世界，其中的事物都孤立存在，「被動、不可穿透、沒有交流、閃閃發亮」。《異鄉人》確切來說不是小說，而更像是一系列毫無動力的當下時間片刻。無論是沙特，還是那時不同報章雜誌的分析，都幾乎肯定了一個事實：《異鄉人》這書絕對有成為經典的潛力，或肯定一點來說，《異鄉人》一出版就是經典。
從島到島，無所不在的異鄉
這系列的文章跨過了七、八十年來到如今，令人震驚的是它們的分析與洞見毫不過時。每個人都像一個島，跟別人被一種虛無的感覺分隔開來。這些歲月以來，不同思潮爆發過又退潮，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生態批評都面世了，活着依然是荒謬且虛無的。長篇小說稍稍讓路給短篇，繁瑣或遊戲的文學技法也登上大雅之堂，但是，存在主義被打倒過卻以流行文化與文學的姿態重新站立起來。
但這一切都僅此而已了嗎？如果我們從《異鄉人》裡學習到的只有「NMSL，也許是今天。也或許是昨天。」那也太過於哀傷了。也因此從文學的技術上，我想進行這樣的一個實驗。首先是這三段話：一）莫梭對於向他提出的問題只是給出了答案，卻沒有肯定任何事；二）卡繆尋索的不是說教故事，而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感覺，還有激情與節制之間至死方休的對抗，對及《異鄉人》之間縈繞不散的深刻必然性；三）莫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寫道，卡繆的「第一人稱敘述通常用於自白和內心獨白，是出自內心的無窮盡的描述，卡繆先生卻用它來抑制有關個人心靈狀況的分析，讓任何夢想狀態都無法出現，更利用它在人類現實和事件和事實所揭示的世間形相之間，開拓出一片不可跨越的距離。」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幾段小說：
我從幾年前開始，就無時無刻不在沮喪，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對要發生甚麼也從不期待，因為人類有很多流程性的事情可以幫助他們度過大部分時間，這不是一個好答案，但是會令人失望。終於，大老闆感到了困倦，說他要回去了，我提前一步跨了出去，我又開始滿場地轉啊轉，但這次我學聰明了，我裝作不認識任何人，我抬起頭，看似在找人，這樣就可以迴避掉所有人的邀請。而結果是，我只能回到房間裡。
〔…〕
我跟她坐了一會兒，掃地的人雖然沒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們在催我趕緊滾回房間，所有人都討厭熱愛社交的人，但所有人都熱愛社交。因為我並沒有具體的事情要說，其實我根本不想說話，因為不說話的時間會過得慢一點，但即便是這減速的時間，也會有一種十分脆弱的感覺。
這兩段小說，出自胡遷的〈漫長的閉眼〉，他是存在主義者嗎？我不願意肯定。但他荒謬嗎？他是多餘人、零餘者、人間失格、異鄉人嗎？也許這些文學潮流的碎片整合起來，所誕生的結果就是這樣。一個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在世間能付出的只有反應，唯有反應，被動的動物，一顆石頭，因為被踢來踢去而感到自己有點用，但這有點用是虛偽的。存在主義文學延續至今，從未退潮，因為我們只是那顆被西西弗斯推着的石頭。去年在時報文學獎奪得首獎的洪昊賢在〈之後〉也寫下了這個尤如異鄉人般的段落：
麗麗說，你虔誠一點，跟神父懺悔，大事小事都可以跟神父傾訴。神父微笑看着我，太有禮貌的人都不太可信。我怕他會將我的經歷寫成迷途青年的成長故事，印在福音刊物裡。我不想被人寫到我很慘，主的救贖還是留給別人比較好。仔細想想，我頂多讀書不成，不孝順，不上進。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有什麼好懺悔。
幾個月前，我想過這個問題。也或許是去年。我不知道。我想着：「我們的時代還需要下一個卡繆，下一個胡遷嗎？」這完全看不出所以然。但後來想想，不是我們需不需要胡遷，是這時代誕生了胡遷，命運把另一個莫梭的創造者拋進了中國，將他折磨至崩潰。之後，有相似的〈之後〉，可以預測的還有更多異鄉人的形象出現，我們都存在於一個相似的社會當中，以第一人稱敘述荒謬。直至如今，存在主義並不再經常適用，但荒謬仍無處不在。文學家該思考的是，除了反抗與屈服，該如何用文學藝術表達這樣的困境。胡遷問道：「我們還要被傷害多久？」
卡繆答道，歷史給倒轉過來，可是我們渺小的生命得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