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何建宗的新著作，題為《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很喜歡以日常為題的書籍，因為它的意涵豐富，亦存在深刻的意義；創意工作者的日常更是布滿了張力與矛盾。但素常只重視業績的社會，誰又會關心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除非與資源分配及生產力相關。何建宗便指出在「創意產業」要大展鴻圖，也是時候認識創作人的特質，他們的期許以及生存的需要。
創作人，包括藝術家，在中西方傳統都曾經被贊助甚至供養，讓他們可以專事創作；達到天才級數的，甚至由國家御用，這當然因為相信其有鬼斧神工。其他藝術工作者都不過被視為手工藝者（Artesan），即使有創作的好意念，也沒有被欣賞及評價的機會。何建宗寫這一本書在提供理論之餘，還訪問了本地創意產業中所包括的四個組別：文字、音樂、電影及視覺藝術裏的藝術工作者，讓實錄反映他們在日常生活面對的各種挑戰，包括收入、工時、滿足感的程度、社會的對待以及他們堅守的價值觀。
何建宗說他寫作的動機是基於近十年香港官方推行創意產業，而政策卻偏向於硬件基礎建設及架構組成，忽略了本地創意工作者的生活素質以及工作待遇。此外，官方把創意工作者視為同質體，忽略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異質性，包括所屬的藝術領域、崗位、性別及個人資歷。此等認知，叫人明白到作者的提醒：文化及創意是生態，不是產業。生態必然涉及日常生活及創作的條件，社會對創作人的資源支持，以及個人對自己身份的認知與期望，還有創作人之間的互動。我是十分贊同生態的觀念，也同意如果沒有相應性的真實理解，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論述便失去焦點，並忽略了創意在香港的特殊性、多樣性和複雜性。
作者訪問了文字、音樂、電影、視覺藝術界別各四位活躍的藝術工作者，並以實名進行訪問。這群推動並實踐創作的人當然毋須隱名，其實更應加以推廣和認識。文字界鄧小樺便談到香港出版社印刷創作書籍，一般初版都是1,000本，但通常只能賣二三百本，恰好夠回本罷了。申請官方資助文學雜誌《字花》，別人會用「文學綜援」或「攞着數」來形容。事實上不少文字創作者的收入僅夠糊口，必須把持心理的平衡，包括恰當的期待、堅持以及義務感，如此才能體驗真正的滿足。
在本地流行音樂當過不同工作崗位的郭啟華，感慨地說香港流行音樂今非昔比，整個娛樂及傳播事業都在經歷低谷，未來十年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麼。最難過是見到新人們躍躍欲試，卻又知道這些人在幕前幕後，都難以在此低谷中冒出頭來。
唱作人馮穎琪則在訪問中比較自己從前當律師到現今為全職音樂人的生活，從前收入以每分鐘談話計算，與客戶一通電話便可計錢。在音樂工業裏，有八成工作時間是在錄音室中等人，一隻唱片的價值今非昔比。現在音樂更形同免費，難以保障創作人的生活收入；但如果真正享受音樂，全然進入那個世界，可以抵消一切負面的元素。
電影人麥曦茵訴說在電影界工作收不到酬勞的經驗：光是寫劇本，不被採納便沒有收入；要是人家用了自己的故事，沒有交待也沒有酬勞。但她以此為常規，把心思放在人生中可有多少為自己信念發聲的機會。藝術家白雙全則提到生活的態度：得學懂如何生活得簡單，懂得變通，毋須排斥所謂「商業性質」，必需條件是要能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
新書編錄的訪談，閱讀趣味盎然。我們對受訪創作人的生活向來所知無幾，只有在談話的字裏行間，築構出一段段對創作不離不棄、堅守信念，並思考策略以謀應對艱難生活的故事。他們在對話中的坦白和誠懇，能使本地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更能對口嗎？但強調業績及把文化藝術視為社會服務的政策制定者，又能否用心了解及認知？
何建宗在總結訪談的一章，提到部分創意工作者入場時充滿浪漫情懷，到了生活逼人，要抉擇是否離場的時候，才意會到離開了就不能再回來；原來他們享有的社會資本是設有「有效日期」的。何贊同布拉奧克（Scott Brook）說，創意工作者所置身的範疇，要由工業改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並以「創意生態」的宏觀性，思考如何保障文化及創意的勞動。如此，文化及藝術政策才可跨出狹陋的單一經濟想像，以及一廂情願的、未能有真正現實認識基礎的撥款政策。
事實上，不少創作人以自己生命的大量精力，在失重的狀態中依然致力維持創意生態，繼續存活；不論現況是多麼低迷，前景未見明朗。可惜的是高談「創意產業」的政策訂立者仍然固步自封，未能踏入「場域」的廣闊思考。何建宗在書中撰寫的創作人生活及工作現況報告，雖然只能訪問少數的代表者，但此計劃作出了相當重要的提醒，涉及政策參考的基石。報告中亦可見創作人生活的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的震盪和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