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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小說中的食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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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小說中的食物文化

提起台灣作家朱天文,不少論者都會探討她與張愛玲和胡蘭成的文學淵源,另外還有眷村、都市、同志等主題;其實朱天文小說中描寫食物的片段也是很講究的,只是還未有專門的討論。本文以〈世夢〉和《荒人手記》兩篇小說為例,討論朱天文借用食物來傳達她對中國和台灣,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

 

一、〈世夢〉:中台文化

〈世夢〉是朱天文寫成於1987年解嚴前的最後一篇小說,在朱天文創作生涯之中別具意義,很值得重視。這篇小說敘述成長於台灣的必嘉與出生於中國的爸爸,和一直居住中國的姑姑與表哥相見於香港的故事,滿有朱天文個人經歷的影子。[1] 由此看來,這是一篇深具寫實意義的作品,見證了兩岸的交流和鄉愁。

研究者通常以離散的角度分析〈世夢〉,未必注意其中的食物描寫,實在有點可惜。小說中有一段描寫姑姑帶來不同種類的家鄉特產,反映中國和台灣兩地的文化差異:

父親驚喜道:「臭醬豆。」另一罐看不出是甚麼。

姑姑道:「醬胡蘿蔔,記得吧。哪苔乾,將萵苣劈成條,曬乾了,你們吃前先讓它泡一泡,涼伴蝦米頂好吃。這一包,蘭州百合。山楂糕,沒加粉的。老家的金針。」

父親捧過山楂糕,摳了一角放進嘴裡,嘖咂有聲,歎道:「這才叫山楂糕,臺灣那麼多年我就沒吃過對的。」令必嘉也嚐一口,收到冰箱裡。[2]

這一段對話帶出的意義有二:一是朱天文借食物隱含故鄉的情感。必嘉姑姑和必嘉爸爸擁有共同的家鄉記憶,並由食物為中介,將分隔兩地的親情連繫起來。雖然兩岸人民因政治關係未能自由出入中國和台灣,但這些食物至少能以味覺滿足必嘉爸爸渴望回鄉的願望,讓他尤如重回出生地,作為心靈上的補償。此外,還可留意必嘉父親只以「對的」來籠統形容山楂糕,真是可圈可點。由這二字較難分辨究竟是表達食物美味還是對家鄉的懷念,恐怕味道真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而這樣曖昧的「對的」更暗示了小說的結局,反映朱天文精心的佈局,措辭簡潔而有深意。

二是朱天文強調中國和台灣的差別。這些家鄉食物有「新疆葡萄乾」、「涪陵榨菜」、「蘭州百合」、「西安蘋果」等,在在突顯中國城區的名字。如果就此認定朱天文將中國和台灣作對比,表達她的「愛國」態度,這就未必太快下結論了。朱天文有意表達的是更複雜的兩岸關係。從必嘉幾乎沒有插話的餘地可見,外省第一代和外省第二代對鄉愁的理解不同,更甚是後者在台灣出生,連故鄉都不太認識,何來鄉愁呢!這是很真實和合理的反應,也由此隱約透露朱天文這些外省第二代,對於中國的感情比較淡然,有點像旁觀者的心態。那麼,必嘉父親代表的外省第一代如此投入地品嚐家鄉食物,就必然認同出生地嗎?〈世夢〉的結局可以回答此一問題:

機窗外,雲像堆雪在底下,上方青天蕩蕩,白晝杳杳,她與父親,正在回家的路上。[3]

朱天文藉著解嚴這一關鍵時刻,間接表達她對台灣的認同。青天白日的景致不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而她與父親對「家」的定義一致,「家」就是日常生活的地方,那片飽含回憶之鄉,只能偶然隨著食物紓解一下他的鄉愁了。以上只有短短數十字,但已有「家」也有「國」;食物除了用以懷緬往事,喚起回憶,也隱喻家國之情。所以鄉愁文化除了直接灌輸,也能透過味覺感官引起身分的想像與思考。

 

二、《荒人手記》:日本文化

《荒人手記》是朱天文首部長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我」記述阿堯、永桔等同志之間的故事。《荒人手記》榮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首獎」,特別受到評論者的喜愛,除了經常提及的同志文學、感官書寫、手記形式等特點,小說中由食物帶出的日本文化也是很值得討論的。

阿堯母親為「我」烹調食物的描寫,可見日本人對食物的執著與堅持,也體現了日本人十分注重禮儀的一面。朱天文借著「我」的親身經歷,顯示她對日本把原是人類基本生活需要的食物,提升至藝術美學的層面,表達深厚的讚美之情。

對日本人而言,食物並非只為滿足口腹之欲,他們自有其獨特的食物材料或煮製食物的方法:

我又愛食肫類,讚美過媽媽的燙綠韮,炒銀芽,那是在給阿堯信中表示對媽媽的謝辭,從此媽媽記住了。她會花整個上午或下午潛居廚房內,刺繡般將一根一根豆芽摘頭截尾,只留肥嫩無纖維渣子的中段。並且購得日本人不食的鴨肫雞肫,費大力剖去肫裡堅靭的穀黃色硬皮,好似製作工藝品。我無言以報,阿堯說,這是無極老母榮幸,她很愛嘛。[4]

日本人烹煮食物有如製作精雕細琢的巧手工藝品,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就曾讚賞:「餐盤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安排得最美妙的圖畫」;[5] 日本人喜歡生的食物「帶著市場上貨物所特有的那種新鮮性,那種天然性,那種多樣性,甚至弄得整整齊齊,把簡單的質料轉變成有如事件一般。」[6] 以上的一段文字即能印證日本人對於挑選食材與烹調的用心。這一段引文的重要之處是:媽媽願意為「我」去購買不是自己飲食文化的食品,還花盡心思精製,表達了她視「我」為家人的親情。媽媽已視「我」為家中的一份子,對「我」的照料,沒有因為種族或血統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反之,她既遵照日本人烹調食材的程式,耐心製作韮菜與銀芽,還摒棄自己民族的食物衛生習慣,目的就是讓進食這個行為可以成為他們之間的無障礙交流,雙方可以藉著美味的食物傳遞感情。

「我」喜歡內臟,媽媽只取食物的最美味部分,原本突顯了雙方文化的差別,但媽媽的包容跨過國族和家族的界線,她以和諧的、共融的,而非激烈的、強硬的方法,透過食物把愛傳送給對方。如果從這個角度評價阿堯參與爭取同性戀合法化的激進運動,可能會有多一些思考:他們的抗爭行動,是強烈地打破與自己不同的制度與機制,他們忽略了各個群體各有不同及獨特的文化意義,而文化又是無形的強大力量,有助消除或穩固一個民族的凝聚力,過於強迫破壞既定秩序或文化,結果只會弄巧反拙。

由此可見,朱天文對於日本飲食文化的掌握,其實相當精準,並能從日本食物文化帶出她對同志運動的想法,相比直接的批評或讚美,借助食物這種尋常生活之物,或許更令讀者接受和理解同志這類相對獨特的、小眾的心理狀態。

聽說台灣「目宿媒體」將會上映由朱天文執導的朱家紀錄片上集《願未央》,至於下集《我記得》則由小說家林俊頴擔任導演,到時觀眾便能透過鏡頭欣賞文學家族的「演出」,並了解更多朱家有關文學、親情、歷史等的故事,或許能從中發掘一些蛛絲馬跡,有助分析朱天文書寫食物的意義。

 

注釋

[1] 朱天文的返鄉經歷紀錄在散文〈上言加餐飯〉、〈走吃千里〉等,這些散文收錄於《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2] 朱天文〈世夢〉,《炎夏之都》(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頁174。

[3] 朱天文〈世夢〉,《炎夏之都》(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頁210。

[4]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北: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0。

[5] 巴爾特著、孫乃修譯:〈湯水與薄片〉,《符號禪意東洋風:巴爾特筆下的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15。

[6] 巴爾特著、孫乃修譯:〈沒有中心的菜肴〉,《符號禪意東洋風:巴爾特筆下的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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