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台灣作家朱天文，不少論者都會探討她與張愛玲和胡蘭成的文學淵源，另外還有眷村、都市、同志等主題；其實朱天文小說中描寫食物的片段也是很講究的，只是還未有專門的討論。本文以〈世夢〉和《荒人手記》兩篇小說為例，討論朱天文借用食物來傳達她對中國和台灣，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
一、〈世夢〉：中台文化
〈世夢〉是朱天文寫成於1987年解嚴前的最後一篇小說，在朱天文創作生涯之中別具意義，很值得重視。這篇小說敘述成長於台灣的必嘉與出生於中國的爸爸，和一直居住中國的姑姑與表哥相見於香港的故事，滿有朱天文個人經歷的影子。[1] 由此看來，這是一篇深具寫實意義的作品，見證了兩岸的交流和鄉愁。
研究者通常以離散的角度分析〈世夢〉，未必注意其中的食物描寫，實在有點可惜。小說中有一段描寫姑姑帶來不同種類的家鄉特產，反映中國和台灣兩地的文化差異：
父親驚喜道：「臭醬豆。」另一罐看不出是甚麼。
姑姑道：「醬胡蘿蔔，記得吧。哪苔乾，將萵苣劈成條，曬乾了，你們吃前先讓它泡一泡，涼伴蝦米頂好吃。這一包，蘭州百合。山楂糕，沒加粉的。老家的金針。」
父親捧過山楂糕，摳了一角放進嘴裡，嘖咂有聲，歎道：「這才叫山楂糕，臺灣那麼多年我就沒吃過對的。」令必嘉也嚐一口，收到冰箱裡。[2]
這一段對話帶出的意義有二：一是朱天文借食物隱含故鄉的情感。必嘉姑姑和必嘉爸爸擁有共同的家鄉記憶，並由食物為中介，將分隔兩地的親情連繫起來。雖然兩岸人民因政治關係未能自由出入中國和台灣，但這些食物至少能以味覺滿足必嘉爸爸渴望回鄉的願望，讓他尤如重回出生地，作為心靈上的補償。此外，還可留意必嘉父親只以「對的」來籠統形容山楂糕，真是可圈可點。由這二字較難分辨究竟是表達食物美味還是對家鄉的懷念，恐怕味道真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而這樣曖昧的「對的」更暗示了小說的結局，反映朱天文精心的佈局，措辭簡潔而有深意。
二是朱天文強調中國和台灣的差別。這些家鄉食物有「新疆葡萄乾」、「涪陵榨菜」、「蘭州百合」、「西安蘋果」等，在在突顯中國城區的名字。如果就此認定朱天文將中國和台灣作對比，表達她的「愛國」態度，這就未必太快下結論了。朱天文有意表達的是更複雜的兩岸關係。從必嘉幾乎沒有插話的餘地可見，外省第一代和外省第二代對鄉愁的理解不同，更甚是後者在台灣出生，連故鄉都不太認識，何來鄉愁呢！這是很真實和合理的反應，也由此隱約透露朱天文這些外省第二代，對於中國的感情比較淡然，有點像旁觀者的心態。那麼，必嘉父親代表的外省第一代如此投入地品嚐家鄉食物，就必然認同出生地嗎？〈世夢〉的結局可以回答此一問題：
機窗外，雲像堆雪在底下，上方青天蕩蕩，白晝杳杳，她與父親，正在回家的路上。[3]
朱天文藉著解嚴這一關鍵時刻，間接表達她對台灣的認同。青天白日的景致不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而她與父親對「家」的定義一致，「家」就是日常生活的地方，那片飽含回憶之鄉，只能偶然隨著食物紓解一下他的鄉愁了。以上只有短短數十字，但已有「家」也有「國」；食物除了用以懷緬往事，喚起回憶，也隱喻家國之情。所以鄉愁文化除了直接灌輸，也能透過味覺感官引起身分的想像與思考。
二、《荒人手記》：日本文化
《荒人手記》是朱天文首部長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我」記述阿堯、永桔等同志之間的故事。《荒人手記》榮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首獎」，特別受到評論者的喜愛，除了經常提及的同志文學、感官書寫、手記形式等特點，小說中由食物帶出的日本文化也是很值得討論的。
阿堯母親為「我」烹調食物的描寫，可見日本人對食物的執著與堅持，也體現了日本人十分注重禮儀的一面。朱天文借著「我」的親身經歷，顯示她對日本把原是人類基本生活需要的食物，提升至藝術美學的層面，表達深厚的讚美之情。
對日本人而言，食物並非只為滿足口腹之欲，他們自有其獨特的食物材料或煮製食物的方法：
我又愛食肫類，讚美過媽媽的燙綠韮，炒銀芽，那是在給阿堯信中表示對媽媽的謝辭，從此媽媽記住了。她會花整個上午或下午潛居廚房內，刺繡般將一根一根豆芽摘頭截尾，只留肥嫩無纖維渣子的中段。並且購得日本人不食的鴨肫雞肫，費大力剖去肫裡堅靭的穀黃色硬皮，好似製作工藝品。我無言以報，阿堯說，這是無極老母榮幸，她很愛嘛。[4]
日本人烹煮食物有如製作精雕細琢的巧手工藝品，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就曾讚賞：「餐盤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安排得最美妙的圖畫」；[5] 日本人喜歡生的食物「帶著市場上貨物所特有的那種新鮮性，那種天然性，那種多樣性，甚至弄得整整齊齊，把簡單的質料轉變成有如事件一般。」[6] 以上的一段文字即能印證日本人對於挑選食材與烹調的用心。這一段引文的重要之處是：媽媽願意為「我」去購買不是自己飲食文化的食品，還花盡心思精製，表達了她視「我」為家人的親情。媽媽已視「我」為家中的一份子，對「我」的照料，沒有因為種族或血統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反之，她既遵照日本人烹調食材的程式，耐心製作韮菜與銀芽，還摒棄自己民族的食物衛生習慣，目的就是讓進食這個行為可以成為他們之間的無障礙交流，雙方可以藉著美味的食物傳遞感情。
「我」喜歡內臟，媽媽只取食物的最美味部分，原本突顯了雙方文化的差別，但媽媽的包容跨過國族和家族的界線，她以和諧的、共融的，而非激烈的、強硬的方法，透過食物把愛傳送給對方。如果從這個角度評價阿堯參與爭取同性戀合法化的激進運動，可能會有多一些思考：他們的抗爭行動，是強烈地打破與自己不同的制度與機制，他們忽略了各個群體各有不同及獨特的文化意義，而文化又是無形的強大力量，有助消除或穩固一個民族的凝聚力，過於強迫破壞既定秩序或文化，結果只會弄巧反拙。
由此可見，朱天文對於日本飲食文化的掌握，其實相當精準，並能從日本食物文化帶出她對同志運動的想法，相比直接的批評或讚美，借助食物這種尋常生活之物，或許更令讀者接受和理解同志這類相對獨特的、小眾的心理狀態。
聽說台灣「目宿媒體」將會上映由朱天文執導的朱家紀錄片上集《願未央》，至於下集《我記得》則由小說家林俊頴擔任導演，到時觀眾便能透過鏡頭欣賞文學家族的「演出」，並了解更多朱家有關文學、親情、歷史等的故事，或許能從中發掘一些蛛絲馬跡，有助分析朱天文書寫食物的意義。
注釋
[1] 朱天文的返鄉經歷紀錄在散文〈上言加餐飯〉、〈走吃千里〉等，這些散文收錄於《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2] 朱天文：〈世夢〉，《炎夏之都》（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頁174。
[3] 朱天文：〈世夢〉，《炎夏之都》（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頁210。
[4]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北：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0。
[5] 巴爾特著、孫乃修譯：〈湯水與薄片〉，《符號禪意東洋風：巴爾特筆下的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15。
[6] 巴爾特著、孫乃修譯：〈沒有中心的菜肴〉，《符號禪意東洋風：巴爾特筆下的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