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像一齣戲，全由一生只演一場的業餘演員臨場發揮。活着的人生來被迫坐在觀眾席上，卻總打着呵欠做別的事，只是偶爾抬眼看戲灑灑淚。直到有一天我們猝不及防地被推上台，手足無措地從零學習和感受有關死亡的一切，拼命想顯得像在台下時從容老練──卻發現低頭按手機的觀眾根本不關心台上在演甚麼，連演員退場也只有疏落零星的掌聲送別。
我們不得不承認，死亡的命題雖亙古宏大，多數時候卻並不如文藝創作般蕩氣迴腸。但也有些創作人無意放大或美化死亡的淒涼可怖，或透過文字創作，或透過影像紀錄，平實無華地以不同視角展現臨終之人在病塌上的最後時光，讓死亡的過程在藝術濾鏡下不失真實動人，也讓活着的人至少在讀一篇小說、看一齣影片的時間，認真注視與生命同樣莊嚴珍貴的死亡。
他人筆下的他人之死
英語有個短語叫as sure as death，「如死亡般確定」，德語的 todsicher 索性直接把「死亡」與「確定」合成一個副詞，意指非常肯定。死亡終會帶走每個活着的人，無一例外，沒有甚麼比之更毋庸置疑的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於1886年出版的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在說這麼一個結局已寫在標題的故事，那麼伊凡・伊里奇是誰，值得讀者探究他的一生⋯⋯或說一死？
小說篇名根據漢語習慣譯成某某之死，驟眼看上去鄭重得讓人誤以為虛構的主角伊凡・伊里奇是個大人物，彷彿他的死對世界有甚麼重大影響。但其實俄羅斯語原作篇名中「死亡」（Смерть）放在前面，英譯的The Death of Ivan Ilych更為接近原文。兩者的分別在於小說探討的重點：死的是伊凡・伊里奇還是凡伊・奇里伊，其實不如死亡這主題本身來得重要。事實上，伊凡・伊里奇也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平凡人：四十五歲的他有體面的法院公職，只充斥上流人物的社交圈子，可供大排筵席的房子，穩步上升的事業，表面美滿的婚姻⋯⋯他的一生循規蹈矩，直到病死也平平無奇。這樣一個泯然眾人的小人物，托爾斯泰如何記述他的病痛與死亡？十九世紀英國詩人阿諾德（Matthew Arnold）曾評價他的小說不是藝術而是生活，因為他總是以毫不修飾的直白語言說最真實的故事。托爾斯泰在本作中也貫徹文風，運用心理現實主義的敍事角度剖白角色行為背後的動機，細緻地刻畫出三種面對死亡的態度。
首先是伊凡・伊里奇的同事和妻女，也就是他理應最親密的社會關係。同事們得知他的死訊後第一個反應是「死的是他，不是我」，情感上則是恐懼而非傷心──縱是他人之死，仍近在咫尺，像是倏然把「他朝吾體也相同」的事實強行擺在眼前，迫人咽下。喪事禮拜上主角朋友的安慰、妻子的哭泣，都像是心照不宣的拙劣演出；他們合力表現出對他人之死應有的恰當情緒，儘管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稍後趕不趕得上牌局和如何向政府榨取更多撫卹金。本應真誠哀悼逝者的場合，在托爾斯泰筆下只剩合乎禮儀（comme il faut）的機械式反應，未必是因為人心冷漠，而是主角和同事的交情、和家人的感情本就淡薄，因此面對他的死，眾人只感到難以名狀、無處安放的尷尬不安，只得故作世故，該鞠躬時鞠躬，該流淚時流淚。彼此評比的目光交織成種種社會規範，不同角色按劇本演繹情緒──明明是社交常態，瀕死的主角卻難以忍受，生前多次說自己身邊充滿虛言，因為沒有人願意像他自己一樣承認他藥石無靈，行將就木的事實。一邊把病情惡化歸咎於他不按時吃藥睡覺，一邊假裝相信他有痊癒的一天；人人都逃避死亡這個現實，使他滿心惶恐無處傾訴。醫生也是如此，彷彿維持專業的形象必須去人性化，將病人看成傷病本身來處理。主角多次用「漠不關心」來形容為他治病的權威專家，他們總是用艱澀的醫學術語迴避他唯一關心的問題：「病情嚴重嗎？」──和為了顯得得體自持而不好意思問出口的「我會死嗎？」這種掌控一切、不近人情的態度也讓主角想起法庭上的自己。
第二種人恰好相反，因為意識到自己也終將成為別人眼中的「他人之將死」，於是對臨終病人表現出人性關懷和同理心。鄉下出身的僕人可以說是全篇小說上流社會背景中唯一出現的低下階層，他無微不至地服侍主人，善意地表達憐憫，並直白地對他說人總有一死，因此願意將心比己給予最大程度的幫助和陪伴。於是，一生在意體面的主角在不體面的僕人面前竟然感到放鬆，他終於可以卸下受人景仰奉承的法官身份，放下在前來探病的下屬面前頤指氣使的作態，接受自己不過是身心備受病痛折磨，基本自理也需要幫助的病人。僕人的坦誠、耐心和關懷維護了臨終者的尊嚴，無關金錢、名聲、地位、血緣關係；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在那個時代最不可能逾越的階級差異被抹去，主角內心卻因此獲得一絲安詳。
最後也最重要的刻劃，是臨終者本人的心境變化。主角在難以忍受的疼痛中短暫地問過死是何物，問過「為甚麼是我」，但病與死突發無由，也無法解決，因此他很快轉而問自己生是何物。從「一定有甚麼出錯了，我才會重病垂死」，到「難道是我活得不對」，讀者跟主角一樣，赫然發現對生和死的叩問其實不可分割。主角一開始不願承認畢生成就和婚姻都是活得錯誤的證據，到彌留時才因着與妻兒唯一的人性接觸而與自己和解──一生活在他人的評價和首肯中的伊凡・伊里奇，死時愛憐地看着淚流滿面的妻子和哭着親吻他手背的兒子，默念了一句「原諒我吧」，終於承認也糾正了錯誤，驀然釋懷，撒手人寰。
伊凡・伊里奇之死對身邊親友的意義，不過是同事覬覦多時空出的公職，是妻子心心念念的撫恤金，是醫生眼中又一宗不治的案例。看似可悲，但別人的目光於他有何意義？從無能為力地注視死亡臨近，在痛苦和恐懼中怨恨親友醫生的無情，到最後真正直視死亡和自己心靈的一刻，伊凡・伊里奇才發現死亡與恐懼都不復存在了。托爾斯泰為虛構的臨終病人填寫圓滿結局，卻也有人選擇留白留真，以第三身視角如實記載生命盡頭彌留者的沈默。
死亡何須旁白
由中國著名紀錄片導演王兵執導的《方綉英》記錄了阿茲海默症末期患者方綉英臨終前十天的情形，獲得2017年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金豹獎，是史上首部紀錄片獲得該最高榮譽。拍攝時，六十七歲的方綉英已經部分肢體癱瘓，神智不清，失去語言能力，並只能進食流質食物。影片主要分成三個場景：方綉英的臉部特寫、圍繞病塌前的親友閑聊和方綉英家人捕魚的情況。王兵以低調的拍攝和剪輯手法展現死亡的大哉問，沒有前設，沒有評價，沒有潤飾，也因此沒有界限。
在方綉英的病床邊，鬧哄哄的親屬一邊看電視、玩手機，一邊聊着這病每天得花多少錢，喪禮該怎麼操辦，誰賭錢贏了，剛捕的魚怎麼殺⋯⋯而老人只是睜着茫然的眼睛扭了扭頭，也不知神智尚存幾分。明明老人就躺在旁邊，眾人卻總是以第三人稱來談論和研究她，「我以為她會多活七八年」、「都瘦成皮包骨頭了」、「她的表情好像跟昨天不一樣」、「她眨了一下眼睛」、「應該熬不過今晚了」，彷彿苟延殘喘的方綉英早已是死物。她的身體疼痛嗎？認得出床前的兒女嗎？聽得懂眾人的聊天內容嗎？她是否也像伊凡・伊里奇一樣，厭惡親友在她面前神采飛揚，言笑晏晏？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相比一言不發的方綉英，伊凡・伊里奇在病塌上飽滿具體的恐懼、厭煩、痛苦、不甘、釋然不由得顯得虛浮蒼白。導演選擇把臨終一刻的私密留給了老人和她的親友，而在影片最後一幕，老人逝世三個月後，小叔子只留下一句「百日的時候，我們會拜祭她」，總結了老人的逝去。六十七載春秋枯榮，八年的病塌纏綿，漫長的一生和匆促的彌留頃刻如風過無痕，似乎在告訴觀眾：一個又一個的人死去了，一個又一個的人仍然活着，他們將繼續思考或暫時忘記死亡，直到他們一個又一個的死去。
本片其中一個深刻之處在於那些十分漫長的臉部特寫。鏡頭像一塊單向玻璃，打破了平日社交禮儀的約束，觀眾一開始或會對這種放諸現實生活可謂唐突的視角感到不適應，但很快就會習慣，肆無忌憚地觀察大屏幕上老人每個細微的表情動作，與片中的親友一同探究猜測將死之人的想法情緒，卻發現甚麼也沒有讀懂。王兵在訪問中表示希望用影片「傳達她最後在想甚麼」，而他也確實嚴肅莊重地直述了這段平庸而真實的臨終時光，不需要主觀的旁白，也不需要煽情的配樂。就如托爾斯泰一樣，王兵的鏡頭不是在記錄某某之死，而是在指引觀眾凝視死亡本身，重申死亡的不可問、不可逆。至於方綉英最後是否如伊凡・伊里奇得到心靈救贖，親友和觀眾都不得而知，就如世上所有人終須沈默地孤身上路，既無一例外，就毋問悲歡輕重。
未知死，焉知生
托爾斯泰創作的臨終經歷讓讀者最大限度地想像和共情，王兵的紀錄則正好相反，讓觀眾意識到死亡的不可替代，應了那句「佛曰：不可說」。兩種文藝創作均跨越時間，以不同視角觸動活着的人思考生死，追尋意義。泰戈爾寫過一句生動而富哲理的詩：「死亡在生命的錢幣上刻章，予以購買真正瑰寶的價值。」因為生死為一，所以向死而生；伊凡・伊里奇一生追逐虛幻的名利，在臨終前終於用他的錢幣買下珍貴的自我寬恕，那麼我們呢？
沒有人喜歡不幸，但看似代表不幸的死亡同時也在反證存在的珍貴和獨特。在當下疫症來襲之際，營營役役的生活不得不暫停，卻也給了我們遠離喧囂雜音的契機。既多出安靜獨處的時間，不妨在感恩活着的同時讀一篇數十頁的小說，看一齣九十分鐘的紀錄片，參與人類對存在與消亡永不止息的叩問，以死觀生；那麼在重返忙碌的時候，或許可以試着把以後平凡的每一天過得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