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作者
在日本，由學術界轉身政界的人，不多。轉身前後皆獲得重要成就的人，更是少見。但是，本書《文明的海洋史觀》作者川勝平太就是這種少數中的少數。川勝平太，1948年生於京都，是一名標準的日本嬰兒潮世代，生涯與日本戰後的高度經濟成長與社會競爭，重疊。當然，也與平成期的經濟衰退以及社會老化，同步。高中進入升學名校洛星高校，大學突破難關考入父親的母校早稻田大學，並且進入早稻田最受社會矚目的政治經濟學部。碩士、博士課程於早稻田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完成，主攻比較經濟史學。博士課程期間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留學，1985年以《英國議會資料》為研究題材取得博士學位，並於1990年升任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教授。
但是，歷史總是諷刺，川勝平太後來卻因為《英國議會資料》的購入問題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發生衝突，辭去早稻田教職，於本書出版後的1998年4月轉任位於京都的大學共同利用機關──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這是因為川勝平太念茲在茲的「英國議會資料」，後來由擔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位於大阪）館長的梅棹忠夫（1920–2010，《文明的生態史觀》作者）接受京瓷（Kyocera，本社位於京都）會長稻盛和夫的捐贈，收藏了這批資料。這也使得川勝平太決意違背父親期待自己「埋骨早稻田」的遺願，轉而將研究據點移至關西。（詳情請參閱本書〈跋〉）
2007年川勝平太接受擔任靜岡縣知事，同時也接受靜岡文化藝術大學理事長石川嘉延（1940–）的邀請，出任該校校長。2009年接替已經連續當選四屆知事的石川嘉延，出馬競選知事，至今已經順利當選三屆，支持率長期居高不下，可謂完美轉身政界。長期擔任川勝知事的涉外事務顧問、並與筆者往來多年的京都產業大學教授東鄉和彥（前日本駐荷蘭大使），也認為川勝平太出任民選知事適得其所，正好可以實踐自己主張的「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並且將靜岡縣建設為「庭園之島」。（參閱本書〈結之章〉）
二、文明的生態史觀vs.文明的海洋史觀
1998年3月，《英國議會資料》剛來到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四月，川勝平太就緊接著轉職來到了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並且馬上（六月、七月）在《文藝春秋》與《季刊民族學》的安排之下，與文明學的巨擘梅棹忠夫連續進行了兩場紙上對談。當時梅棹忠夫七十七歲，川勝平太五十歲，但是完全感覺不出兩人學術力量的差距，以及年齡造成的隔閡。兩人的對話中，明顯出現梅棹生態史觀vs.馬克思唯物史觀，以及川勝海洋史觀vs.梅棹陸地史觀的兩大對立軸。
梅棹生態史觀不管是在思考層次上的獨特度，或是視覺上驚人的新鮮度，都令人嘆為觀止。也就是說，雖然生態史觀清楚地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及黑格爾主義的進步史觀，但是能以「這樣的方式」輕鬆地讓西洋與東洋、西歐與日本，以及歐洲與亞洲的對立軸一舉失效，確實需要強大的構想力。
川勝海洋史觀雖然不是與梅棹生態史觀的全面對決，但是至少對梅棹理論進行了補足。例如，《文明的海洋史觀》一書的核心，在〈轉之章 文明的海洋史觀〉當中，提出了川勝海洋史觀的兩大主張，就都是對於梅棹生態史觀的補足。梅棹生態史觀忽略了「海」的重要性。但是，事實上，在世界史中，「海」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大。因此，川勝平太認為有必要在梅棹史觀當中加入「海」的要素加以補足。據此，川勝的分析架構在歐亞大陸的東邊加入了東中國海、南中國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在西邊則放進了東地中海、西地中海、北海、波羅的海以及大西洋；南邊則放入了印度洋。（參閱本書〈轉之章〉裡的「川勝修正圖」）
當然，其背後的認識體系乃是肯定歐洲史以及日本史從「海」獲得了決定性的影響，而川勝海洋史觀和梅棹生態史觀的決定性差異也在於此。就此而言，從「海」的要素來看的話，相對於西邊的地中海相，東邊的東南亞和東中國海也是另一個歷史的中心。而在此區域活動的歷史主體，即是以華人為中心的中國商人以及東南亞的華僑。日本則成為此一「海洋亞細亞」邊陲地帶的島國。但重要的是，日本這個邊陲島國依然透過海洋和「海洋亞細亞」相連。因此，如果據此來修正梅棹生態史觀知名的歐亞大陸模式圖的話（參閱本書〈轉之章〉裡的「梅棹文明地圖」），那麼「第一區域」[1] 則應加入東南亞以及沿海中國。
第二、日本位於「海洋亞細亞」的邊陲。相同地，歐洲也位於「海洋亞細亞」的邊陲，甚至可稱之為「遠洋」。由於西歐諸國一直渴望入手東南亞的各種物資原料，單就此一歷史事實，就可將歐洲視為邊陲。而當揭開歐洲「近代」序幕的大航海時代到來之時，西歐諸國反覆在亞細亞蔓延擴大的物資爭奪戰，附隨而來的即是西歐的工業革命以及殖民地擴張的過程。但是，帶給日本的卻是德川時代的鎖國。也就是說，西歐和日本雖然歷史發展的方向相反，但意義卻是相同的，都是意味著從支配世界史的中心地帶「海洋亞細亞」脫離的「脫亞」，雖然一邊是進入，一邊是遠離。此一觀點是川勝平太的獨創，梅棹忠夫確實沒有想過「海」和「近代」發生的世界史關聯。
三、「陸的原理」與「海的原理」的相互作用
梅棹生態史觀和川勝海洋史觀，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也不是二者擇一的問題。世界史的前進軌跡，永遠比我們任何人想像的要更為多線與複雜。不像百米賽跑，反而更像馬拉松比賽，完全看不到終點，過程也不可預測。這就是梅棹忠夫強調的「自發性演化」或「自發性消長」。
也就是說，不管是「陸的原理」還是「海的原理」，都只是在世界史或地球這個「場所」中相互作用並且對抗競爭的原理、原則而已。「陸的原理」說明了乾燥地帶的遊牧和濕潤地帶的農耕兩者間的對抗和「棲地分離」原則，並且構築出日常生活的基本條件與社會的基本結構，創造出了國家成形的基礎 。另一方面，「海的原理」則經常帶入與日常生活及社會基本結構異質的事物，並藉由外部的作用力改變了日常，讓社會產生變化。
如果我們接續梅棹忠夫的陸地史觀與川勝平太的海洋史觀，把由中國、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所構成的「世界單位」，稱爲「中華世界」的話，那麽，我們又可以把中國大陸稱爲「大陸中華世界」，而把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稱作「海洋中華世界」。
眾所周知，自從鄧小平帶領中國重回世界史的舞台以來，四十餘年來，力的方向，一直是從「海洋中華世界」不斷地朝向「大陸中華世界」作用。但是，晚近，隨著中國強力地回歸世界史，與過去的方向相反，「大陸中華世界」對「海洋中華世界」的力的作用，也愈來愈明顯。（類比川勝修正原理）
就現代性而言，台灣，毫無疑問是「海洋中華世界」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上最具平衡感的地區。台灣位於「大陸中華世界」的東南，東北亞的西南，東南亞的東北。一方面，可以說是跨越三大自然地理學上的「世界單位」；但是，反過來說，也可以看成是位於三大「世界單位」的邊緣。（類比梅棹邊陲原理）
而從地理政治學上來看，台灣的東部一直到一個世紀多以前的清帝國，都仍然是漢民族東擴的地理界線。另外，直到七十年前，「大日本帝國」仍以台灣作爲其公式帝國的最南端。「世界單位」的邊緣性交錯，可以說正是塑造台灣多元「風土」的要因。
日本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者白石隆就曾指出，東亞（在此指廣義的東亞，包括東北亞及東南亞）的歷史，一直都是在「海洋亞細亞」與「大陸亞細亞」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下，發展而來。「海洋亞細亞」，代表著向外發展的亞洲，以相互貿易網絡結合而成的資本主義型亞洲；而「大陸亞細亞」則是向内發展的亞洲，以鄉紳和農民為中心的農本主義型亞洲。「大陸亞細亞」的典型當然是指涉占據著歐亞大陸東部的歷代中華王朝，而近代「海洋亞細亞」則是依靠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以及戰後的「美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畫出了具體的輪廓。
換句話說，台灣正好處於東（大陸的、内向的、政治的）與西（海洋的、外向的、經濟的）兩大歷史動力的接點，並且不停地被拉扯。這和日本在政治地理學上的位置，幾乎一模一樣，當然，也因此造成台灣與日本，在東卻不在東，或不在西卻又在西的曖昧景象。
四、海洋國家台灣的構想
戰後日本最重要的國際政治學者高坂正堯，在六十年前就已正確地預言了中國的崛起，並且發表了影響戰後日本國家戰略的名著──《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
高坂強調，日本既非東洋，亦非西洋，因此，不管如何，必須自我提升國力，否則可能會從屬於現在的強國美國或未來的強國中國之下，甚至同時從屬於美中兩國之下。爲了避免此一狀況發生，日本應該學習過去的英國，重視貿易，尋求歐洲以外（對日本而言則是亞洲以外）的世界舞台。全盛期的英國雖然採取謹慎的外交政策，但是對於冒險商人的活動卻大力支持。這樣的政策與態度的巧妙組合，使得英國對世界開創了無限的可能，同時激發了其國力發展的可能性。
高坂也說，戰後日本，雖然已經具備通商國家的性格，但是，並沒有辦法在理解世界問題之後，基於長期視野建立國家構想，並創造國家與國民雖然未必站在同一立場，但是卻能朝共同目標努力的體制。而此一構想指的自然就是，不過分強調軍備、不增加國民負擔，而是強調通商貿易的「海洋國家構想」。
毫無疑問地，高坂正堯的話，沒有在日本完全實現，但是台灣可以拿來參考。只是，台灣不能只有「大政治」，沒有官僚系統「小政治」的安定性與長期性，政黨政治人物的「數學」太容易為短期利益左右。無論如何，就在民進黨長期執政已經幾乎成為歷史事實的今天，亟思揚棄「陸的原理」的蔡英文執政集團，必須基於「海的原理」提出民進黨台灣的「海洋國家構想」，否則單單感情式的「反中」或「棄陸」，可能又會如同日本的政治悲劇一樣，雖然屢次無限接近了歷史的中心，但是卻又怎麼樣都難中歷史的正鵠。
注釋
[1] 指日本和西歐。詳情請參閱《近代日本文明的發展與神態史觀》，梅棹忠夫著，陳永峰譯，遠足文化出版，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