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叫一個普通的波斯尼亞人，介紹一下他們波赫的作家們，兩個名字可說是必然會馬上出現：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和梅沙．塞利莫維奇（Meša Selimović）。基於安德里奇對波斯尼亞歷史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敏銳觸覺，他成為了這些作家之中唯一獲得諾貝爾獎文學獎的人──同時也被視為波斯尼亞最偉大的作家。
另一位值得提及的是塞利莫維奇。其小說在波斯尼亞文壇可謂地位非凡。他專寫普羅大眾的存在處境，手法非常貼地，觸動心靈。讚譽最高的《死亡與苦行僧》（Death and the Dervish）受啟發自一齣家庭悲劇，經塞利莫維奇的妙筆，個人的日常事物便彷彿找到了恰到好處的自我展現方式，昇華到普存的、廣布的層次（塞利莫維奇稱到了四十歲才有感悟，便開始寫作）。其寫作方式受文藝評論家推祟備至；其小說之美，被比作如一首長的詩，詩中的各字各句是「具有意圖的，沉重的，有意義的，不可改變的和重要的」（Cooper，2018，頁12）。
人類身份和完整性問題是直到今天仍跟文學適適相關的主題。人是誰（或更好：甚麼）？在如此不公義的社會，有所謂「純潔的人類」嗎？ 這些是《死亡與苦行僧》着手處理的問題：作者試圖探究諸如人類自由、罪疚、身份、道德價值、生存意義、個體與意識形態之關係──不論是宗教還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塞利莫維奇強烈表達人類有擺脫它的必要，反對主流的社會秩序。
梅沙．塞利莫維奇是誰？
梅沙．塞利莫維奇（1910–1982）出生於波赫的圖茲拉（Tuzla），曾在貝爾格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Belgrade）學習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言（Serbo-Croatian language）和文學。他於1943年因參加黨派反法西斯抵抗運動而被捕，獲釋後成為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一員。儘管他舉家都參加了革命，梅沙的兄長還是難逃涉嫌盜竊、在沒經過審判便被處決的命運。
戰爭結束後，梅沙選擇留在貝爾格萊德，但後來他為另一位女子而拋棄妻子，被驅逐出共產黨。於是他又搬到薩拉熱窩──他在那裡擔任高中教育學和語言學院的教授、博斯納電影藝術總監、國家劇院戲劇部主任和出版社Svjetlost的主編。
後來，他與幾位當地政客和知識份子發生衝突，便於1971年搬回貝爾格萊德，直到1982年去世。除了《死亡與苦行僧》，他的主要作品還有《沉默》（Silence）、《堡壘》（The Fortress）和《島》（The Island）。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唯只是落選了。
塞利莫維奇在《回憶錄》（Memories）中表達過他對文學的看法，為自己的小說解畫，避免錯誤的解讀。他在其中揭示他如何建構故事，說明它們受到啟發的實際事件。但最重要的是，《回憶錄》讓我們深入了解一個被拋棄的故事，同時也強調了生命中的記憶與其文學作品的關係，是深入了解他作品的基石。
活在動盪不安的南斯拉夫，當權者在他的生命裡自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作為作家的題材，也是他對社會看法的原材料。他的大學權力腐敗，他因此而常在專業上受到鄙視，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在《回憶錄》中，他曾不點名提到一位著名詩人。這位詩人是位好同事，甚至在職業生涯上幫助過他；但到了要為政治立場表態時，便公開取笑塞利莫維奇的手稿，把他第一本故事集評得一文不值。因此，很難怪他的兩部小說《死亡與苦行僧》和《堡壘》都質疑權力，講及社會腐敗、道德、內疚與追求真正價值之間的關係。
在他生命中，其中一個重要的回憶當然是兄長索夫奇亞．塞利莫維奇（Šefkija Selimović）被殺害。梅沙寫道：「被告，我的兄長，被那些烏斯塔沙人（Ustashas）從公寓裡拿走所有東西，等待他那出乎意料地在集中營活着的妻子，並打算要回圖茲拉。」（1977，頁191）這一事件讓他重新發現，他正活在一個可怕和不公正的世界：當權者對他家人所做的事，使他痛苦萬分，讓他感到不知所措。
然而，基於工作崗位上的要求，他在哥哥剛去世後的第二天，便舉行了一次事前宣揚的演講，說：「這正是我想要忘記的事情。作為一個人，作為弟弟，我想要說話，我能說，有力量說，同時沒有對這種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不自然的責任作出抵抗。」（1977，頁192）這種職業義務與私人生活之間的衝突，成為備受好評的小說《死亡與苦行僧》的主旨。
小說與現實：《死亡與苦行僧》
《死亡與苦行僧》的故事圍繞着一個受人尊敬的苦行僧艾哈邁德．努魯丁（Ahmed Nurudin）。這是一場關於他的身份、生活與抉擇的沉思，也是他對某種終極真理的追求：「通過如此方式，我將預見我會成為的模樣：一個對我自己來說甚至是謎一樣的模樣。但對我而言，這種謎一樣的自我正說明我還非真正的自我。」塞利莫維奇本人亦是如此嘗試去探究和解釋自己的生活經歷（似乎非常成功），與此同時，他設法整合過去，歸納出能套用到現今社會的真理，使其成為一個具遍存性的故事：「塞利莫維奇的奧斯曼帝國波斯尼亞是二戰後南斯拉夫的縮影；戰後的南斯拉夫是（現已不再）本世紀的縮影 。」（Selimović，2018，頁13）。
《死亡與苦行僧》的故事，設定在十七世紀奧斯曼帝國統治期間波斯尼亞一個不為人知的城鎮。故事的主人公艾哈邁德有着各種困惑：一方面來自兄長的被捕和死亡；另一方面來自與波斯尼亞殘酷勢力的衝突，來自對道德價值的重新審視。
故事發生在城鎮的堡壘內，這地標本身就有壓迫的象徵意味；而故事主角的名字是與他的頭銜一起分配給他代號，代表着身份認同的問題──故事主人公開場時細膩表述過個人選擇與服從之間的衝突：「河流與我相似：有時洶湧而起泡；但更常是平靜和無聲。人們將它攔截在清真寺下方，引它穿過驅動磨輪的槽，使它變得馴服有用，我感到遺憾；當漲水摧毀大壩，並再次自由流動，我便高興了。我一直都知道，只有温馴的水可以磨小麥。」
讀者可從心理學和存在主義的角度切入分析、解構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他是一位信徒，完全遵循宗教教條行事。他轉向信仰，免去紅塵的煩擾。宗教雖讓他感覺超脫，但最終，現實還是無情地展示自身。比如說，艾哈邁德難以接受當權者肆意操縱人的命運，其惡竟超越上帝的力量。梅沙之所以如此寫，正因為他的自身經歷：「我感到恐慌，並害怕這種聞所未聞的惡意，因為，我無法理解人們何以會無緣無故地想要毀掉他人。」（1977，頁185）
讓主人公艾哈邁德難以取捨的是到底要否去替兄長求情而失去聲譽和頭銜－－他看頭銜比私人生活和家人的地位更重。兄長後來因揭發政府官員的秘密而被捕，艾哈邁德得知後猶豫，沒有及時採取行動，他為此感到內疚。梅沙在《回憶錄》中問自己：「我現在是誰？是痠軟的兄弟，還是遙擺不定、不盡責的黨員？」（1977，頁197）如此問題，在苦行僧艾哈邁德與兄長之間的矛盾中展露無遺。
人與世界以至各種身份之間的衝突，就像神的本質一樣，是無所不在的──關於這點，小說的標題其實早有暗示，就如文學評論家尼也斯．杜拉高維奇（Nijaz Duraković）說：「作品的標題強調死亡這個字，並將這概念與苦行僧聯繫起來，顯然抹去了傳統以來苦行僧這概念的意義及其宗教價值」（2012，頁49）。
艾哈邁德無法面對世界的殘酷，甚至不再選擇信仰、友誼和愛情；他選擇復仇和權力。然而，像愛和奉獻這種真正的價值，卻體現在艾哈邁德的朋友哈桑（Hassan）的性格中。哈桑是一個快樂、善於交際和誠實的人，他鄙視無條件的順服，卻最終被自己的朋友利用。
鏡像的小說世界：《堡壘》
然而，塞利莫維奇的小說並不只有向權力低頭的一面，《堡壘》的主角艾哈邁塔（Ahmet）便是不服從當權者的一例。 雖然他常為生計苦惱，卻拒絕需要在道德上妥協的工作。艾哈邁塔問自己：除了惡，生活中還有甚麼「是來自於我們自己心底裡的激情」。也許，他的妻子蒂亞娜（Tijana）知道答案：「我們必須學習愛的力量，而不是從生命中創造折磨。」雖然，社會不公的故事俯拾皆是，但是人們心中最微小的希望也能為生活帶來一些平衡。梅沙跟艾哈邁塔和哈桑肩並肩，同是忠於一個值得期盼的生命原則：愛。
苦行僧艾哈邁德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說：「一切都從我身上掉了下來，就像長袍或盔甲，剩下的就是剛開始的時候，裸露的皮膚和一個赤裸的人。」但這個反英雄故事的真正悲劇是，面對社會的不公正，他沒有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反而是被社會環境和自身的立場所迷惑。他一方面欽佩善良哈桑（哈桑實際上是艾哈邁德對某種理想的投射：如果他選擇了愛，而不是上帝，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但另一方面卻選擇了仇恨和復仇。
他同樣是《堡壘》中的艾哈邁塔的對立鏡像。艾哈邁塔幾乎是一個絕望的、對人失去信心的人，但他絕不是悲慘的人。「人們正在改變，變得更糟。」小說中的一個角色說。但在這種對人和世界的悲觀的觀點下，艾哈邁塔仍然選擇道德和愛，將之視作生命的第一原則。不為別的，他只是希望，後人不會像他目睹的人那樣「愚蠢」。
不管是《死亡與苦行僧》艾哈邁德，還是《堡壘》中的艾哈邁塔，或甚至是作者塞利莫維奇本人，他們的轉變都是開始清醒、進入現實世界的過程──要接受現有不公正的制度而成為其中的一部份，像艾哈邁德般迷茫和困惑呢？還是像艾哈邁塔般得到平靜？ 但最終，我們所悟到的，何嘗不是生命中的荒謬感？
塞利莫維奇想要帶出的是，我們還有僅存的願景：世界不必然只有殘酷和困擾。就像，老套的說，人們總有彼此相愛的自由。與他筆下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塞利莫維奇沒有太多懸念，他認為只有愛可以帶來和平，正如他說：「我想寫一本關於愛情的小說，一部關於視教條為生命指引的人的悲劇：他錯失了愛情，他將會想念生命。」（1977，頁200）
參考資料
Cooper, Henry R., Introduction in Meša, Selimović, Death and the Dervish (Translated by Bogdan Rakić and Stephen M. Dickey), Vulkan izdavaštvo, Beograd, 2018
Duraković, Esad, Poetičke i stilske funkcije mota/epigrafa u romanu Derviš i smrt Meše Selimovića, in Sarajevski filološki susreti I (knjiga II) (ed. Sanjin Kordić), Bosansko filološko društvo, Sarajevo, 2012.
Selimović, Meša, Derviš i smrt, Biblioteka Dani, Sarajevo, 2004
Selimović, Meša, Sjećanja, Sloboda, Beograd, 1977
Šmulja, Saša, Proces i preobražaj u romanu Derviš i smrt Meše Selimovića, in Meša Selimović i Skender Kulenović u srpskom jeziku i književnosti,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