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家傳天下第一奇毒是以蜂蜜、川貝、桔梗加上天山雪蓮作成的含笑半步癲（釘），走上半步或面露笑容，就會全身爆炸而死。當然這是個喜劇，帶着浮誇的元素而讓幽默得以產生，不過「笑」這件事情成為整個時代悲劇的現象，正是波茲曼這本書所要警告我們的，雖然是四十年前電視機時代的警語，但在今日卻只有一語成讖的先知預言的地位而已。雖然我們不會全身爆炸而死，但是我們會在娛樂、笑聲充斥的環境之下，死亡。
身而為人所特出於其他物種的地方是我們的「語言」，而透過語言我們能去追求知識，知識的終極正是「真理」，這是知識論的問題，而在這裡作者所探討的是「媒體知識論」的主題。這樣的論調是作者所提出的真理觀，他認為真理必然地是經過修飾的，甚至在每個文化都假設有某種符號才能可靠地傳達真理，但在其他文化中卻不對這種符號的形式感到重要，這或許是某種文化相對主義，但這裡重要的事情並不是探究相對主義的虛無後果，而是作者所側重的「形式」問題。根據麥克魯漢的觀點，「媒體即訊息」，在這裡作者進一步地衍生出下一個階段正是：「形式（媒體──media，亦有媒介之意）排斥內容。」
在十五世紀時古騰堡發明的印刷術是知識上的革命，而這當然地也與其後的知識普及甚至導致新教革命有所關聯，尤其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影響。印刷術的時代讓文字書寫成為知識的主要媒介，也就是文字書寫是知識的形式，而形式將會決定內容，文字的特性是書寫者就像在對想像的聽眾發言一般，尤其我們的思想透過文字被轉化成為具有保存性並且傳遞，但重要的是這是書寫者的思想果實，「字斟句酌」正是這樣的意思，而且文字的特性正在於他的連貫性以及文脈，文字的線性特質與理性、客觀的思潮有所關聯，我們知識的來源是秩序性的、理性的，因此這也成為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與內容。
然而技術的革新產生了：「電報」，它確實地破除了空間的隔閡，但也改變了對話的形式。此後資訊求取的並不是嚴謹的論證，而是要夠快，電報讓資訊的速度提升了，但是也帶來了資訊品質的大幅下降。「……資訊的價值不再寄託於它在社會、政治決策和行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卻只在於他是不是新鮮、有趣又希奇。電報把資訊轉變為一種商品，一種可以不顧其用途、意義而拿來買賣的『東西』。」從前人民獲得資訊的目的或許是為了獲取知識，或者作為行動的指引，但無論何者這些資訊都具有與行動的關聯性，但是電報改變了這個關聯，或說，切斷。電報時代開始的資訊使得無關緊要的資訊充斥，效率成為第一的評斷指標，因此資訊隨此海量增加淹沒了所有閱聽人，他讓所有人都變近了，但所有人卻也都彼此陌生，能談上的話確實都會上電報上的內容，但除此之外每人不會有對彼此更多的認識。而談論電報的性質為何重要？因為電報衍生出的子嗣：電視，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本書著作當時產生另一波新的公共論述形式──排斥內容──的新媒介，所有事物必須要以最適合電視的方式來呈現，而電視的訴求是甚麼？娛樂。
娛樂在從前或許只是消遣，但是電視的產生是一種新的形式，同樣地這也會改變真理的觀念，進而產生了新的媒體知識論。無論在電視上的內容是政治、教育、體育、司法或者是綜藝，這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電視作為一種媒介將會改變所有「內容」，會因為是經由電視所傳遞的「內容」，而把資訊給「娛樂化」。隨此也將使得內容的提供者，為了讓傳遞更加符合這個媒介，而自身就先娛樂化了。而在電視產業之中的人其實也無可厚非地為了要增加收視率就必然地會提升娛樂性，因此也使得無論是任何嚴肅的素材也將只是戲劇的表現而已。試想，司法審判的轉播不僅不是讓人民得以更了解司法，卻是讓比虛構的案件情節更為真實的東西呈遞上觀眾的眼前，這豈不是更加地具有娛樂性嗎？
從電報到電視的媒材進化中，不變的是這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片段化了，從原先文字的理性──線性，到這時的碎片、去中心，這可以從電報與電視中的新聞看得出來，每一則新圍都是以「標題」為主，總是必須要聳動且簡短，而且前後的新聞是各自獨立，不需要連貫性，而這些特質都是全然與書籍相反的，在這裡重要的是資訊的傳遞，而不是搜集、解釋或分析資料。分析與思辨資料是書籍的意義所在，而焚書會是種嚴重的反智惡行，但是新聞的訴求卻是海量的資訊充塞，並且並不希望這些資訊會讓你有反思的時間與空間，他希望你馬上忘掉，以便你能馬上接收進下一個訊息，而這就是要求你反智：燒掉資訊。這個技術的過度就像我們毒河川，這樣的新興文化也是日漸地侵蝕，有一天達到臨界點後整條河川的生物會大量死亡，然而河川看起來仍然不變，可能還有人在上頭泛舟，但這條河已經毒到無可復加，而這種情況在自然環境是如此，在符號環境亦且相同，原先的印刷文化倍電視文化給污染，到後來的全面浸潤，甚至到今天的網路時代更加地超進化，知識就產生了大量死亡，我們都腦死了。
更危險的地方在於，作者把這種資訊稱作「假資訊」，「…假資訊不是指錯誤的資訊，而是誘人誤解的資訊，錯置、無關、不完整或淺陋的資訊，那是會令人產生錯覺，自以為瞭解情況，實際上卻導引入偏離真相的資訊。」這不只是福塞爾（Paul Fussell）指出的《惡俗》──以偽作真──的文化而已，重要的是在知識上許多人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結果手上拿的只是一團垃圾，甚至還拿着這團垃圾跟你爭辯爭裡為何，這滑稽的同時卻也危險，因為我們都上了這台失智列車。這種垃圾資訊不僅如此，而會創造出「偽語境」，也就是這些資訊因為不具有重要性，但為了讓這些廢物產生用途，就必須創造出讓這些資訊有意義的結構，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假資訊孳生出偽語境，而偽語境則假作出假資訊的真實性，這是個時代的騙局，我們自欺欺人，但我們過得很開心，因為這一切都來自於電視這個媒體，而它帶給我們娛樂。
我們的思想不再是文字，例如我們對於公眾人物的認識不再是基於他們的論述或者著作，就像是想到愛因斯坦我們腦中出現的是那張吐舌頭的調皮表情，但是對於他的任何論著甚至相對論所指為何其一無所悉。後現代在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所有的資訊—新聞不具有脈絡或中心，原始意義上的「真理」早被搗毀，作者那時引用了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書中人物的苦痛並非用發笑取代思考，而是連自己在笑或為何不再思考卻完全不知。
過了四十年，情況只有加劇而沒有減緩的跡象，就如同溫室效應只會越來越劇烈，科技的進步也已經從電視到電腦到筆記型電腦到手機到智慧型手機，現在的時代又已經完全不同了，每部手機就是一個過去的電視，但加上了可攜帶的特質，但還不只如此。電視的性質只有單向的，但是今日的智慧型手機以及其上的應用程式讓每一個人都是表演者，從Youtube、Facebook、Vine到Tik Tok，娛樂滲透地更加徹底，從醫學、法學、哲學到食譜，全部都必須要有夠吸引人──也就是夠有趣味，才能成為受歡迎的素材，而這樣地形式同樣地也排斥了內容。我們無法想像有多少內容被刷除，因為當我們接受了這樣的媒材（無論有意願與否），我們就必然地在享受方便性的同時承受了「必要之惡」。
當然的，作者那時把兩個經典對未來的可怕想像作為對比，一個是歐威爾的《1984》，另一者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而對於後者作者認為這才是如同美國一般的民主自由國家將面臨的危險處境，這也是他取名《娛樂至死》的意義所在，我們笑着但我們腦袋已經隨着知識與真理的消逝而死亡。而大洋國則出現在中國，所以也無法說歐威爾預測錯誤，倒不如說兩者都預測正確，只是分別發生在不同體制下的國家而已。但今日的新新媒體—智慧型手機的時代，更令人恐懼的是若我們身處在一個因着全球化的交織，而讓兩種恐怖想像結合呢？例如Tik Tok或是現時流行的各種換臉程式，我們不僅被娛樂給環繞並與死亡為伍，我們同時也被老大哥無所不在地監視着、搜集着我們的資訊，那這樣的敵托邦（dystopia）該怎麼稱呼它呢？還沒有作家想像過這點所以它還沒有名字，而正因為尚未有人想像過，這才帶來最終極的恐怖：一切完全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