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Sample》第八期「（仮）和平時代的戰爭武器」
催淚氣體：這個名字其實並不準確，催淚彈以及胡椒噴霧以刺激性毒物為主要原料，刺激物可透過微粒煙霧、水汽或噴射劑的形態發放；比如胡椒噴霧即以水柱、泡沫或膠狀的方式噴射，催淚彈則會透過炸藥爆炸，產生煙霧，令毒素迅速蔓延。通常，催淚氣體是以濕氣的形式黏附在各式平面上面，包括皮膚、泥土、建築物，而同時催淚氣體的毒性，是以每平方米釋放的毒素量度的，換句話說，空間越小、發放的彈藥越多，毒氣就會越強。氣體聽來輕盈，手一揮就散，催淚氣體卻是無法輕易拂去的物質，依附你身，甚至佔據身體內的虛空。
2014 年時，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因黑人少年邁克爾·布朗遭警員無故射殺，引起大型抗議行動，當時一位示威者 Tory Russell 連日經催淚彈攻擊，表示：「催淚彈尚未擊中，已在精神上先刺激你了。隨着催淚氣體進入身體，你會嗅到它的氣味。它甚至不是空氣，所以你其實正在窒息。你明白嗎？然後你不知發生甚麼事，開始恐慌。心理上，你不知如何是好，它馬上就奪去了理性思索的能力。你不知如何是好。然後，你試着尖叫，沒法呼吸。氣體走進肺部、胸腔，將你壓緊。你無法呼吸……這一切都在十秒內發生。然後，你開始流淚，淚水就這樣流下來，同時打噴嚏、咳嗽。不逃離那五碼範圍，你馬上就會躺到地上。」他的證詞恰恰顯示了催淚氣體對身體的影響，連空氣都被置換成有害物質，迫使人離開這個空間。這一種特性，正可被警方利用，驅散人群。
是的，於 2011 年，世界各地驟然爆發多場大型示威活動，同時使催淚氣體的應用大為提升。數據顯示，全球催淚氣體的銷量急升兩倍。民眾起義，伴隨的正是壓制的加大力度，以武器銷情體現出來。自此以後，催淚氣體成為全球控制暴動的武器首選，銷量預測持續保持上升，於中東、非洲及南亞增長尤為蓬勃。而於 2014 年，香港就親身見證了一次催淚彈攻擊，是次驅散行動是近九年來防暴警察首次施放催淚彈，也是自 1999 年來首次針對香港市民發射催淚彈，繼而激發民憤，轉化成八十一日的佔領行動。
催淚氣體標榜無長遠傷害，屬於「非致命武器」，卻因而被應許，成為政權壓制人民表達的工具，甚至形容為最低限度的武力。或許，我們不能過分天真，輕信催淚彈人畜無害，但我們必須先檢視催淚氣體的發展歷史，從而追溯出催淚氣體為何會變成今日的模樣。
群眾與個體
學者Anna Feigenbaum於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W1 to the Streets of Today中，重新勾勒了催淚氣體的發展歷史，指出歷史上首樁施放現代化學武器的事例，出現在一戰期間，而首次大型施放軍用氯氣則出現於 1915 年。化學武器引起了大批討論，爭辯化學武器是否有違道德，又或屬於正當的戰鬥模式，而身處戰場上的士兵，即使戴了防毒面罩，都會因氣體濃度提升，突破過濾效果，燒灼喉嚨，致使人有意馬上脫下面罩深深呼吸，遑論那些只能依靠口罩、頭盔、眼罩湊合的士兵，有些甚至以尿液浸泡手巾掩臉，可惜功效不大。
戰後，美國認為強大軍力不應放棄，決定忽視《海牙公約》及《日內瓦公約》內容，上將 Amos Fries 引領化學戰後勤部（Chemical Warfare Servicce）繼續研發相關武器，並將之定性為「和平時代的戰爭科技應用」。由此開始，催淚氣體漸漸從戰時武器發展出另一套生命，而其核心正正是論述調度以及營銷策略。
為了將戰爭科技應用到日常生活，氯氣被指可醫治感冒，而催淚氣體開初則被營銷為防治各類入侵者及示威者的保安方案。廣告指，人面對子彈未必怯場，但無形的氣體卻使人容易失卻鬥志，催淚氣體正正可以「將個體從群眾精神中剝離出來」，令群眾四散逃離；一方面，強調了催淚氣體所產生的痛楚，另一方面也指明無害，令人毋需使用槍械暴力清場。當時，公關業界巧妙地以群眾心理包裝，將催淚氣體吹噓為「無害」的武器，令政府、警察、生產商及軍隊得以利用，控制群眾之餘，保持正面而道德的形象。這一套論調一直延續至今，成為「非致命武器」的根底。
由此可見，催淚氣體的營銷策略與話語操控，令它成了當權者的利器。群眾總是難以控制，比個體更有力量，卻又無法預測動向，常會做成出人意表的事。對於渴望穩定的政府，群眾總是棘手的問題，催淚氣體的出現，正好強迫群眾分拆四散，回歸個體本身，從而達致控制的目標，以便逐個擊破。這種想法，也可見於施放催淚氣體的人的實際戰法之中。可以說，沒有群眾的世界，在紀律部隊眼中，才能被形容為「有秩序」。
貼上安全標籤
1925 年的《日內瓦議定書》指明，各締約國同意在戰爭中不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卻又偏偏明文指定，各國可用以執法，控制暴亂。化學武器不適合軍事用途，卻竟然可在境內肆意取用。也許，我們必須撇除前述的營銷手法，檢視胡椒噴霧與催淚氣體是否真的無害。
在 1927 年，化學戰後勤部發展出商業產品，並進行試驗，測試將催淚氣體注入子彈，直接向暴徒臉部發射。董事會認為當時採用的子彈於戶外環境效用不大，建議必須將彈藥射到暴徒的頭部或身體才能奏效，而對於攜有裝備、信念堅強的人則必須極近距離射擊才有作用。雖然，今時今日的使用指引會認為，將催淚彈射進家居或密閉空間中是有違規矩的，這個實驗卻顯示出催淚氣體本來就設計成短距離發射的武器，必須直射人體。
如前所述，催淚氣體的毒性是以每平方米的毒素含量去量度的，因此狹窄密閉的空間，有機會使濃度過高，繼而引致窒息或人踩人事件。同時，催淚彈通常射入人群，容易擊中腦部，造成創傷，而且催淚彈以爆炸釋放煙霧，也易致火災，特別是警察將之丟進民居的時候。1969 年，因房屋問題，英國德里Bogside的居民發動遊行，爆發衝突，至同年八月演變為歷時三天的大型衝突，後稱Bogside之戰，英國公民首次被催淚氣體襲擊。接連三天的氣體轟炸，共計耗用了十四個五十克催淚手榴彈及1091個載有12.5克CS催淚氣體的彈匣，氣體甚至侵襲了十六個月大的孩童。事件引起大量媒體關注，迫令政府進行催淚氣體的醫學調查。
不過，當時英國國防部認為，催淚氣體拯救了無數生命，並為警察和軍隊賦予了更人性化的防暴手段。醫學調查隊接納了這個立場，決定將催淚氣體視為藥品（drug）而非武器，並因而只考慮如何量度安全的劑量，可以說，調查隊的目標就是藉此核准催淚氣體的施放。醫學調查隊的最後報告，提及幾個考量：醫學上如何判斷安全劑量？如何判別安全與危險劑量？而藥物的副作用，會否大於其「好處」？然而，催淚氣體並不是在理想環境下理想的施放，而會取決於環境、天氣、個體等因素影響效果。結果，由於調查隊不受理現場受害者的證詞，最終報告指明，催淚氣體是安全的，長幼適用，也對孕婦無害，只需要註明不能用於密閉空間。經此一役，催淚氣體被科學化地貼上了安全標籤，而報告也成為全球政府日後核准使用氣體的強心針。
氣體產品
1960 年代，媒體盛行，電視熒幕將示威現場帶進家中，致使對催淚氣體的質疑無日無之。官方調查後指，一切是由於訓練不足所致，因此各式指引手冊應運而生。不過，指引手冊本身的撰寫過程未必客觀持平。比如，美國的戰地手冊 19-15（騷亂及災害）在 1968 年推出改版，指出應放棄 CN 氣體，改用 CS 氣體，因為使用毒素較少，而效果更快、更嚴重。手冊指向軍備的更新，並將營銷手法與軍隊裝備交錯起來，推銷新產品之餘，也訓練軍隊使用，並表示裝備越是專門，越是能針對特定情況部署。示威、騷亂，正好成了產品的大型示範會。
另一邊廂，撰寫手冊的人士本身也經常是受武器製作商委托。這些作者常是前軍方人士，並以自身的經驗加重手冊權威，同時也與武器市場有聯繫，因而積極鼓勵購買新武器，測試新戰術。手冊常會更新，並寫入新研發產品，甚至丟出品牌名稱，以便宣傳。
今時今日，警察裝備儼然已成一個龐大產業。自 1984 年開始，歐洲開始舉辦國際安防與軍警展（Milipol），成為業界歷史最悠久的貿易展覽之一，並於全球分三場舉行。諸如 Milipol Paris 2017，就吸引來自五十三個國家共 1005 家參展商，迎來一百五十一 個國家共近三萬位訪客進場，數字一直上升。預計，至 2020 年，這個產業將有兩成增長。這股盛況，恰恰與我們的經驗相反：社會動蕩之時，各行各業均經濟受損，偏偏就使防暴裝備逆市上漲。自 2011 年起於世界各地爆發的大型示威活動，轉化為數以百萬單位計的催淚氣體罐及相關裝備。
催淚氣體的發展，正好表現了銷售策略如何與戰略交相混合，政治、經濟、軍事於此交集，化成一串串數字，無論那是銷售數據，抑或被貶作「意外」、「特例」的傷亡數字。從戰時的武器，搖身一變成為和平時代驅趕群眾的利器，催淚氣體恰恰因為論述操控妥當，成功自我標籤為鎮暴首選，並因社會結構不公引起的示威活動而蓬勃發展。Feigenbaum 提醒我們：用子彈射擊腿部未必致命，射擊頭部會死亡，不就代表你腿裡的子彈較為人性化，「非致命」不代表正當，「安全」無非建構；我們終需揭開催淚氣體的面紗，攤展它背後牽涉的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