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香港文學的特色是「多元」、「混雜」，這並不是單靠香港人的個性便能發展出來。「多元」、「混雜」更重要的根基，還在於一個民主、合理的社會制度，與及兼容並包的胸襟。而獨裁社會是斷斷不容許人民思想和文學發展成「多元」、「混雜」。在文學作品中尋找證據去強調「多元」和「混雜」，只是在追逐表徴。情況就如同一直強調財政穩建，卻不注意開源節流那樣荒謬。民主制度才是香港文學的根本。然而，如今我才驀然驚醒，當一個地方的人開始追求民主，渴望建立一個彰顯公義的社會，這時，便會出現冤獄。處理監獄、被囚禁的文學作品，就是文學為這個地方確立本土性的重要過程。
監獄在香港文學裡並不常見，正如香港人能夠決定香港前途的機會一樣少有。但以監獄為題的香港文學，起碼可以上溯至戴望舒寫於1942年的〈獄中題壁〉。抗日戰爭期，戴望舒被日軍囚於域多利獄囚，遂有此詩。
〈獄中題壁〉
戴望舒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裡，
他懷着的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的記憶。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陽，沐着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從香港的本土性去討論去討論這首詩，一定是無法令人滿意的。這首詩無論是發生在中國任何一個淪陷區也並不予人突兀之感。香港的特色，並不能夠透過此詩顯現。戴望舒是中國詩人，這首詩屬於其香港時期的作品。而香港在全國抗日戰爭中，畢竟只是其中一個城市，面目糢糊。然而〈獄中題壁〉依然有其值得借鑒的地方。戴望舒寧死不屈的個性，正正是一切抗爭所需要的堅毅。戴望舒信念堅定，相信中國始終會抗戰勝利，相信倖存的戰友會「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另一處值得留意的是：「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的記憶。」這不是說文學應該鼓吹仇恨，而是日軍對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是如此巨大，對敵人的憎仇實在是人之常情。如果說詩人竟然能寬恕甚至愛護日軍，那才是真正的違反人情。正如當下的香港會有口號說：「應承我，永遠都不要原諒警察」，亦可作如是觀。
監獄的作用，在於令到罪犯接受懲罰，從而改過自身，重新投入社會。姑勿論監獄是否能助人改過自新，還是令人更為沉淪。但當監禁成為一種政治逼害，監獄的正當性便蕩然無存，那只不過是打壓異己的工具和手段。不過是殺雞儆猴，要公民社會噤若寒蟬。監獄就是以公權力剝奪「犯人」的人身自由，以紀律、秩序、武力去扼殺人的反抗意識。1971年，癌石〈警察〉在這個角度而言，極為重要。但要將〈警察〉納入監獄與香港文學這條線索去討論，首先要參閱詩作此處：
〈警察〉（節錄）
癌石「你頭髮太多太長！」十幾個市民的公僕在打主人
「我話你褲檔裡下面那條東西的毛還要多還要長！」
結果那個主人在雜差房裡
在關公爺前
在英女王前
成了英雄烈士。後記：給警察打過後
看完「烈火暴潮」後
看完十七期《70年代》後而寫。
癌石並沒有被囚禁在正式的監獄。他是被囚禁在「雜差房」，即是便衣警察的辦公室。然而，癌石所遭受的對待，與被政府囚禁的犯人是極為類似的。癌石此刻就如同囚犯般，被代表公權力的警察剝奪了人身自由。癌石未經審訊，已被警察隨便羅織一個「頭髮太多太長」的罪名，濫用私刑，這又與監獄常常出現的虐囚又是極為類似。癌石雖然被警察酷刑虐打，但他拒不屈服，與戴望舒在域多利監獄的情感是相通的。正因為飽受公權力的凌虐，癌石才會在詩中說：「我要將核子彈擲到遠方的一個目標／這目標是一群警察」，甚至「之後再把全港的學校 燒掉／以免產生更多契細佬」。監禁、酷刑，其實並不能令人改轅易轍，反而是將人的叛逆不斷提昇。以監禁、酷刑作政治打壓，更是令人投向更激烈的政治主張和行動，並且推動政治犯將其政治理念發展得更為細緻和完備。另一方面，癌石對警察仇恨也和戴望舒對日軍的仇恨有其相通之處。戴望舒因為仇恨而落力刻劃抗戰勝利的甜美。癌石則因為仇恨而極力刻劃各種完全超現實的復仇。政權將監禁視作一種政治壓迫的手段，反而催生了更多的反抗思想，反過來豐富了抗爭的不同面向。
在戴望舒和癌石之後，香港詩走向了追求「生活化」的審美，各種街景地景，地誌文學此起彼落，香港詩歌的主流已經喪失了刻劃政治抗爭的能力，更遑論探討監獄與本土性之間的關係。情感飽滿激昂如〈警察〉的詩作，可謂罕見。監獄和香港詩歌之間的關係更形遙遠。
繼之而起，與監獄題材比較接近的則是小說。2004年，韓麗珠〈壁屋〉描寫一個破碎家庭。父親被關進壁屋牢獄，母親就和兩個女兒掙扎求存。小說側重的是精神心理的描寫。韓麗珠探討的是子女與上一代之間扭曲和壓抑的關係。至於小說當中的父親為何入獄，韓麗珠並無明言，論者也就不能斷定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以監獄、抗爭、政治逼害的角度去理解〈壁屋〉，這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又如黃碧雲《烈佬傳》，寫的是多次出入監獄的低下階層，同樣，小說雖然也有不少篇幅處理牢獄生活，但從政治逼害去理解《烈佬傳》也是不適合的。因為烈佬入獄根本與政治抗爭全無關係，他只是一個誤入黑社會的青年。蘇朗欣〈蒜泥白肉〉，刊於〈別字〉二十七期，應是迄今為止與這條線索最為相關的作品。〈蒜泥白肉〉講的是一個四人家庭，父母皆為親政府的藍絲，哥哥和妹妹則是黃絲。哥哥因為參與反修例運動結果被判監。藍絲母親沒有因此而變黃。但她非常擔心兒子的伙食，於是她打算弄一些蒜泥白肉讓他在監獄裡吃。
〈蒜泥白肉〉的重要性，首先在於香港小說第一次處理反送中運動掀起的政治冤獄。小說沒有刻劃哥哥如何參與反修例運動，如何被拘捕，如何經歷各種反智的審判、定罪。全篇小說對哥哥刻劃最細緻的是，是其母親「陳師奶」隔着玻璃以電話筒探監的一幕。「頭髮短了，眼圈更沉，隔着玻璃他們都沒有把對方看很清楚，和昔日一樣」。作者雖然是在描寫哥哥飽受牢獄逼害之苦，其實不忘兩代人之間既親密又疏離的狀態。陳師奶很關心兒子的伙食，甚至想帶一瓶殺蟲水給兒子。兒子只能「艱難地解釋監獄不可能帶殺蟲水」。陳師奶對兒子的愛是無容置疑的，然而她對世界的無知，兩代人之間失效的溝通，也就在這種拉扯表現出來。同一時間，備受屈辱的抗爭者，在牢獄中的無助，生活環境惡劣，心理和生理與世界隔絕的孤獨，亦得以展現。
小說中的「陳師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是真正的主角。小說想處理政治冤獄的問題，而且更想處理藍絲父母的心理狀態。對我而言，作者真是一個非常有同情心的作者。面對政府如此倒行逆施，任何一個支持政府的人不是智商有問題就是利慾熏心，根本不值得諒解。 小說中的父母就是這樣一對失去判別是非的父母。但蘇朗欣沒有對他們大力鞭撻，而是嘗試理解他們為何會淪落至如斯田地。
他們是一對不食人間煙火的夫妻，多年住在約四百呎的公屋，觀塘是他們的一小時生活圈，訓練出來他們對世界簡單直接的感知能力。吃喝拉撒，無事即可。
藍絲之成為藍絲，也並非其本性使然。而是香港的社會環境培養成他們的政治冷感。極為方便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全部都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完成，人生也就退化成「吃喝拉撒」。「一小時生活圈」，可能是出自「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政治宣傳。港府處處於內地接軌，有意無意地讓人接受內地的各種常態，務求令人不去思考社會的各種狀況。長久的無知造成了拒絕接受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是明知兒子因為政治抗爭而入獄，也只是逃避現實，認為「佢唔小心入左去，同啲人撈埋一齊，拉埋，警察以為佢都係暴徒，咁就坐埋。我叫佢乖乖地，下次出嚟就唔好去危險地方，佢冇錯架，係都係佢隔離啲黑衫人……」。然而藍絲廢老是否完全沒有道德心理負擔呢？這卻又不然。他們亦有裡外不是人，受盡壓力的時候。「藍的認為家裡出了一個曱甴仔應該打死，黃的心疼這個阿媽怎麼兒子坐監了還沒醒覺，兩邊都覺得沒救。」陳師奶受盡藍黃壓力，偏偏只知疼惜兒子，卻不知人世間更有大是大非。〈蒜泥白肉〉精妙之處，就在於其不單止寫政治冤獄，更能借題發揮，探討政治逼害之下的家庭。關於抗爭和逼害，我們很容易會着眼於抗爭者，而忽略了無知的藍絲群眾。但蘇朗欣依然能別出心裁去關懷這些斯德哥爾摩症患者，所以說我認為她的小說所是非常有同情心，選取的角度也是特別的。
〈蒜泥白肉〉固然也有其不成熟的地方。根據懲教署的規定，男性成年犯人其實並不容許接受特定名單以外的食物。小食名單上，只有五款食物，而且連食物的牌子和份量亦有嚴格規定。然而小說卻竟然出現：「兒子不敢張揚，他的蒜泥白肉等到深夜時才敢在床鋪下取出。冰冷了，還生水，他和着吃。」這無疑是不符合現實的。作者如果一定要保留這段，其實也可以改成「陳師奶」想像兒子終於能夠偷偷地吃蒜泥白肉。如此一來既能突顯母親與現實脫節，又能保留這段，刻劃哥哥的牢獄之苦。然而，我以為此處的犯駁也是瑕不掩瑜的。政治冤獄和確立本土性之間的關係終於開了一個頭。而這個逼害的網絡，其實更是可以延伸至，法官的心理，警察的心理，警察家屬的心理，這些通通都是非常值得發掘的題材。我非常期待蘇朗欣往後有更多這方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