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作為日本近代知識份子的圖像，倡導區域結合以對抗全球化的資本體系，他的著作結合了經濟學、歷史哲學、文藝批評、左翼理論批判，具有足夠全面的視角切入近代國際版圖，但也因此需要花上更多心力進入他的思想脈絡。《柄谷行人談政治》一書是由日本作家小嵐九八郎訪談柄谷行人的作品，並不僅聚焦於政治，書中爬梳了柄谷如何從經濟學轉向文藝批評、在六零年代的每日保安鬥爭中窺見了甚麼啟發、之於馬克思理論的重構與析分，更像是替他往前的學經歷立下指標，對於入門柄谷體系有個初步理解。
歷史與資本的反覆輪迴
書中特別緊抓着1968這個年份，概稱1960年代前後全球烽火遍生的社會抗爭與學生運動，日本也曾在此浪潮下發生過反安保事件。當然，各國發生抗爭的背景不盡相同，無法盡和西方在1968年後發生的新左翼相提並論，日本並無歐洲那般試圖復原的市民社會傳統，反從起初社會各個階層皆走上抗爭行列，剔除到只剩下學生作為抗爭主體的1970年代。那時馬克思主義已經退燒，甚至出現了捐棄歷史意義的後現代主義，這種言論成為一種風尚常識，但柄谷認為這無法解決「意義這種病」，「今後，執着於『意義』、被『意義』附身的人一定還會不斷出現。」也是在此基礎之下，柄谷行人開始回頭處理當時已過熱點的馬克斯學說，辯證國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在原先馬克思主義的論點中，他認為國家是上層結構，會由下層經濟決定走向，但在法西斯主義興起後，它的解釋力相對薄弱，於是便有論者如安德森以想像的共同體詮釋國族，多數說法都還是將國家或國族視為一種較為虛幻的意識型態。柄谷行人則認為，無論是國家或國族，它們都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由特定經濟的交換模式來定義。當時傅柯提出的微觀政治蔚為風潮，眾人關注焦點皆轉為權力於細緻處的展演，然他認為巨觀亦是飄渺存在、卻也值得付出心力研究。
「……無形的並非只有微權力；『國家』這個巨形的權力，我們也同樣看不到。不管怎麼做我們總是從國家內部來思考『國家』；這樣做是看不到『國家』的。」國家必須置放到外部他者來比較，才能目睹國家意志現身的蹤跡。舉例而言，國際間對於日本捕鯨有反對的聲浪，可將這類質問放到日本國內詢問，會發現這並不是當中哪一個人的意見，非是黨派、也無關政客，像是日本這個國家依循過往歷史與文化自身所做的決定。
當中最匪夷所思的是預言國家猶如宿命迴圈般，會在種種重複型態間不停逡巡徘徊，在六十年周期中彼此映照。歷史具有反覆性，在鑑往知來之後未必能夠帶來警惕，反而可能迎來重複自我走向的浪潮。此亦是《路易．波拿巴特的霧月十八日》開頭所提的：「黑格爾曾經說過，世界史上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會出現兩次。但是他忘記加上這一句：如果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是偉大的悲劇，那麼第二次就是慘不忍睹的鬧劇。」歷史巨型詞彙下藏身了國家和資本，他們也各自是能動主體，也就都存在着反覆性。以國家而言，1848年歐洲革命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反覆，亦覆疊於古羅馬時凱撒遭到暗殺的事件──當城邦企圖擴張成帝國規模時的固定發展。資本方面，世界商品的更迭會影響世界版圖，重商主義之於紡織業、自由主義之於輕工業、帝國主義之於重工業……週期性的景氣信用循環，也是資本充滿反覆性的特徵之一。
資本主義的關鍵詞在於信用
柄谷行人選擇文科的原因，是因為文學觀察人類的視角要較經濟學廣闊，在文學批評類別，他可以處理各種題材，例如在最近舉辦試讀活動的《作為隱喻的建築》之中，就處理了關於數學基礎論的問題，可看出他並不想只困囿在單一領域，着迷於解構世界萬學的背後肌理。當中處理的文本，也包括了馬克思的經典巨著《資本論》，他認為眾人時常忽略、由恩格斯整理的第三卷反倒才是最有趣的部份，必須加上它，才能理解馬克思所掌握資本主義的整體樣態──關鍵字在於信用。
何謂信用？當你的商品生產出來，要確保它在可保障管道內換成貨幣，如此才能夠藉由貨幣繼續推動下一次的貨物製造，信用就是確保交換過程中雙方不會跳票，才能夠愈加穩健的擴張生產以及交換頻率。整個資本體系由無數個信用系統交織而成，一旦出現雙方無法信任的破口，就會出現循環不已的經濟危機，汰換掉不適宜的企業後，經濟便會再度回穩。
當中較為有趣的部分，來自於他後來轉向浸淫後現代主義，當中對於後現代批判以及各國思潮的觀察論述。他認為1960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風潮，無論是在法國或德國，都是因於政治現實上無法成就理想，轉而寄情於「觀念世界中的革命」。這個轉向已非是向純粹文學遁逃，反而是由哲學起手，逐步逼近文學本質的過程，如海德格、德希達等人，讓文本定義能夠海納百川，進而在遊戲裡實踐自身的時代批判。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綱領〉中所言很能夠代表這時代的側面觀察：「哲學家們並沒有改變世界，他們只是改變對世界的解釋而已。」哲學家自己墊高了自己的台階，利用觀念革新將自己架高於現實地面，譬若一種加值，無論是替自身或往後世界皆然。
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化與再詮釋
1989年面臨到蘇聯瓦解，昔日美蘇冷戰的二元對壘頓時失去平衡，也同時影響了哲學界探討議題的根本基礎，當時情況下急需要有新的學說思考和語言去處理這樣的凝滯狀態，故而柄谷行人重新藉由康德思考所謂「理念」的意義，康德批判形而上學是為了重新使其受到重視，一如共產主義在當代被唾棄的局面，是以他想利用康德重新建構共產主義，使其深化與革新，回到它應該有的定位。柄谷援引了康德區分兩種理性的作法，分別是「構成的理念」（Konstitutives）和「統整的理念」（regulatives），前者意味者可以在現實中完成的理念，後者則更像是一種不斷前行的願景、一種永恆在前牽引的冀望。共產主義是永恆揚棄現狀的運動，因此它勢必無法被前者限縮，一旦被劃歸為有限標的，它會蠻橫切割掉那些框架之外的枝枒，遂成一種理性的暴力。
若共產主義是一條始終橫亙於遠方的地平線，那我們實際的方向又朝向哪裡才能實踐？不同於馬克思以生產模式的觀點定論，柄谷行人指出國家型態實際上決定於商品的交換模式，在贈予的互饋（A）、掠奪與再分配（B）及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C）三者間轉換，在交相疊加的強弱差異中，決定了社會結構體的樣貌，其中D的方式即是上述的「統整的理念」，它試圖透過中間勢力的影響與宰制，將經濟限定在區域共同體，避免更大尺度的資本制度剝削。
之於柄谷行人，資本主義最為核心的重點並非是生產，而是在於「流通」過程中，資本才會產生加值作用，進而創造剩餘價值。在從前的商人資本主義階，主要商品是遠距交換的奢侈品，目標群眾是貴族與富人，剩餘價值是透過地點轉換所產生的價差而產生；到產業資本主義時，主要商品便為日用品，消費族群擴大為勞動階層，剩餘價值則來自於技術進步後、在前後時間段造成的價值差異，因此技術革新程為了駸駸然滾動的巨輪，不斷逼推着勞工族群製造與消費。
位置去抗爭
在這過程中，柄谷行人主張群眾應該站在「最有利的地點」戰鬥，甚麼意思呢？「一般認為，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是不同的兩件事，但是，這世上沒有人是指從事消費的。勞動者和消費者並不是兩種不同的人。勞動者在消費的時候，就變成消費者，如此而已。」因此，若在生產者角度，共同的利害立場讓我們容易趨近於企業，反而以消費者身分，才能使群體較為自由、公允的去爭取權益。柄谷看見了人在當中的雙重性，呼籲以「勞動者／消費者」的共同運動對抗國家與資本。
原子化的個人不僅是日本年輕族群對於政治的困境，也可能是世界性的現象，當人們只窩藏在網路上以匿名的方式發表言論，那裏頭的政治意涵是縮水、打了折扣的，當中的主體性失去了場域的組構及脈絡，他的發聲未必言衷，「證據很明顯：人一旦離開匿名的狀態，就會立刻改變他的意見」。是以柄谷行人提出了中間勢力的勞動產銷共同體概念，透過創造新的社會群體認同，進而在政治上有所連動，開展新一代的國族政治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