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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筆下的智利神父、詩人、評論家拉克魯瓦，在將逝暮年的床榻上，開啟一場對他自己一生的回顧。這場回顧參入了他對於自己生活和言行的懺悔，以及對於自己的文學方式的反思，也對於即使仰賴文學仍展現不出意義的人生賦予了或美好或憂愁的意義，但不論何種的懺悔、反思和意義賦予都屬於一種美化，就彷彿拉克魯瓦的一生，不斷轉換着一雙生鏽的眼睛，欲探進世界的迷霧，但甚麼也沒發現。
拉克魯瓦回顧到，他年輕時以神父的身分，受委託遠航太平洋東南沿海、穿越美洲的腰帶、橫穿大西洋進到歐洲各國，走訪各大城市的教堂，考察那些教堂建築是如何抵抗歲月的磨損。他發現歐洲教堂的神父，皆以訓練獵鷹來撕裂空中滿佈的鴿子，防止鴿糞弄髒和損及教堂，使其得以保存完好。當這些神父向拉克魯瓦展示此一方法時，教堂上空無不血跡斑斑，周圍的石板路上落滿鴿子破碎的屍體。直到他拜訪了一位在布爾戈斯的年邁的安東尼奧神父，這位神父最初也曾擁有作為神父的熱情，但這道熱情過後，他開始懷疑不假思索地撕裂鴿子是否適當，所以他的蒼鷹長年缺乏振翅飛翔，牠同主人一般柴瘦且衰老。安東尼奧神父向拉克魯瓦說：「那些鴿子本身也是上帝的造物。」藉由這句聲音虛弱但尖銳的宣告，波拉尼奧似乎對信仰上帝（或者您要稱呼為自然法則，或者太陽，或者火焰，或者驅使黑烏鴉的主人，或者自我地窖中的瘋人自己本身，或者任何一種信念）的人們，留下了第一道提問：我們可以為了榮耀上帝而毀辱上帝嗎？
我們可以為了榮耀上帝而毀辱上帝嗎？
這道問題仍正在不斷地回答它自己。它從歷史中浮現，也在歷史中滅沒。人類的行動不斷摧毀自己的信念，再重建信念，而後為了維護信念而摧毀這些信念，反覆復返，永無止境。人類的信念和行動，就如同拉克魯瓦在拜訪安東尼奧神父及其過世之後，於夜晚不斷浮現的黑色夢境一般。在夢境中，一個極為肥碩的德國神父向拉克魯瓦講着一個笑話，關於法國考古學家給羅馬教皇捎來一好一壞的消息──
那兩個法國人，跪倒在地，說那條好消息就是他們已經找到了耶穌的墳墓。耶穌的墳墓？教皇問道。沒錯，耶穌墓。確切無疑。於是教皇激動地哭起來。那壞消息是甚麼呢？他擦乾眼淚問道。壞消息是我們在耶穌墓裡面找到了耶穌基督的屍體。教皇暈了過去。
他［夢中的德國神父］說：啊，既然如此，那麼耶穌基督確實存在過？
後逢智利政局動盪，拉克魯瓦決定結束教堂考察工作，回到智利（此可對應波拉尼奧曾於1973年從久居的墨西哥返回智利，投身社會主義的阿連德陣營而遭捕，後逃返墨西哥；這樣去理解，拉克魯瓦或可作為波拉尼奧留身在智利的一種可能性的投映）。作為一個詩人，拉克魯瓦在回到智利後產生了矛盾，一方面他對自己說，不能再繼續迷失在離奇的幻想中，應作為一個愛國者，承擔自己行為（行動或者不行動）的後果；一方面他對智利的改變束手無策，當他站在學校或報社的走廊上，他想着，智利正朝向誰也不認識的怪物變形着。而他選擇了窩居在家中，開始閱讀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上帝愛怎樣就怎樣吧。」這是拉克魯瓦從神父身分的撤離，以詩人的身分和世界相處、和他的國家相處。他從荷馬開始讀起，一直到智利的當代文學作品，也包含戲劇中全部的悲劇；同時，智利發生通貨膨脹、黑市盛行、食糧缺乏、軍政府崛起、罷工、平民和政治人物的死亡、人們詛咒着上帝，這些現實場景和他的閱讀場景縱橫交錯，互相侵入，「我看到遠處有一架直升機。我沒有關窗，就那樣跪了下來，開始祈禱，為智利祈禱，為所有的智利人祈禱，為那些死了的人，和依然存活的人祈禱。」
在此，可以看到詩人的無力，浸入於文學中雖然提供了一條從心理進行抵抗的道路，但當現實和夢是彼此的混合物的時候，人駐足在這道文學的夢境，由於不可能完全脫卻現實（如仍要交談和進食），人就會開始和自己產生相隔和分裂：
接下來的日子有些奇怪，就彷彿我們所有人都猛然從夢中被驚醒，重返現實生活中似的，……［或］感覺截然相反，就好像是我們所有人都突然進入到了夢中。……我們活動着，彷彿自己沒有影子，彷彿這一奇特的行為和我們無關。我們說話，我們吃東西。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試圖不去想我們在說話，不去想我們在吃東西。
我想，這是波拉尼奧留給詩人的第二道提問：在現實瓦解下，文學能夠帶我們到哪裡？
在現實瓦解下，文學能夠帶我們到哪裡？
或許躲藏於文學的拉克魯瓦無法給自己答案，於軍政府掌權後，在一種恐怖穩定的國家局勢中，他答應了為國家效勞的委託──給推翻第一位拉美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軍政府領袖皮諾切特上將，以及他的高階將領們，教授馬克思主義。拉克魯瓦便這樣回到了現實中：準備馬克思主義的講稿、給軍政府的人授課的同時，發表書籍簡介和文學評論，以一種「任何一位心不在焉的讀者即便是潛嚐即止也會明白我的意圖，……只能被那些僅用食指的指甲就可以從我的文字的表面獲取益處的人聽到，僅僅是為了他們而創作」的方式書寫着，這是拉克魯瓦遠離了詩人的熱情，轉而邁向中年的生活。他秘密地給軍政府的人授課，除了是由於他被高層規定不可洩漏此事外，他也擔憂這會損害他的形象。隱瞞這件事對他帶來潛藏而巨大的壓力，在授課期間結束後，他終於忍不住把和軍政府的接觸過程和授課狀況講給朋友聽，並請朋友保密，但沒多久就向整個城市傳開了。他在家中等着各方來電責難，但很快發現沒有人打電話給他，大家對這件事、對他絲毫不在意。他反思道：
那些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呆滯的人物，正堅定不移地，向着那條灰色的、陌生的地平線行進，那裡隱約可以看到遙遠的亮光，閃電和煙霧。那裡有甚麼？我們不知道。……而在我們那雙充滿了眼屎的、含淚的、貧血的或是感到羞愧的眼睛面前，我們自己或是他人所應得的獎懲正在那片無垠的平原上鋪展開來。因此，我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入門課程沒有使任何人感到介意，就顯得十分正常了。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將重新分享權力。右派，中間派，左派，都是出自一家。
當人們重建現實，使自身生活依循某種秩序而穩固下來，波拉尼奧彷若對這些人們留下了第三道提問：在合乎規則的現實中生活，是否就符合了道德？
在合乎規則的現實中生活，是否就符合了道德？
在對自我的質疑下，拉克魯瓦體悟到穩固生活的實底：
生活就這樣一天天繼續着，繼續着，就像一條用米粒串成的項鏈，其中的每一粒米上都帶有一幅風景畫，那些細小的米粒，以及只有用顯微鏡才能看清的風景畫。我知道我們每個人都在脖子上戴着這條項鏈，但是沒有人具備足夠的耐心或是精神毅力，將項鏈取下來，放到眼前，一粒一粒地去辨認上面的景色，一方面是因為那些微型畫要求人們具有猞猁的視力、鷹的視力，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那些風景畫往往會出人意料地給人帶來不悅，比方說，棺材，俯瞰到的墓地，荒無人煙的城市，深淵和暈眩，人類的渺小及其荒誕的意志，正在看電視的人，參加足球比賽的人，如同一艘正環繞着想像中的智利航行的龐大的航空母艦一般令人厭倦的事物。而那就是事實。
拉克魯瓦想到人們的各種生活樣貌，是充滿着無法正視的風景，不論是己身的必死性還是國家仍在延續的荒誕，使人逃避，亦即，只是一種建立在逃避下的現實。
再次認識到現實的另一種荒誕之後，邁入中老年的拉克魯瓦，重新參與了文學圈的聚會，即使他僅是少量地參與，但他似乎以一種重新納入神父、詩人、評論家的身分，和新一代的文學圈的人接觸及討論文學。然而，這個文學聚會卻捲入了政府秘密警察的迫害行動。當文學圈的人早已撇清和這個聚會的關係，除了探事的記者外，只有拉克魯瓦在多年後還願拜訪舉辦聚會的女主人，他看着曾經熟悉的光輝燦爛的花園和宅邸，如今只破敗地像是被塗上一層紅色的粉塵，懸掛在時間的長河裡。他內心仍在掙扎：「原諒她吧，我在內心哀求，原諒她吧。」女主人和他說道：「關於我的家，……將不會留下任何記憶。……在智利就是這樣創作文學的。」離開之後，拉克魯瓦在心中複述着她的話：「在智利就是這樣創作文學的。」並思索着：「為甚麼在我們身上發生了最終在我們身上所發生的這一切。」反過來說亦然，為甚麼沒有在智利人們身上發生的最終在他們身上仍沒有發生。這裡透露的不單只是比較，更是比較下所顯出的命運。似乎是以拉克魯瓦之口暗示着，智利的文學必然相伴着智利的現實，任何國家的文學必然相伴着它的現實。
在命運下，波拉尼奧留給了對任何一個人都適用的第四道提問：我們能夠懷抱甚麼希望？如果命運存在，或說，如果造物者存在，希望從一開始就已被驅逐出這片大地。關於真相是甚麼，可能就如同暮年的、感到床榻已於湍急的河流中打轉的拉克魯瓦所言：「真相像一具屍體一樣上升。一具從大海的深處，或是從懸崖升起來的屍體。我看到了它上升的影子。它搖晃着的影子。它那彷彿是從一個已經化石化的星球的山丘上升起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