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有一種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數碼科技發展飛躍，在大數據、運算法乃至人工智能範疇屢見突破，對資訊掌握之深廣似乎前所未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卻愈見失控跡象，面對社經問題、生態危機和民主退潮表現無能為力。對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而言，兩者不單相關，而且互為因果。按其理論，伴隨計算型資本主義（Computational Capitalism）的興起，「我們活於一個無時代的時代」，成因即是資本機器促成的知識淪喪，或他所謂「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
斯蒂格勒在近著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指出，當代青年普遍失去政治希望，陷入「悲憤的瘋狂」，反映當代缺乏時代性（absence of epoch）：人類無法主動形塑未來，政治願景喪失，欲望無處投射，再任時間流動亦難構成時代風格。「人類世」（Anthropocene）是一個諷刺的稱謂：人類能夠移山填海，對環境災難卻欲救無從。
原因或在於人類世本質是「資本世」（Capitalocene）。人類對環境的重塑改造──包括加劇全球暖化──主要始於產業革命，資本巨輪的創造性破壞或破壞性創造由地球買單。時至今日，借助於大數據、運算法、人工智能等數碼技術，計算型資本主義（Computational Capitalism）已全面進駐社會，世界逐步改造成網絡型、平台式、自動化，衍生出一連串社會問題，其中「無產階級化」就被斯蒂格勒視為「人類紀的真正問題」。
馬克思曾論及現代機械化工業的異化影響：工匠一技之長被科技取代，淪為自動化工廠的齒輪，身體由自主變成被動，純粹為機械供應能量。學者許煜解釋，按《資本論》脈絡解讀，“proletariat”譯作「無產階級」或「貧民」並不準確，而斯蒂格勒所謂的無產階級化意思是「廢人化」：知識「外置化」（exteriorization）相當於知識的丟失，成為機器的奴僕則意味個體化的喪失（loss of individuation）。
要理解無產階級化過程的闡釋，首先要掌握斯蒂格勒對記憶、技術與知識之間關係的分析。斯蒂格勒借用胡塞爾的記憶理論，按性質將記憶分為三類，「初級記憶」（prmiary memory）──或譯「第一持存」（primary retention）──意指感應時間所需的記憶力（例如旋律必須預設有對上一個音符的記憶方才成立）；「次級記憶」（secondary memory/retention）即傳統意義的回憶；「第三級記憶」（tertiary memory/retention）特指外置於技術物件的記憶，類近文化記憶或集體無意識，不隨人身而滅，可經外物傳承。諸如圖像和語言等輔助記憶的技術（mnemotechnics），都合乎斯蒂格勒所介定的技術（technics）範疇。
斯蒂格勒對胡塞爾理論的增補之處在於指出，初級記憶固然是次級和第三級記憶的前提，同時第三級記憶亦會形塑初級和次級記憶，兩者相輔相成。換言之，技術由一開始就決定人類如何認知世界，第三級記憶是一種先驗存在：「新生嬰兒來到世界之時，第三級記憶已在恭候，使世界成其所如。」外置化既然是第三級記憶構成的必要條件，記憶與技術的關係也就不可分割，人類史亦即是技術史。
以幾何為例。幾何需要繪圖和書寫為基本條件，幾何元素諸如點、線、平面、角度和弦皆為抽象理型（ideality），並非實質時空存在。幾何之所以能被討論研究，有賴拼寫系統（orthography）記錄，以相應的理型語言表達意旨。要思考某物，就需要將其外置化，將對象（有機物）視作「組織化的非有機物」（斯蒂格勒對技術的定義）理解。簡言之，記憶的基本外置性（primordial exteriority）就是建立和累積知識的基礎。
諸如語言、符號以及工具，盡皆標誌着外置化的過程，而外置化過程會即時產生內在化，所以技術是「後生的」（épigénétique）──相對於「天生」──同時也是「系統生成的」（phylogénétique），斯蒂格勒合稱為「後生系統生成」（épiphylogénétique）。譬如學習一門語言，最初需要外置化的工具（書寫、符號），及後掌握上手，就自然而然用語言思考，成為「義肢」，內置化過程中忘卻其基本外置性。斯蒂格勒所謂「技術－邏輯」（techno-logique）正為形容外置化的兩面。
斯蒂格勒認為，人類創生（anthropogenesis）其實就是一種知識外置化的過程：人有別於動物，受第三級記憶的異化形塑，知識的生產同時是知識的揚棄。這個過程在近代被工業資本主義加速實現，利用科技將知識注入到機器，導致一種「普遍化的無產階級化」，不單手作工人，連消費者也被營銷方式無產階級化。既然人類從來「異化」，為何需要警惕今日數碼資本主義對資訊的處理方式？問題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於程度和運用。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異化針對工人，今日計算型資本主義則劍指全人類。在自動機械與文化工業分別將生產者和消費者無產階級化之後，透過先進數碼技術，計算型資本主義正逐步掌控由計劃、生產到物流、消費的所有經濟功能，而「數碼第三持存」作為固定資本（fixed capital）的基礎，催生出知識型資本，其本質卻是反知識，皆因用於控制與預測行為的工具（大數據、運算法、人工智能）就是以無產階級化牟利的手段。
體外記憶裝置諸如電腦、手機、電視和全球定位系統日益普及，人類記憶似乎得以外判予「偽人造器官」而無限擴展，實情卻是遭受「廣泛的認知無產階級化」，令人再難脫離技術體系生活，造成「人類社會生存的系統性愚昧」。當數據配合演算高速大量自我繁殖，知識型經濟主導生活上的統計、處理和決斷──未來甚至植入人體晶片接通大腦──就會引發人類綜合理性能力的短路，由世界觀、生活方式到購買意欲，都不再出於個人的真知甚或知識的作用，而是根據由數據演算出來的標準與方式，剝奪自省批判能力，而社交媒體、文化工業一類「心理科技」（psychotechnologies）則令人失去生活知識（savoir-vivre）。
不啻工人的實踐知識被淘汰，在數碼化面前，連理論知識亦陷入危機。斯蒂格勒引述前 Wired 總編 Chris Anderson〈理論的終結〉（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一文，申論電腦分析相關性的能力勝於人腦，大數據和演算法將比科學家更具資格處理命題和發展理論。「理論的終結，其實是理論知識的丟失。」數據固然有其盲點與不足，但去知識化的浪潮已然掀起，只有波及程度之分，學術象牙塔也避不過。
斯蒂格勒警告，現代資本主義促成一種「犯禁精神」（spirit of disinhibition），不單加劇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同時嚴重威脅法治、道德和社會管理，堪比《罪與罰》主角拉斯柯尼科夫的「理性瘋狂」（rational madness），為達一己目的不惜犧牲他人。虛無主義的犯禁精神又受到數學理性的加冕，自從笛卡兒和萊布尼茲，歐洲文明就夢想追求「數學宇宙」（mathesis universalis），相信理性來自計算，企圖純粹以數學重塑思維和語言──斯蒂格勒口中的又一種「世俗瘋狂」。今日沉迷於數據與運算的資訊領域，正是出自同一種數學化趨勢。
一如柏拉圖的藥理（phamarkon）所示，毒物可以入藥，技術出於人身，能夠自毀亦可以自救。二十世紀以來，電子科技均被壟斷作操控行為的心理科技，斯蒂格勒呼籲將之重塑為「精神科技」（nootechnologies），服務於去無產階級化以及重拾技能、生活和理論知識的目標。鑑於科技與資本主義的密切關係，同時亦須反思另一種經濟理性的可能。譬如斯蒂格勒與一眾學者在巴黎北部郊區實驗的貢獻型平台（territoire contributif）「平原公社」（Plaine Commune），現正研究試行以貢獻為準則的公民基本收入，受薪人士須承諾收入將用於個人發展方會獲發款項，從而促進對社會的裨益。斯蒂格勒期許公社能通過培訓與知識傳播成為「薈萃知識的合作社」（a cooperative of knowledges），逆轉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並將重估勞動價值的模式推廣至全法國。
今日資本主義之不可持續，正如斯蒂格勒指出，既源於地球資源超載，更在於人類精神無力負荷，尤其青年一代。時代革命迫在眉睫：人類世需要過渡至「負人類紀」（Neganthropocene），對沖資本主義激發的「熵增」。還時代一種時代性，由還腦於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