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的《跳舞的熊》是本有趣的報導文學，熊還會跳舞，那麼兒歌裡大笨象會跳舞馬騮會上樹狐狸會打筋斗也可能是真的。我幾乎立即想到YouTube上的，俄羅斯人養熊或是跟熊一起開貨車那類型的迷因影片。Meanwhile in mother Russia, bears hunt you。最近俄國實施居家隔離，有人謠傳政府放出600隻老虎、800隻獅子來阻止民眾外出，外交部發言人出來澄清說：「在俄羅斯街道上放出老虎和獅子的笑話很有趣，不過在傳統上，如果我們要這麼做，要放也是放熊出來比較有效率。」
不過，《跳舞的熊》寫的不是俄羅斯，而是昔日蘇聯的衛星國保加利亞，從許久以前那裡的吉普賽人會訓練熊與他們一起表演，有時在廣場，有時在餐廳，表演者有時與熊摔角，又會讓熊替來賓按摩背部。受訓練的熊會模仿各種人做的事，比如新娘的吻手禮、運動員拿到獎牌、足球員假摔等等。當然，牠們會跳舞，牠們表演了那麼多最後得來的名字是「跳舞的熊」，我覺得蠻不公平的，應該叫表演的熊之類。不過這也讓我們看見，魔幻寫實其實會在真實世界裡發生，只是離我們較遠。
有些表演者對熊很好，比如說這位馬林諾夫，他說：「我給牠吃很好，因為如果牠肚子餓，就不會想工作。牠每天可以吃掉八條麵包。有句保加利亞諺語是這樣說的：『饑餓的熊不會跳霍拉舞。』霍拉舞是我們的民族舞蹈。我完全同意這句話。你如果不給動物東西吃就別指望牠會為你工作。我們一個月給牠洗一次澡，因為牠很喜歡泡澡。你說，你在某處讀到馴熊師會讓熊站在火熱的鐵板上，訓練牠們跳舞，這只是編出來的故事。也許二戰以前會這樣做，我不知道。但是戰後一定沒有。」聽起來就樂也融融，人與自然，熊在他的敘事裡就是可愛的形象。
然而這種可愛也需要付出代價，因為就連這位馴熊師也坦言，「哈卡」必須存在。
唯一我必須折磨薇拉的時候，是我把「哈卡」（holka）穿到牠鼻子中的那一次。
我把牠帶到森林。
我生了一小堆火。
我燒紅了金屬棍。
我對牠說：「這會讓妳痛一下，孩子，但必須如此。否則我們沒法控制妳。妳要不就會傷害我，不然就是傷害其他人。」
沒有別的路。「哈卡」就像是方向盤，沒有它，你無法把熊帶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牠會掙脫，而熊可是有兩百公斤重啊。
首先，我用燒紅的棍子在牠鼻子中打洞。
牠猛烈掙扎。並且吼叫。
牠試圖從我手中掙脫，但我用盡全力，用膝蓋和手肘夾住牠。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熊的鼻子很敏感。給熊上「哈卡」的人，一定得是之後照顧牠的馴熊師。為甚麼？因為熊會一輩子記得這件事：你給牠穿了鼻環，這表示你是牠的主人。『哈卡』像是方向盤，而你則是握着車鑰匙的人。
之後幾天，薇拉還會一直去摸鼻子。但幾天後牠就忘了這一切，把「哈卡」當成是自己鼻子的一部份。
這算是必要的犧牲嗎？關於愛，關於養育與馴化，關於人與動物，關於表演與賺錢？讀《跳舞的熊》時我思考的問題，顯然早就有人想過了，在2007年保加利亞加入歐盟後，跳舞的熊被立法禁止了。在自由世界看來，跳舞的熊違反動物權益，負責收回熊的職員說：「世界已經往前走了，我們現在在二十一世紀，人們用iPhone聯絡，還可以上太空。在這樣的世界，沒有跳舞的熊的位置。但有些人就習慣了這樣的工作。他們的人生就是如此了，他們很難改變，這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於是他們威逼利誘，把保加利亞裡所有跳舞的熊都要回去，並建了一座跳舞熊公園，裡頭安置了幾十頭昔日的跳舞熊，他們想讓熊們重拾野性，終極目標是讓牠們回到大自然。於是牠們被摘去了哈卡，並由獸醫定期檢查。所有的熊都有皮毛與牙齒的問題，因為牠們過往的主人都給牠們吃甜的，而且每天喝酒喝到上癮。牙齒都被打掉，以確保不會咬人。因此德國的牙醫每年都得來一次。但最麻煩的也不是生理問題，一個公園的工作人員這樣說：
當我們終於把牠們放進森林，牠們不知道該怎麼辦，這自由甚至會讓牠們暈頭轉向。牠們甚麼地方都想去，甚麼東西都想拿來看看，甚麼事都想嘗試。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如果有人二十年來都被鐵鍊拴着，這是正常的反應。
雖然公園的熊有着根據季節變化和身體需要而設計的完美飲食，雖然牠們有專屬的松樹、游泳池和十二公頃的公園，雖然牠們有訓練有素的團隊日夜照顧，試圖在各方面協助牠們（甚至試圖猜測牠們的想法！），雖然牠們擁有自由而且每天都更瞭解如何運用它──但有一件事，是公園的工作人員不願意談論的，就算會談，也帶着某種尷尬。
即使德國的牙醫經常來給牠們看病，即使有人定期給牠們檢查血液、尿液、糞便，即使牠們的白內障已經被治好，即使牠們的前任主人現在得了心臟病、癌症、肝硬化或是已經過世，即使有這一切──
幾乎所有的熊
到今天
都還會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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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的熊》不只談到熊的困境，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真正想講的，其實是轉型正義。書中前半部分講的是熊被帶到公園後，一輩子遺忘不了過往的訓練，而蘇聯解體後，或稱為共產主義宣告失敗後，那些一輩子靠共產主義制度過活的人們，該如何處理他們被強加於身的自由。於是好些走私者、流浪漢、革命分子、罪犯就進入了視野。幸好那些熊不懂得購買軍火，不然牠們應該會跑遍整個保加利亞一邊跳舞一邊大開殺戒。
其中一名與跳舞熊作對比的是位「月台女爵」，這是一位五十五歲的波蘭老太太給自己的綽號，跛腳的Lady Peron。她睡在不同火車站的月臺裡。作者找到她時是在英國的維多利亞火車站，從波蘭開過來的客運停在這，她就在這裡過了五個月。女爵在波蘭曾有一座農舍，但木板條早就腐爛了，屋椽也被風吹斷了。而波蘭政府沒有絲毫想要幫助她的意思，但她發現，跛腳的老女人到哪裡都會受幫助，到處都有人問她想要甚麼，又幫她搭車。於是她輾轉來到了倫敦。
在訪談的最後，女爵問：
您和我解釋解釋吧，為甚麼他們不想給我公寓？因為國家很貪心。如果它有很多東西，它還會想要更多。他們要拿這麼多錢來做甚麼？他們一直覺得錢太少。他們已經有了歐洲，現在他們想要全世界。有錢人不知道甚麼是貧窮，而我一出生就不知道甚麼是富裕。
但是您老實說吧。世界上有這麼多健康的人，他們看到的世界，還不比一個來自帕比亞尼采的女瘸子多啊。
遭受陌生人好心的女爵，過一天算一天，跑到哪就睡哪，她連英文都不會說，把money說成many，water說成łoter。如果旅行被視之為浪漫的同義詞，無論用如何美化的筆觸去寫，女爵就算怎樣安慰自己，我在裡頭也只能看到悲哀。流浪，就是她的舞與掙扎。那在蘇聯解體過後，波蘭政局突變而被驅逐出去的殘障老人，流落歐洲的火車站並將其當成環遊世界。其實我並不想談轉型正義之難，這在全地球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處理的方法，我更不可能跨國幾千公里去談東歐難題，然而，在這個女爵的身上讓我最感到悲哀的是只有這個──當自由強加於她身上時，她選擇的是，肯定它。儘管它把她弄得遍體鱗傷，在瘸腿之上加了凍傷、掉牙、感冒、營養不良。西西弗斯每天在火車站睡地板，他覺得自己是快樂的，來否認自由給他的懲罰。但這又有甚麼屁用，給他床鋪和工作啊。
如果給女爵回到故鄉，給她房子與津貼，她會回去嗎？我猜她會。但我們有哪裡可以回去呢，在主權移交那麼久以後？我們從一個車站漂流到另一個車站，每個車站都沒有歸屬感，沒有一個真正屬於我們，冠上我們的名字。我們的制度也需要轉型正義，尤其是教育與文學。一切的不合時宜與古板未必來自於極權，但守舊、中國性意識形態、以及無所不在的既得利益者，都也如出一轍。這讓我偶爾會悲哀想及，即使香港文學能寫得像跳舞一樣好看，在圈子裡技驚四座了，那又可以怎麼樣呢。我始終記得讀到《跳舞的熊》這段的震動與哀愁，講及那座動物園，根據官方說法，圍繞着這座公園的深山裡大約有五百頭熊。四周是野生的熊，而跳舞的熊則卡在奴隸與自由的中間地帶。
既然在牠們的地盤上突然出現了將近三十頭熊，牠們應該會感到好奇，應該要做出一些反應，對不對？
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野生的熊對我們的熊完全不感興趣。牠們甚至不會靠近鐵絲網，只是忽視我們的熊。也許是因為氣味？也許奴隸聞起來感覺不同？
我們的熊不只有奴隸的氣味，連心態都是奴隸的。過去二、三十年來，牠們已經習慣有人會幫牠們想，給牠們找事做，告訴牠們要做甚麼、吃甚麼、在哪裡睡覺。這對熊來說不是最好的生活，但是牠們沒有別的生活。
這是為甚麼我們決定要閹割我們所有的熊。看着牠們這樣很令人難過，因為每年牠們都會發情、交配，然後開始等待小熊。當這些小熊沒有出現，牠們就很驚訝、焦慮。
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有人會幫我們想，給我們找事做，告訴我們要讀甚麼、做甚麼、考試要考甚麼。其後，我們靠着讀書與畢業取得自由了，卻每年都憂鬱、掙扎，然後開始書寫。當我們寫不出好的文章，我們就很驚訝、焦慮。這使我經常想及，在大自然中，那些自由自在的、野生的熊，那些不曾受過訓練也不曾被舒服圈養起來的熊，牠們的嗅覺是五感中最靈敏的，牠們可以嗅到幾公里以外的氣味。
也許牠們早就嗅到我了，只是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