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大學文學院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香港研究課程及《端傳媒》合辦的「江湖．文學．現實．香港」講座於10月11日在香港大學舉行，請來兩位知名作家──陳冠中和馬家輝出席。講座題目由「江湖」、「文學」、「現實」、「香港」幾個名詞組成，每個詞各自指涉不同領域同時又互相扣連，兩位作者對它們各有詮釋，建構出豐富多樣的世界觀，最終透過小說的載體呈現出來，分別交出了《建豐二年》和《龍頭鳳尾》兩部引起一時熱話的小說。是次講座正好讓兩位作者聚頭，讓他們談談江湖、說說文學。
「以小說反抗當代？」
事有湊巧，在講座之先，王德威教授在嶺南大學舉辦的「現代與古典的相五穿越︰故事新編與理論重建」國際研討會中亦談論了這兩部小說，並指稱這兩部小說是香港文學當中「以小說對抗當代」的範例。故此，主持人朱耀偉教授便請兩位作家談一下對這句評語的看法。這令陳冠中想起了王德威在《建豐二年》的序中引述馮夢龍的一句話︰「史統散，小說興」，當歷史變得零散無法說清的時候，就是以小說來填補那些空隙空洞的時候（對於小說的功能，在之後的提問環節亦有討論）；另外又想起張愛玲「以庸俗反當代」，當時社會鼓吹「文以載道」、革命文學，張愛玲偏要以庸俗之事、情愛之事與整個時代的大氣候抗衡。
馬家輝則想起王教授近年開始研究「遺民」的課題，他稱自己和陳冠中是港英時代的遺民，更自嘲是「港英餘孽」，對於「遺民」研究者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尤其他們的小說都擁有「歷史」元素，他想大概王教授就是想從小說中尋找一些與當下對照的意涵。馬家輝直言他動筆寫的時候，一心只想還原香港（灣仔）三十年代的面貌，沒刻意想回應當代的甚麼，一切以他聽回來的故事、搜集得來的資料以及自身的經歷為藍本，然而寫畢卻驚訝地從作品裡發現一些「現在的香港」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對身份的曖昧。
回到日軍佔領香港的時期，當時英國頒布了一份文件，說的就是當戰爭結束之後，無論你是否曾替日軍做事，一切概不追究，除非是犯下了戰爭罪。甚麼是「漢奸」？當時其實沒有那麼嚴格界定，或者說，當時社會對人的身份還沒那麼窮追猛打。馬家輝再將時間拉回近代，說港英年代，誰人不是「漢奸」？那些高官都是替英國人工作的，難道不是「漢奸」？相對起那時，現在的香港少了一份曖昧，所有人在你說話之前就急急把你分類標籤，也變得更加非黑即白了。
馬家輝說了他小說中一個情節為例──上海大亨杜月笙在日軍入侵上海時問他的大哥張嘯林走不走，張嘯林說不走，杜問難道要留下來當漢奸？張叱我們老早就是漢奸，大哥黃金榮在法國巡捕房辦事，你（指杜）自己也是公共租界董事局華董，難道你我沒替過老外做事？杜月笙最後還是決定走，這是他的「選擇」，然而卻不是因為他不想當漢奸（馬覺得後世多多少少有點美化了杜月笙這號人物），而是他不想留在上海當老三，他要到香港當老大。馬家輝想要描寫的，就是在這動盪時代裡的「人的選擇」。
「被遺忘的語言」與「不被承認的語言」
談到歷史，陳冠中想到的是「語言」的問題。兩本小說均有非常獨特的語言風格，《龍》中行文夾雜粵語和地道髒話，彷彿要挑戰語言尺度一般，連馬家輝自己亦驚訝此書能在內地發售，不過陳冠中則指大概北方人對南方人的髒話不太敏感，因為根本聽不懂。而陳冠中對於華文創作（Sinophone）的語言運用其實早有研究，指出兩岸三地即使是書面語亦各有不同，所謂「一種華文各自表述」，在香港有白話、文言、方言組成所謂「三及第」語言，左派報紙有「新華體」，文革時期亦有文革語言，然而有一種語言是被人們遺忘了的，那就是國民黨使用的語言。
《建》是以假設「國民黨於一九四九年統治中國」作為大前提而寫，為了建構出這一段烏有史，陳冠中便找回國民政府在台灣發佈的文件，了解國民黨使用的語言，然而卻驚異地看出一份熟悉感，後來發覺原來早在他小時候從報紙上（星島日、晚報）看過。那是在共產黨接掌中國之後被刻意隱去的語言，而慢慢地也真的被人們忘記了。陳冠中指如果他的小說中真的有反抗當代的意涵，那麼必然是體現在語言之上，在小說中重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被台灣、國民政治影響的白話文書寫，試圖將被政權掩蓋了的現實重新揭示出來。
馬家輝亦非常欣賞陳冠中作品中的語言，由《盛世》、《裸命》至《建豐二年》都進行了不同的語言實驗，對華文寫作有重大貢獻。他談到自己的小說，回應內地有人指書中充斥大量粵語和髒話，馬家輝反駁怎麼可能沒粵語沒髒話，小說要重塑三十年代的香港，當時的廣州人既不懂說普通話，而且主角的身份是車夫、是黑社會，更沒可能不說髒話。不過他也認為一些語言是很難拿捏，既不能不用粵語，又不能全都用粵語，後來他受內地作家金宇澄的小說《繁花》啟發，書中也參雜了許多上海話，但因為金宇澄不想自己的作品在吳語世界以外的人看不懂，所以還是折衷使用了一些規範漢語。
陳冠中則指如果《龍》放在以前的香港，可能不會那麼受重視，因為當時社會認為以粵語入文是污染語言，自然不屑一看，可是現在香港社會已經能以更多元的目光看待這些使用不同地方語言的作品。作家有語言上的選擇，說到這裡，馬家輝不免帶點激動，指出內地文藝圈對內地作家與香港作家的差別待遇：內地作家如莫言、金宇澄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方言，那是他們的「選擇」；然而當香港作家在作品中使用粵語，那就不是「選擇」，而是他們不懂漢語。
小說作為歷史的填補？
提問環節有觀眾問兩位作家，如何看待歷史與小說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回到講座最初觸及到的問題，小說是否能夠填補歷史的空隙？歷史作為學術研究，小說作為虛構創作，當小說中牽涉到歷史元素時，兩種模式又如何區分？
陳冠中曾寫過一篇文章〈江湖逆襲社會──激流怎能為倒影做像〉，當中的倒影是我們的社會，必須在平整的水面上才能反映出來；而江湖就是一道激流，當激流一沖，倒影便散。這原本已經是非常鮮明到位的比喻，而陳冠中如今再運用這雙比喻來指涉學術研究和文學的分野︰學術論文就如倒影中的社會，必須具有清晰的結構，有功能有組織有條理；而文學就如同江湖，屬於組織化的世界以外，文學的內容恰恰寫出學術著作裡沒有寫到的東西，而他認為文學是有可能逆襲過來的。
馬家輝對這說法加以補充，指學術論文講究事實證據，擁有嚴格的規範，為了達到它作為人類知識建立的功能，必須有公信力。然而，「當證據到不了的地方，小說的力量無堅不摧。」面對歷史上沒有證據、不能證明的事情，學術研究無能為力，然而小說的虛構性則發揮了它的功能，「小說家能夠創造證據，小說家的筆就是證據」，所以馬家輝說小說家才是最有大志的歷史觀察者──他不但還原了一個時代，更寫出了歷史「沒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