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肆虐，翻看前陣子的新聞得知日本不同縣市捐贈物資予武漢。從詩經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到出自遣唐使手筆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其加油短語紛紛被網民轉載，直指日本甚有盛唐遺風。我頭一遭憶起中島敦書寫中國歷史人物的結集《山月記》。近日光榮冰室掀起一場港中兩地的語言及身份認同角力的討論，令我再次想起中島敦的心情。
中島敦家世與漢學頗有淵源。他本人專攻漢學，可以想像史書人物列傳，轉譯為日文後，他一個人夜讀，邊讀邊托眼鏡的樣子，偶有幾聲咳嗽，劃破靜默。他因病逝世，短暫的人生中有一半身處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陰霾下。他以何種心情書寫，他所感受到的中國歷史人物？這令人好奇，當時中島敦應該是邊緣到不行的人吧──日本已經有能力反過來征伐中國，誰還要學習漢學？身份是一種轉譯，語言也是一種轉譯。光榮冰室內，下單的侍應、試探的客人、隱身背後的老闆，心情各異，卻也相同──我們都有些委屈，在胸臆，在不經意流露的說話與行動之間。唯有鬱悶與苦惱，即便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情感串連起歷史事件，令人認為中島敦所留意而下筆的歷史人物，不是任性而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會否過於理想？我倒認為，是理想化，也不是理想化；是循其本，身處不同的時空下，我們仍有感知和體認古今大小事的能力。歷史事實經過不同人再讀，再創造，或揉合個人心情，或以古鑑今，都是常見。風月雖然不解人情，人卻能透過不同時間點上的風與月，不斷再會人物的記憶，以及重寫。
《山月記》揉合了中島敦個人心情，即便他從來沒有明說，我卻在他寫《人虎記》的李徵，讀到他身處日本文壇所感受的苦悶。《山月記》裡的李徵與中國雜談傳奇裡原版，結構大致相同，文人李徵孤僻狷介成性，瞧不起文人汲汲於結黨唱和，卻又苦於獨學無友，始終放不下身段，終於在某日神秘失蹤。兩年後，李徵好友袁傪赴外地上任時，在山林間遇虎，老虎卻陡地開口，說牠是失蹤已久的李徵，今日得見故人。中島敦細緻刻劃袁傪與虎相見的場面，也借虎之口，揭示文人在世深刻的內心掙扎。為何李徵會忽然變成老虎？古時雜談聚焦於人變虎的「奇」，中島敦卻看出，人變虎的「常」。
「臆病な自尊心と、尊大な羞恥心」（怯懦的自尊心、傲慢的羞耻心），是中島敦看出的，李徵變成老虎的原因。一個中國版的《變形記》就這樣與中島敦的心情連結起來。同為文人，在亂世讀國家及社會不重視的學術，長年受疾病所苦，時日無多，才華又未足以長足發展。處境何其尷尬，夾在天才與凡人之間，就算想上下求索，生命沒有給予更多的時間。李徵夾在怯懦、傲慢之間，既相信自己有天縱之才，同時害怕自己不外如是。才情如此，鑽牛角尖之下，終於成為老虎。
成為老虎不是一個人生出口，反而顯示李徵完全淹沒於自製的情緒迷宮之中……他向袁傪哀道，最近愈來愈難感知到自己的人性，變成老虎對他而言，就像睡着一般。他不肯定經此一別，下次是否還能認出袁傪，於是託袁傪記錄他過去寫下的詩文作品。情感是一頭內心的野獸，自我一旦馴服不住，對自己及他人皆是傷害，徒留悔恨。「我濕轆的毛皮，並非只是夜露的緣故」，李徵變成與自己內心一致的模樣，而終日哀傷哭泣。別過李徵，袁傪再度啟程，山林深處傳來虎嘯，已不知是表達李徵的愁，還是老虎的狂。相比起李徵留下來的詩文，中島敦所寫的心境，來得更加哀愁：「因為害怕自己並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心存一絲希冀，而不願與瓦礫碌碌為伍，遂遠離時間疏避人群，結果在內心不斷地用憤懣和羞恥飼育着懦弱的自尊心」。
身為日本人，中島敦寫的中國歷史人物，無一不是時代的邊緣人物。邊緣所承受的誤解、苦悶、窮困，不知何處得以着力，走出與否，竟不是中島敦最關心的。他用自己的心走進不同的時間上五窮六絕的心靈，一筆一劃，見歷史人物栩栩如生，有着跟我們相似的境況，原來過去所讀到的距離感，只是背景不同，人物不同。他們的心境，為我們當下，反覆出現及咀嚼，幾無二致。
他寫的《子路》和《李陵》正是如此。孔門七十二賢，以子路最為剛毅勇武，以今天觀點視之，子路無異於夫子與儒生之間的一名勇武派。中島敦寫子路剛正不阿，衝動易怒，即使常常不認同孔子的教訓，出言頂撞，卻也是最果敢於守護孔子的學生。孔子被困於陳、蔡之間，弦歌不絕，子路不解而斥：「君子亦有窮乎？」（有像你這般潦倒的君子嗎）
然而，子路犯禁也能勇於認錯，中島敦看到子路與孔子，兩人性格十分不同，卻成為孔門當中最親密，也最能繼承所學的一對師生，背後其實是一體兩面。孔子有政治抱負，也不是軟弱無能之輩，改革國家起來雷厲風行，只是現實不利，退而教化弟子，形成循循善誘、因材施教的印象。子路不俏，亦俏，他像孔子走上政治家之路後，又保持初心的，一種永恆初生的狀態。子路是孔子的身前身，更令人想起馬田史高西斯改編的《基督的最後誘惑》，耶穌與門徒猶大的關係。耶穌猶如尋道者、證道者、殉道者，猶大卻並非單純的背徒，他旁敲側擊，是耶穌的「問道者」。他觀察和質問耶穌尋找的道，一正一反，剛好完成了道。所謂「文質彬彬」，子路質重於文，但是孔門弟子之中，也沒有誰比他更果敢、剛直。
子路的下半生，恰好是孔子的前半生，他從政，最後死於一場政治陰謀中。與敵交戰期間，衣鬢亂了，冠帽被武器挑斷，子路怎樣也忠於儒家教誨，拾起跌在地上的冠帽，「正冠而死」。在混亂的春秋時代，政治陰謀迭起，人心不古，道德綱常敗壞，子路的生與死，不過聊聊一筆。然而，有這樣的一個逆流者，學以致用，為志業付出生命，即使成為了歷史的一隅，卻無悔。
時代再變，命運與性情互為因果，卻是不變。《李陵》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名將李廣之孫李陵，要求出征匈奴，漢武帝派五千人給他。李陵先勝後敗，最後被逼投降匈奴。漢武帝從一開始收到捷書的歡容，到得悉降訊而怒不可遏。他是皇帝，有普天下最大的權力，只因為他認為李陵不能自殺殉國，有辱國體，下令族滅李陵全家。而遠在塞外的李陵，本來有歸國之意，卻在消息傳到匈奴後，決定不再歸去，也拒絕為匈奴效力。李陵成為了又一個時代的邊緣人，曖昧不明的內心深處，中島敦和李陵的心意竟得以遇合。
《李陵》也以篇幅之長，可能是中島敦最為傾注心力的一場歷史小說書寫。相比前面數篇，《李陵》有多於一把的敘事聲音，包括李陵、司馬遷、蘇武，以及可視為作者本人的旁白。整篇故事取材自《史記・李將軍列傳》及《漢書・匈奴傳》，卻別出心裁地，加插司馬遷受宮刑後，發憤完成《史記》的過程，載於《史記》的李陵故事，和司馬遷創作《史記》的過程平行對照，可見中島敦的創作魄力。眾所周知，司馬遷《史記》獲歷代學者推崇，正是在於司馬遷沒有單純看待歷史，歷史不一定是編年史，交代了發生甚麼事情；歷史可以有書寫史歷史的人的情感和價值判斷。司馬遷寫楚漢相爭，讀來不是成王敗寇，他對項羽這個失敗者予以無限同情。也有論者認為，傾向悲劇英雄，是《史記》常見的價值判斷。
說的是個人與國家身份認同，從認同到掙扎，最終決裂的過程。連結到中島敦身處日本發動戰爭的年代，作為一個反對戰爭，或僅僅質疑戰爭的日本人，我們未必全然得知中島對戰爭的態度，但從他關注、書寫李陵作為一個叛漢者、家族被害的孤膽將軍，也可略知一二。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不會理解得到李陵的心情。如何體認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尤其是「漢」與「天子」（「黨」與「國家」、「天皇」與「日本」）的分別，是中島敦再三探詢李陵故事的關鍵。李陵為漢盡忠，自薦出擊匈奴，可見不是貪生怕死，更報國心切。然而，支援不足下，李陵被逼投降，實屬無奈之舉，卻不被漢武帝承認。漢武帝剝奪了他人生的意義，包括他的軍人榮譽、他親人的存在、甚至是一整個李氏家族也和李陵切割，換言之，李陵在漢國的一切，都隨天子之命而瞬間消亡殆盡。
為何皇帝有權力這樣處置他人的生命？剝奪或強殖生命經驗，是天子古來的權力。平行對照下，司馬遷為李陵說話，被漢武帝處以宮刑，成為「不是男人的男人」，即是社會階級裡最低下的閹人。「最初那種盲目如野獸般的痛苦消失後，更為清醒的人的痛苦開始了。困難的是，隨着不能自殺這一點逐漸清晰，除了自殺之外，沒有另一條路可以逃離苦惱和恥辱的這一點，也逐漸清晰起來。」司馬遷受刑之後，想死而不能死，他唯有變作一部書寫機器──僅僅為了完成《史記》而苟活在世，無論他人眼光多麼不堪，他必須要完成寫史工作，要相信自己的精神與肉身都已經消亡，只餘完成任務的意志，驅使他不要自殺。
漢武帝剝奪了李陵作為大漢子民的認同，也剝奪了司馬遷作為一個人類的情感。兩個都是時代裡最飽受污名與歧視的人，也許都曾經和我們看過同一片月亮，風也許從一樣的方向吹來，吹在我們身上，正如李陵在塞外，司馬遷在宮內。中島敦安排蘇武登場，兩人都是漢國子民，卻又有不同的身份認同。李陵為蘇武的盡忠感到羞愧，當蘇武得知漢武帝駕崩的消息，激動得流淚不止；李陵卻沒有哭。對照之下，不難發現李陵與蘇武，前者能夠分割「漢」與「天子」的連結，但後者沒法分割，才會於「天子」死訊傳來時，為着故國的情感而流淚。
人的生命經驗繁多，有很多的處境，能夠打破線性時間，一再浮現，點滴駐足在心頭。我讀《李陵》時，正值一段情緒隨外部世界事件，起伏不止的日子，我思考過自殺，於是中島敦寫司馬遷對自殺的感懷時，我為如此透澈的生死觀而無法言語。後來，我明白社會上有許多邊緣人物，一如光榮冰室事件裡，人人各有前塵，而分別承受殊途同歸的委屈。又一如李陵的遭遇，家國和身份認同，本就相當複雜。可以的話，想想「風月同天」，想想解決一件事情的前提，與其說「迎刃而解」，不如每一個人都能保持温柔（而非單純優雅），因卑微而得以深入，不同的時間點上，每個人所承受的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