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NHK上映了一部新電影《異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ストレンジャー〜上海の芥川龍之介〜；A Stranger in Shanghai）。也許有些諷刺，我最早是從英國作家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那裡聽到消息。保羅以描繪近現代中國、東亞都市文化史著名，曾著有《午夜北平》（Midnight in Peking）、《魔鬼之城》（City of Devils: The Two Men Who Ruled the Underworld of Old Shanghai）和《舊上海 A–Z》（The Old Shanghai A–Z）。他認為電影成功重塑了民國時代的上海和江南風貌，便懷着好奇不妨一看。
這部電影基於芥川龍之介1921年的中國遊記。一百年前，已在日本文學界備受尊敬的芥川龍之介代表《大阪每日新聞》來到上海考察，也去了北京、蘇州、杭州、長沙等城市。觀察社會狀況、遊覽名勝之外，也拜訪了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政治家和文化人，寫成日記式的遊記《中國遊記》。芥川深諳中國古典文學，文筆洗練而清麗。他也敏感而神經質，不無幽默但也犀利、甚至尖刻地記錄了一個被軍閥割據、內憂外患的國家：1921 年1月，奉系軍閥張作霖開始組建東北空軍，二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言詞激烈，有違租界章程」為由，查封《新青年》雜誌社，五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這些歷史，在電影中都有不經意的描繪。
原著較為鬆散，電影為芥川龍之介的遊記增加了敘述的整體性，以妓女為線索，給出富有深意的人物背景：在家鄉湖南時戀人因革命被砍頭，她把餅乾擲到地上的鮮血中，似乎影射了魯迅人血饅頭的典故。後來提到她因參加工人運動而遇難，應和電影中芥川在湖南旅行時路上所見，也是工人罷工受阻。因為這些線索，剛看完電影時感覺它帶着當代左翼的影子，也包括具化小人物，不使她僅僅成為性或共產革命的符號。但再作思忖，又覺得如果真有意引用人血饅頭的典故，那麼應該更深刻，在今天語境下其實有批判或至少反思革命的意思。
回頭去看芥川的遊記，還是有些驚訝他當年在上海見了章太炎，也見了早期共產黨人李漢俊（李人傑，一位有家僕的熱血少爺），可以看到當年思潮紛亂，早期共產人的精英背景以及城市路線，合了馮克（Frank Dikotter）在新書《如何成為獨裁者》（How to Be a Dictator, Bloomsbury 2019）中的觀察：在毛之前農村並不在早期共產黨綱領和藍圖之內，動員農村也不是蘇聯共產主義正統；在毛的家鄉湖南農村進行的農民運動帶來血腥暴力，早期帶着社會主義理念的國民黨開始放棄共產路線，並在上海展開捕殺，共產黨進入地下反抗模式，毛遂以農村土地和群眾為資源。
從芥川所拜見的人物也可以看出他的聲望或日本報社的人脈。他與章太炎和李漢俊的對話，分別有兩點印象深刻：章認為中國人中庸，難有革命；李認為藝術幾乎沒有意義或用處，除了宣傳。各有諷刺和悲哀的遠見。
《中國遊記》也包括遊歷其他城市的部分，比如在江浙憑吊名妓蘇小小，也憑弔秋瑾，可見他當時也許確實對革命者有所敬重。如此看來，電影引了魯迅的典故，也許是深入文本後的決定。芥川在北京見談辜鴻銘的部分也很有趣：辜鴻銘和芥川說着流利的英語，同時迅速寫下漢字意譯，讓芥川讚嘆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和思維敏捷。但問起辜鴻銘為何不參與時政時，辜鴻銘只說「老了，老了，老了！」
寫上海的部分，還有在徐家匯天主教堂的一番戲謔，和初抵上海時的印象：芥川詫異警察是印度人（錫克教徒），行人華洋混雜，道路寬闊，說明當時市中心的基建尚可。他也大幅度寫到工部局，那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司法中心，由不同殖民國和華人政府協商，說明他並非只是走馬觀花，至少在上海深入探究了當地社會、政治、司法運作機制，也說明當時日本對中國／上海作過系統了解。但出了租界，中餐館衛生堪憂，尤其廁所，名旦隨意吐痰，少有公共衛生觀念或機制……一百年前政府無法推行公共衛生，很大程度是限於能（capacity）；一百年後，很大程度是因為意願（will）因為懼怕公共性，因而不允許公共性。
身為上海人，看的時候自然比較挑剔，但電影的不少地方比較用心，包括妓女的上海話，但大部分時候還是沒有分出官話和方言的場合：當時在上海，大部分人應該是說滬語，官話（普通話）並未普及。色彩風格有些《海上花列傳》的影子，但太鮮艷，增添了「凝視他者」的異域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