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第十四期「悲觀人士生活指南」】從精神醫學史看瘋狂──悲觀者「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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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第十四期「悲觀人士生活指南」】從精神醫學史看瘋狂──悲觀者「病」了嗎?

作為著名的悲觀主義者,叔本華眼中的一切意識都是虛假意識,蒙蔽着我們,讓我們無法看到自身存在的本質──徒勞無功。他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寫道:「所有的意志行為,都來自匱乏、缺陷,因而都來自痛苦。」悲觀者對世上的不幸和痛苦或許比其他人更為敏銳,甚或洞察到存在的徒勞,卻不必然等於消極。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認為,對存在感到無意義的人不只是意志消沉,甚至是患了精神病。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列出的二十一世紀三大疾病之中就有抑鬱症,其典型特徵便包括了所謂的「負面思考」。然而,悲觀是一種「病」或「病徵」嗎?所謂「精神疾病」又是如何定義?醫學社會史學者羅伊.波特(Roy Porter)便在《瘋狂簡史:誰定義了瘋狂?》一書中,嘗試描繪自西方有歷史以來,被定義為「瘋狂之人」的面貌。

 

以瘋狂劃分他者

書中導讀已開宗明義指出,「即便是瘋狂的人,他們的瘋狂也是時代的產物」。波特亦如此寫道:「受某種深層,甚或無意識心理需求驅使,我們會在自己與他者之間畫出界線,以建立世界的秩序。[……]這種『他們與我們』的對立建構,藉着將被排斥者病理化,強化我們脆弱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價值。」

在古典的神話和英雄傳說中,瘋狂十分常見。人們以超自然力量解釋,認為瘋狂代表命運或懲罰。雖然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已提出了後世醫學的理性框架雛形,但因後來羅馬帝國的入侵與勝利,其君主提倡的基督教,令超自然的思維在後來幾個世紀皆得到認可。人們以超自然方式理解瘋狂,他們將情感、言語、行為的混亂視為人類靈魂與撒旦的鬥爭,並稱之為心靈戰爭(psychomachy)。

到了十五世紀末,獵巫浪潮席捲整個歐洲。當時的基督教將理性視為上帝的恩典,而失去理性的瘋子則是被惡魔附身的人。這亦可以理解為,宗教的對手就是瘋子。到了啟蒙時代,基督教的知識權威與傳統教條受到理性的挑戰,人們相信應以理性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在這段時間,所有認為超自然力量會影響人類的信仰,皆被視為宗教性瘋狂(religious melancholy),是為某種精神病理的徵象。也就是說,非理性的信仰和行徑,就成了瘋狂。

古希臘哲學家早就試圖以自然、社會與意識,推論出事物的秩序,並以「心靈的疾病」解釋瘋狂。中世紀伊斯蘭和天主教尊崇醫學,並追隨「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四體液論,繼續發展醫學系統,早期最主要的診斷還是抑鬱及躁症。直到笛卡兒提出身心二元論,影響了醫學論述,將瘋狂視為跟一般身體疾病一樣,「必然起因於身體,或腦部某些不穩定的連結」,才使瘋狂成為哲學與醫學探索的對象。

 

瘋狂的可能性

瘋人曾經有着「智人」(homo sapiens)的光環,某些藝術中的刻版印象使人們對於瘋狂有所嚮往。例如在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李爾王》中,不論是瘋了的李爾王、裝成瘋子的艾德格,還是基於身份只能瘋言瘋語的弄人,他們瘋狂的言語,似乎比所謂清醒時更能道出、諷刺現實。波特說,在文藝復興的那個時代裡,「說一位詩人『瘋狂』是種讚美」。德爾頓的詩裡便有這句:「偉大的智慧與瘋狂只有一線之隔。」

隨着瘋狂醫療化,加上理性精神得以發揚,瘋狂漸漸失去了「智人」的光環,成了一種病態。人們以監禁的方式處理瘋人,在「正常人」和「瘋人」之間劃起了邊界。到了近現代精神醫學興起,人們對於精神疾病的理解、分類、治療方式都有很大的發展和改進;反療養院、去監禁化的主張,使所謂「正常」與「瘋狂」之間的高牆瓦解,人們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和看法亦有所改變。上世紀末,英國反精神醫學運動領袖連恩便寫下了這段文字:「瘋狂,不一定都是崩潰,也可能是一種突破。它可以是解放與重生的契機,也可以是奴役與存在的死亡。」

 

在「興奮劑社會」中沉靜

波特在書中提到一個問題:「若文明社會本身就是個錯亂的社會,那麼它又有什麼權力可以將人判定為『瘋子』?」精神醫學發展至二十一世紀,這個問題仍然爭論不休。問題的重點,除了在於社會對於定瘋子的定義,或許也在於社會的「錯亂」之處。

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提出,現今社會由神經疾病主導,是一種梗塞現象,而這個現象是由高度活躍的「積極和肯定」(positivität)所引發。韓指出,從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轉移到現今的「功績社會」,社會從否定性、講求外在禁令和誡條,轉為肯定性、講求自發性行為和內在動機;從有着強迫意味和否定性的「應該」(sollen),轉為無限延伸的「能夠」(können),一種「肯定性暴力」出現,功績社會不停對我們說:「是的,我們可以辦到!」

於是,在這個資訊和工作量繁重且講求效率的功績社會,人們令自己成為了「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即使自身能力達到了極限,仍要求自己繼續貢獻——就像是一個「興奮劑社會」,人類成了效能機器。同時,「多工作業」(multitasking)的工作模式,令主體被迫在同一時間,將注意力分散在不同的活動。注意力結構的變遷反而是一種能力退化的現象,使人缺少深沉、專注的思考,失去了放鬆和運用時間的空間,也失去了傾聽的社群,「倦怠社會」的現象油然而生。

韓強調冥想的空間,因為只有在沉思的狀態裡,才能重新專注和傾聽。他引述虛無主義者尼采所言:「由於缺少從容寧靜,我們的文明走向一個新的野蠻狀態。這種叫作心神不定的過度忙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所以,人類有必要修正現有的性格,也就是大規模強化沉思冥想的元素。」唯有透過否定性行動,即透過停止一個狀態,並啟動一個新的狀態,才有可能達到一個「例外狀態」,從無止境的自我折磨、自我剝削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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