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於《Sample》第十三期「今日天氣預報」
在2000年代，一位居於台灣的記者布魯姆（Dan Bloom）決定將一眾回應氣候問題的文學作品歸入一個文類，並將之取名為「氣候文學」（climate fiction，簡稱cli-fi，讀音與科幻小說簡稱sci-fi相近）。及後，於2013年，美國的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以一段長約五分鐘的報導介紹，並推出文字報導，結果引發網上瘋傳，其他大型媒體也撰寫專文報導，cli-fi這一個稱謂就此廣泛流傳。屬於cli-fi的作品也日漸增加，按照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於2015年推出的論著《人類世小說》（Anthropocene Fictions）所說，他在爬梳英語世界的出版資料後，統計出當時有逾一百五十部氣候文學作品，數字也在增長當中。
Cli-fi這一個文類，將具警世意味的小說與電影集合起來，展示出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對於布魯姆來說，這些文化產品有助發放環保訊息，引起大眾關注。因此，按其原意，cli-fi具有某種說教意義，借助文化的廣泛流傳，宣揚改善環境、對抗全球暖化的訊息。正因如此，cli-fi作家必須面對一些問題：如何將科學資訊滲進文本，而又不覺突兀？如何讓小說擁有自己的文學空間，而不淪為宣傳工具？比起科學報告，小說的載體為何別具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氣候變遷到底對小說的形式有何要求，策動怎樣的形式或敘事創新？
實際上，cli-fi與科幻並不相同，並無所謂文類上的慣例。普遍來說，只要題材涉及由人為因素而起的氣候變遷，無論是否支持全球暖化的說法，均可被歸入cli-fi之中，比如暢銷作家麥可．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描寫環境恐怖分子的《恐懼之邦》（State of Fear），即使內容質疑全球暖化的真確性，也同樣被視為cli-fi作品之一。相對於此前的生態批評，cli-fi對天氣及氣候問題則更多着墨。另一邊廂，我們也能發現，cli-fi大多屬於類型作品，橫跨科幻、驚悚、恐怖等文類。正如氣候問題本身也是涵蓋多重範疇的現象，cli-fi並未囿於單一文類，許多時候更溢出、挑戰了文類本身的慣習。
科幻小說善於推測未來科技，幻想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全球暖化的問題卻令這種樂觀的想像難以生效。懸疑小說中的主角常會駕駛名車、乘坐飛機，但在氣候文學中卻不可能有這些舉動，而即使小說中的疑局橫跨多國政府，牽涉多少商業機密，也難以在最後將所有全球暖化的成因歸結，把引起氣候問題的責任扣在某位反派角色身上。這些類型小說的特點，既有協助小說建構意義的作用，卻同時在面對氣候問題時遭到瓦解，必須改動敘事的方式。氣候變遷的龐大現象，可說直接推動了小說形式的創新。
如是，這種氣候文學，或特雷克斯勒所提倡的標籤「人類世小說」，到底有何「用處」？一方面，小說不一定需要將科學發現生硬地報告出來，小說家也不一定以社運人士的身份自居。在颶風桑迪吹襲美國並造成嚴重損害後，利茲（Nathaniel Rich）正巧出版了小說《Odds Against Tomorrow》，封面正是紐約被海水淹沒的畫像。他曾於訪問中指出，小說家不需負上書寫全球暖化的責任，「不過，我認為小說家應該寫出這些事情對人類心靈的影響──簡單來說，就是把當代狀況書寫出來。」「為了改變人們態度而寫的小說有一個名字：宣傳（propaganda）。許多環保小說都因為這種衝動而受害，正因如此，這些小說弔詭地無法真正影響大眾。小說家可以做的就是，試圖搞清楚這些龐大而常常是抽象的公共議題，到底如何與我們的內在生活交錯。」正是透過敘事的力量，小說能夠將環境問題的感官體驗勾勒出來，展現人們如何應對氣候轉變，無論那是以突如其來的災難呈示，抑或是每日逐漸變壞的長期窘境。
另一方面，由於氣候問題本身也是人和物之間相互交錯而產生的複雜效果，cli-fi作品除了包攬人們的個體體驗，同樣也強調了不同的物在氣候變遷中的角色。當小說裡面融入了受影響的相關物件，比如天氣、汽車、氣象預測模型等等，自然就會令文本及讀者走向氣候變遷的語境。正正因為人類世的影響如此龐大，可以想見，氣候文學的特點或會在未來的小說作品越加顯現。
Cli-fi小說介紹
《天堂的車床》／勒瑰恩（The Lathe of Heaven/Ursula K. Le Guin）
按照人們對cli-fi的理解，第一部公認為cli-fi的小說，可追溯至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於1971年出版的小說《天堂的車床》（The Lathe of Heaven）。小說設於以1970年代為藍本的2002年，當時中東地區有大規模戰事，同時世界被全球暖化所害，是首部直接提及人為溫室效應的小說。小說的主角發現自己的夢境能夠影響世界，只有他能保有多個世界的記憶，而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世界，只是他夢境之一。這種能力後來為奸角所用，意圖掌控世界，導向多重的平行宇宙。在《天堂的車床》及同期幾部小說出版後，大概要到1980年代，才再有新一波關注氣候議題的文學作品。
《追日》／麥克伊旺（Solar/Ian McEwan）
假如石油正是太陽能量的儲藏，並由此衍生出全球暖化問題，那麼能源如何在生物鏈之中傳遞同樣是cli-fi需要處理的問題。麥克伊旺（Ian McEwan）於2010年出版的《追日》（Solar），正正將人類與能源的關係勾勒出來。小說主角是一名榮獲諾貝爾物理學奬的科學家，但性格並不討喜，中年時已無甚研究成果，後來一位研究太陽能收集的同事意外在主角家中死亡，主角結果盜走了同事的研究成果，意圖成為太陽能大亨。在整部小說中，可見主角不太介懷科學研究，內容反而集中描寫了主角的食欲及性欲，比如主角每餐的飲食及其影響，又或主角的種種外遇經驗。這種寫法一方面凸顯了私欲如何影響全球福祉，將往常科學家救世的完美形象打破，還原成貪婪、自戀、縱欲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強調了人類的生理需求，因進化本能而必須進食、繁殖，而這種傳續恰恰仰賴於太陽所給予的能源。在訪問中，麥克伊旺提到，《追日》成書的契機出現於2005年，當時他與一眾文藝創作者夥同科學家到極地探察全球暖化的實際效應，他發現這班科學家本來還在殷切地討論扭轉地球命運的可行方案，結果在隔壁房間更換極地裝備時，卻對其他同事展示深深的不信任，懷疑旁人盜走了自己的鞋子。「我就明白了，一切都事關人類的本性。要書寫氣候變化，就得通過人性。」
《複眼人》／吳明益
於2011年出版的《複眼人》，源於一單新聞。作家吳明益從報紙中讀到，太平洋上有一個飄流的垃圾渦流，並由此開始構想，將本來的短篇小說〈複眼人〉擴充成一整部長篇小說。小說中出現了兩座島嶼，包括虛構的瓦憂瓦憂島及真實的台灣島嶼。故事描述，按照瓦憂瓦憂島民的習俗，次子都需被送出島外，保障島內資源，而阿特烈在這次航海中僥倖存活，擱淺於巨大的垃圾渦流之中，及後與渦流一同撞上台灣東部海岸。楊照在為《複眼人》撰寫的推薦序中，就特別提到災難奇觀的限制，一夕之間的災難容易令人動容，卻未必能夠呈現「主要的現實」，因為環境的毀滅反而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沉默、安靜、普遍、無所不在」。而吳明益的《複眼人》則將垃圾渦流衝擊台灣東岸的災難奇觀以不溫不火的方式處理，反而強調了，即使災難來臨，「人們畢竟還是只能以一種日常庸俗的態度對之」。這種日常庸俗會使人對環境「反覆憊懶」，並影響人看待其他事物的方法。面對即將來臨的災難，分秒逐步蠶蝕的災難，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方式時刻警惕？
《飛行軌跡》／金索沃（Flight Behaviour/Barbara Kingsolver）
全球暖化除了影響人類，更是一場龐大的生態災難。在2012年推出的小說《飛行軌跡》（Flight Behavior）中，一位居於鄉郊農莊的婦人狄拉羅比雅對自己的婚姻並不滿意，正要與外遇情人見面時，在山谷之間突然瞥見一大片橘紅色的翻滾火焰，她後來才知道，那原來是數百萬隻的帝皇蝴蝶因氣候變遷而遷徙的現象。一位昆蟲生態學家來到農莊，發現這些帝皇蝴蝶因為污染及環境問題，偏離了正常的飛行軌跡，改而棲居此處，也許沒法熬過冬天。科學家將狄拉羅比雅聘為助手，開闊了她對氣候變遷等問題的眼界。這群蝴蝶將氣候問題帶入了農莊，拽進狄拉羅比雅的生活之中，把本來顯得極為遙遠的議題拉近，透過她與科學家之間的對話，讀者能夠更易理解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影響如何扣連生活。作者金索沃本來也是一位生物學家，透過這種農莊設定，科學知識得以順暢地連結到小說角色的脈絡之中，變得可觸可感。在訪問中，她表示自己希望開啟對話，將鄉村和城市、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保守和進步派的人連結，「一定有另一種方法，能夠把這個世界的科學真理帶給民眾，而這種方法也不是以高人一等的心態表示，啊，假如你知道事實就好了。假如你知道我所知道的事，你就會是個聰明人了。這種做法並沒成效。」如何把訊息好好傳遞，正是將氣候議題帶入文學創作時必須注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