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至今，經歷了半個世紀，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 ）的作品於波斯尼亞與黑山（以下將簡稱波黑）依然是舉足輕重。這位波斯尼亞藉的小說家，以細膩的文筆，刻畫出其祖國的歷史及人民的命運。不論是孩子或成年人；工人階級或學術階層，都無不讀過他的著作，其作品不斷再印、再出版，也是國內中小學的文學範本，這彷彿都在說明，在川流不息的歷史中，其作品就如一顆巨石，毫不動搖。
讀著安德里奇的生平，亦不難發現，其文學著作的主題大多圍繞著波黑的歷史（如鄂圖曼及奧匈佔領時期下的祖國面貌，以及巴爾幹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這些主題與作家本人的個人生活及親身經驗有著莫大的關連……
生平簡介
伊沃．安德里奇出生於1892年的特拉夫尼克（Travnik），童年於維舍格勒（Višegrad）度過。這兩個波斯尼亞城鎮，便很自然地成為了他最有名的兩本小說《波斯尼亞編年史》（Bosnian Chronicle）（或譯作《領事歲月》［The Days of the Consuls］）以及《德里納河上的橋》（The Bridge on the Drina）的故事場景。
安德里奇於1924年完成博士論文 〈土耳其統治影響下波黑精神生活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Life in Bosn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urkish Rule），並於格拉茲大學（University of Graz）取得博士學位。這篇論文顯示安德里奇早年對波斯尼亞歷史的興趣──其中又以鄂圖曼的佔領，及其對波斯尼亞人民及文化的影響最明顯。這些早期的探究，更促成了他日後積極投入擺脫奧匈帝國的統治的政治運動，以及提倡解放南斯拉夫國家；為此，他甚至身陷囹圄，於1914至1917年間被監禁。其後，他將這段經歷寫成詩作《黑海之濱》（Ex Ponto）。
從監獄獲釋後，安德里奇便開始投身於外交事務，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他以南斯拉夫王國和領使的身分，駐到羅馬、布加勒斯特、格拉茲、巴黎、馬德里、布魯塞爾、日內瓦及柏林等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時，他還是駐柏林的大使，其後才於1941年選擇回到貝爾格勒寫作，全心投入文學創作。
故意的本質：由傳奇說書人講起
就如很多波斯尼亞人會自認，像他們所身處的小國，根本不會得到國際的認同，安德里奇的作品也一樣，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才被翻譯成不同語言。
所謂詩意這回事，從來都是無分國界，也不分國家的大小。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自然也了解此點──當時他們對安德里奇的評語為「基於他從祖國的歷史中追尋主題，提煉出描繪人的命運那富有史詩般的力量」（for the epic force with which he has traced themes and depicted human destinies drawn from the history of his country）。
而說到諾貝爾文學獎，安德里奇的得獎演說〈論故事和講故事〉（On Stories and Story-Telling）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它帶出了作為作家對故事的作用及來源的堅守，同樣的堅守亦可在他其中有名的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及《萬惡的庭院》（The damn Yard）等故事中體現。
安德里奇引用了阿拉伯經典《一千零一夜》（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的捨赫拉扎德（Scheherazade），以講故事的本質，將一個人的生活與人類的大歷史貫穿起來──正如他在演講中寫道：
有時在我們看來，人類似乎從第一次意識閃現開始，歷年月裡恆常地、在一百萬個變體之間、伴隨呼吸吐納和脈搏的節奏，都在自我告知著同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似乎想要像傳說中的捨赫拉扎德那樣講故事，哄騙劊子手，推遲等待我們那無可避免的悲慘命運，延長我們對生命和持續存在的幻象。
用到捨赫拉扎德這位傳奇的說書人，一方面當然是把歷史的命運比喻作劊子手，希望透過說故事「推遲等待我們那無可避免的悲慘命運」；另一方面，他是要指出故事那種跨時代與跨階級的特質。正如，在講故事的時候，安德里奇總能找到一道如跨越一代人之間的橋樑，將人們以共同經歷了的「歷史變遷的漩渦」為線索，連接起來：「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從我們遠古祖先的小屋裡的爐灶周圍的古老故事開始，到現代故事講述者的作品」。
以塞爾維亞文學傳統的角度看，安德里奇以橋梁作為象徵符號，絕非巧合──可知道，自古塞爾維亞人就以橋樑比作人與世界接觸的象徵。
除此之外，安德里奇還談到了其文學作為「專門疏理過去的故事」的敘事結構。為了解釋他對過去的依戀，他曾如此問過：「但最後，過去跟現在不都在告訴我們類似的現象和同樣的問題嗎？」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安德里奇來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對人的探究：探索、描述、對他作出理解，最終為全人類服務：
成為一個人：在不被告知、不論意願的情況下誕生，被拋入存在這片汪洋，被迫游泳，存在，擁有身份，抵抗來自外部的壓力和衝擊，以及那些（源於自己或其人的）看不見的和不可預見的、往往超過一個人的能力的行為？更甚的是，忍受對這一切的想法：謂曰，為人。
《德里納河上的橋》：橋的隱喻
對於那些見證了嚴酷歷史事件，從中生存了下來的幾代人，安德里奇總能透過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試圖適應生命中巨大變化的細節，把諸事歸納成具有普遍性故事。他最著名的《德里納河上的橋》最能反映這種文學功能。
《德里納河上的橋》場景設於波斯尼亞小鎮維謝格拉德，講述它在歷史上被不同民族統治的命運。先是封建時期的土耳其（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下半葉），到奧匈帝國佔領時期（1908至1909年） ，再到巴爾幹戰爭（1912和1913年）和1914年。在歷史舞台的襯托下，它實際上還關注一個獨立的人身陷重大事件時的存在處境及命運。他們就像歷史的命運一樣周而復始──曾經背負了祖先所經歷的殘酷的人們，再次經歷類同的悲劇。在循環不息的世界裡，他們就如同輪流上台的主角，恍若一個年輕人爬上橋的欄柵，並開始在深淵邊緣與死神共舞，讓他周圍的旁觀者深為震驚。
安德里奇自然想要談論集體記憶。過去的生活或許艱鉅，但生命畢竟還在前進──就如他筆下的角色所講述故事，甚至是一些無意識的話語：
他們知道〔……〕關於橋樑的存在和建造所相關的故事傳說，如現實與想像；夢與醒，千絲萬縷般的交纏在一起。他們由始至終知道這些事情，就如與生俱來，就像人所共知的禱文，不知道從誰身上學來，也不記得第一次聽到它們的時候。（Andrić，2016，頁25）
可以確鑿地說，這種覺醒是循環不息的歷史事件累積而成的結果；而夢，是人類見證文明誕生的方尖碑。在這個歷史必然的封閉體系裡，只有一個恆久不變的價值：生命持續地存在。透過講故事，人的存在與困境得以書寫記載，使得一個人記起他也是這個龐大的、沒有開始或終結的體系（或稱之為「浩瀚的故事」）中的一員。
安德里奇尋求重大真理，幾乎在試圖回答人類存在本質的哲學問題。「它不斷被浪費和消耗，但它仍然默默地忍受，就像德里納河上的橋」（Andrić，2016，頁251）──這句以橋作為人類處境的象徵，是既樂觀又悲壯：一方面，人們只得默然地承受生命的種種；但另一方面，生命就像德里納河上的橋一樣，屹立不倒。也難怪安德里奇會將生命定義為「難以理解的奇蹟」。
《波斯尼亞編年史》：浩瀚如歷史洪流的故事
安德里奇的另一本小說《波斯尼亞編年史》，也有如《德里納河上的橋》一樣的詩學；只是，這回它所處理的是十九世紀波斯尼亞的東西方衝突（他因這本小說而被「指責」不是作家，而只是一個編年史家）。
在十九世紀初，面對西方意識形態的介入，土耳其政府一點都不敢鬆懈。安德里奇便以他出生的特拉夫尼克鎮為題，透過描寫土耳其當權者對法國和奧地利領事的不信任，反照出更為宏觀的歷史處境。其構築的人物、和整個歐洲外圍的氣氛（如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的征服及其墮落等），皆寫於他對歷史資料進行詳盡探索。寫得可謂活靈活現。如此角度，把歐洲各大事件以弱小的迴聲反映出來；通過描述政治行動者，及其對特拉夫尼克一細小波斯尼亞社區的反應，安德里奇訴說著國民忍受巨大權力所壓迫的事實。 （Andrić，1972，頁22）[1]
對大問題的關懷，固然是安德里奇文學的支柱；但細心閱讀他的文字，便會發現，我們很自然地就能設身處地，代入普羅大眾的心靈、感受其對艱難的適應力、理解其求生的意志。
在這裡，水是隱秘、不穩、而又強大的元素，世世代代在此誕生與死亡；在這裡，他們成長、衰弱而變得蒼白、但又堅韌不拔，和變得無關痛癢；於這裡，在他們那自信、修長、優雅、明辨是非、和精明的眼簾下，他們與宰相的居所同住；在這裡，他們工作而發跡，或閒置而變得貧窮，所有人都保持謹慎，從不大笑，但傾向於冷笑；他們話不多，但喜歡低語八卦事。（Andrić，2018，頁10）。
從安德里奇的小說世界，我們不僅發現了他對歷史感興趣的程度，還能看到他本人在重複不斷的歷史處境下的感嘆。他最瑰麗的三部小說，寫於二戰前夕的貝爾格萊德。在他寫著歷史洪流的永劫回歸同時，見證了全球地緣政治舞台上新的架構轉變，被迫重新思考自己於歷史事件中的作用，使人們不禁感嘆，其生活與小說互相交織（甚至可說是纏夾不清）──其故事，好像不只是對生活的描述，還幫助人面對生存的境況。
在地緣政治的立場下，波斯尼亞人民的生活從不容易：甚至，一直延綿至最近1990年南斯拉夫的倒台。在如此不穩定的基礎上，當地人早已建立了一套處世之道：對於陌生的事物，他們要不就顯得驕傲，要不就猜疑，彷彿習慣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代價。
正如《波斯尼亞編年史》的前言所述：「波斯尼亞人的靈魂就像一片海洋，在不動的海岸之間流動不定。」（Andrić，1972，頁13）這種奇特的精神面貌，正是安德里奇想要把握著的。不僅過去成編入史冊，就連將來也彷彿能預先書寫。透過閱讀他的小說，幾代的波斯尼亞人也好像重新閱讀了自己，了解到自身於歷史的大舞台上，常淪為地緣政治的受害者。
但細看，他們卻非舞台上無足輕重的演員，他們只是平民百姓而已……
注釋
[1] 讀者可參考：www.ivoandric.org.rs/english/worksen/novels/171-bosnian-chronicle。
參考資料
Andrić, Ivo, Banquet speech,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61/andric/speech/ (visited on May 5th 2019)
──, Bosnian Chronicle, The Harvill Press, London, 1992 https://www.ivoandric.org.rs/english/worksen/novels/171-bosnian-chronicle#review (visited on may the 7th 2019)
──, Bosnian Chronicle, Apollo Library, 2018, 10
──, Istorija i legenda, Svjetlost, Sarajevo, 1981
──, Na Drini ćuprija, Prosveta 1978
──, The Bridge on the Drina, Dereta, Beograd, 2016: 25
──, Travnička hronika, Prosveta Beograd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