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莊嘉穎著，鄺健銘譯，《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台北：季風帶文化，2020）。
關於「國家形成」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為何我們還需閱讀這本書？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 我作出的回答是：香港，台灣，都還在歷史地圖上尋找自己未來的位置。本書可以提供啟發性的思考資源。莊嘉穎博士這本專論《建國與國際政治 ── 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結合了國際關係、比較政治以及歷史研究，提出一個質疑既有對國家形成的解釋：是外力（外國干預）導致了一個虛弱（弱勢）政體最終成為一個主權民族國家， 而不是過去一般認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抵抗殖民地的階級鬥爭、民族自決規範的力量，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個「反直觀」的命題充滿學術企圖心，當然也容易引發學術爭議。這正是本書精彩之處。
本書使用中國、印尼和泰國作為檢證的個案，中國是主要案例，印尼和泰國則是輔助案例。本書將此三個案例都放置在同一歷史時段中分析：1893-1952 年。關於案例選擇與歷史時間斷點的選擇，作者已經做了詳細的交代，我想進入本書的核心問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的主要觀點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一般認為的外國勢力干預一個弱勢國家，會造成該國的權力結構去中心或破碎化，因此導致無法建構現代型主權國家；但作者論證，外國勢力都必須考慮「進行干預的預期機會成本」，當所有外力都預期機會成本太高，而各個進行干預的國家又都處在某種「充分競爭」情勢下，就反而會促成該被干預之弱勢政體的國家形成，導致被干預國內部政治制度的成熟，包括權力集中化、對內之領土與人民的排他控制、對外自主性等等，此即主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國（清帝國末期到民國初期）、印尼（荷屬東印度）、泰國（暹羅）這三個「亞洲病夫」在帝國主義的長期夾擊下，不像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要到二戰後才紛紛進入解殖建國過程，卻竟然都在二戰結束不久後即完成「建國」，而且它們各自建國成功的力量不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外力干預的結果。這是本書最重要的謎題（puzzle）。外力影響弱國的政治發展早已眾所周知，但本書論證，外力的某種干預模式，不但不會造成國家結構四分五裂，反而以主權國家形成為結局，這是本書賦予自身最主要的挑戰，因為「外來干預如何決定國家建構的方向與時序」， 需要細緻的歷史資料的佐證。因此，本書以四章歷史材料來處理中國案例。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角度來看，本書有幾個特色。第一，國家形成之理論根源來自歐洲與美洲個案。此書嘗試在歐洲中心觀點之外，引入亞洲的視野。第二，本書採取了理性抉擇的理論， 「預期的機會成本」與「預期干預成本」，就是針對外力運作的一個核心解釋概念。第三，本書採取理性抉擇論，也使用制度論，我雖不認為本書採取「物質主義觀點」，但本書對意識形態、理念、集體主體認同等面向的解釋力，抱持着較為根本的懷疑態度。講得更直白，作者反對韋伯主義式的理念主義取向（ideational approach）。第四，最關鍵的，本書主要因果命題安置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同時結合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反向論」（second image reversed）。外力干預是「解釋變項」（即所謂EV），而國家形成的政治則是「依變項」（DV）。這個簡潔的解釋架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優異的理論訓練與文獻掌握，它最主要的論敵包括：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國內政治結盟或抗爭政治論等以「國內層次」為解釋項的理論， 或一般所稱的國家中心論。作者在清晰而謹慎的修辭中，富含理論企圖心。眼尖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史的傳統中，對比較政治所提出的論證上的挑戰，其實是一個經過創新、細緻化的「權力均衡」命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引伸的辯論命題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本書帶來的啟發，與可能引發的辯論。這裡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民族國家，或是帝國？ 根據本書的論證，這個疑惑不應存在，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腳跟的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就已經完成了現代的「建國」工作，而且是一個標準的主權民族國家。然而，當我們拉長歷史視野，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一個長週期的歷史重構過程。清帝國瓦解之後，中國經過一段期間的「半殖民狀態」與戰亂，在中共建國並「統一」中國之後，迄今仍在處理棘手的「周邊」關係，包括少數民族與那些「未統一的領土」。以往的帝國解體，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蘇聯帝國， 都伴隨着周邊民族的獨立，但清帝國解體後，中國又拼湊出一個類似清帝國版圖的國家，而遺留諸多該解決而未解決的歷史難題。今天，西藏與新疆正在承受激烈而暴力的「漢化」殖民；香港正經歷「二次回歸」，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抵抗者的打壓，相當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台灣本土民主派的鎮壓；而對台灣，則是從「和平統一」（實際上是無限期延後），演變為咄咄逼人的「武統」威脅。在北京眼裡，台灣是「祖國的神聖領土」；在台灣眼裡，台灣是「具有民族自決權而且實質獨立的國家」。中國統治精英在「經濟崛起」的鼓舞之下，燃起了打造「大中華帝國」的雄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學界提出的「天下秩序觀」、「新朝貢體制」都屬於同一類論述系譜。內陸政治核心硬要吞下眾多多元而異質的周邊。鳥瞰中國陸地核心對周邊的侵略性作為，中國正經歷着「國族帝國」的建造過程，這個過程對中共而言，充滿着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個過程如果操作不當，會不會反而導致中國國家的「權力集中化」受損？是一個有待檢證的謎題。迥異於本書對民族國家的定義，或許可以反過來論證：中國尚未完成現代性的建構，也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民族國家。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仍在爭鬥着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換言之，當代中國究竟走向創建現代民族國家，或朝向帝國重建，仍是未知數。第二，當代中國對國際體系具有多大的影響能力？首先，我同意作者在前言所述，本書對當前的台灣與香港在思考與中國關係時具有參考價值。中國以它逐漸鞏固的對外影響力，從國際體系入手箝制台港。本書的出發點在於解釋「弱勢政體」如何變成主權國家。從方法的角度，對中國這個個案的解釋，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結案。在此解釋架構中，中國是個「依變項」。然而，當中國重新「站起來」之後，它就變成了「自變項」。同樣被稱為「中國」的這個單元，它跨時性的行為模式， 會隨着國際局勢（系統層次變項）而變動，而產生很不一樣的互動關係。今天的中國政府行為， 和它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行為模式，就構成極大反差。國家行為和系統層次變項之間的互動，究竟因果關係為何？一直是重要的理論辯論。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提出他的經典論述之後，「系統層次」就在國際關係學界成為主流思維。確實，從系統層次出發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國家間互動，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書遵循此一傳統，但另闢蹊徑，提出一個非意識形態導向、非國家中心觀點，來解釋當代主權國家形成的政治過程。這是本書對比較政治文獻最大的貢獻。然而，關於系統層次和國家行為層次的因果關係，從深處看，是一個「雞蛋相生」的難題。其中最大的變異度在於國家規模與國家實力。當中國積弱不振時，它是被塑造的國家；當它茁壯時，以其經濟總量與政軍實力，在世界體系中的影響力，則不可同日而語。就如同美國自二戰以來的霸權地位，也是奠定在它的國力對體系的深度穿透及駕馭能力。弱小國家和超強大國，對於國際體制的影響力完全在不同層次。
《建國與國際政治》與中國崛起
今天，中國在全球投射硬實力、軟實力以至銳實力，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受到其威權擴散與威權輸出的壓力。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為，也嚴重挑戰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中國的行為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遷，正逐漸展露其滲透力（或潛力）。因此，採取較長的時間尺度， 同樣是中國，同一個主權國家，它的行為與國際影響力所帶來的實際效果，以及它所帶來的理論蘊涵，也就產生極大差異。中國的國力、國家能力、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都成為其進行國際干預的關鍵解釋變項。中國正在汗流浹背地讓自己成為世界舞台的自變項。最後，這部學術作品在實踐上對華文讀者有何意義？本書由新加坡人寫作，香港人翻譯，在台北出版，推薦序作者之一為台灣人，已說明其豐富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