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依變項與自變項的中國——《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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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依變項與自變項的中國——《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書序

摘自:莊嘉穎著,鄺健銘譯,《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台北:季風帶文化,2020)

  關於「國家形成」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為何我們還需閱讀這本書?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 我作出的回答是:香港,台灣,都還在歷史地圖上尋找自己未來的位置。本書可以提供啟發性的思考資源。莊嘉穎博士這本專論《建國與國際政治 ── 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結合了國際關係、比較政治以及歷史研究,提出一個質疑既有對國家形成的解釋:是外力(外國干預)導致了一個虛弱(弱勢)政體最終成為一個主權民族國家, 而不是過去一般認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抵抗殖民地的階級鬥爭、民族自決規範的力量,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個「反直觀」的命題充滿學術企圖心,當然也容易引發學術爭議。這正是本書精彩之處。

  本書使用中國、印尼和泰國作為檢證的個案,中國是主要案例,印尼和泰國則是輔助案例。本書將此三個案例都放置在同一歷史時段中分析:1893-1952 年。關於案例選擇與歷史時間斷點的選擇,作者已經做了詳細的交代,我想進入本書的核心問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的主要觀點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一般認為的外國勢力干預一個弱勢國家,會造成該國的權力結構去中心或破碎化,因此導致無法建構現代型主權國家;但作者論證,外國勢力都必須考慮「進行干預的預期機會成本」,當所有外力都預期機會成本太高,而各個進行干預的國家又都處在某種「充分競爭」情勢下,就反而會促成該被干預之弱勢政體的國家形成,導致被干預國內部政治制度的成熟,包括權力集中化、對內之領土與人民的排他控制、對外自主性等等,此即主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國(清帝國末期到民國初期)、印尼(荷屬東印度)、泰國(暹羅)這三個「亞洲病夫」在帝國主義的長期夾擊下,不像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要到二戰後才紛紛進入解殖建國過程,卻竟然都在二戰結束不久後即完成「建國」,而且它們各自建國成功的力量不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外力干預的結果。這是本書最重要的謎題(puzzle)。外力影響弱國的政治發展早已眾所周知,但本書論證,外力的某種干預模式,不但不會造成國家結構四分五裂,反而以主權國家形成為結局,這是本書賦予自身最主要的挑戰,因為「外來干預如何決定國家建構的方向與時序」, 需要細緻的歷史資料的佐證。因此,本書以四章歷史材料來處理中國案例。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角度來看,本書有幾個特色。第一,國家形成之理論根源來自歐洲與美洲個案。此書嘗試在歐洲中心觀點之外,引入亞洲的視野。第二,本書採取了理性抉擇的理論, 「預期的機會成本」與「預期干預成本」,就是針對外力運作的一個核心解釋概念。第三,本書採取理性抉擇論,也使用制度論,我雖不認為本書採取「物質主義觀點」,但本書對意識形態、理念、集體主體認同等面向的解釋力,抱持着較為根本的懷疑態度。講得更直白,作者反對韋伯主義式的理念主義取向(ideational approach)。第四,最關鍵的,本書主要因果命題安置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同時結合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反向論」(second image reversed)。外力干預是「解釋變項」(即所謂EV),而國家形成的政治則是「依變項」(DV)。這個簡潔的解釋架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優異的理論訓練與文獻掌握,它最主要的論敵包括: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國內政治結盟或抗爭政治論等以「國內層次」為解釋項的理論, 或一般所稱的國家中心論。作者在清晰而謹慎的修辭中,富含理論企圖心。眼尖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史的傳統中,對比較政治所提出的論證上的挑戰,其實是一個經過創新、細緻化的「權力均衡」命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引伸的辯論命題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本書帶來的啟發,與可能引發的辯論。這裡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民族國家,或是帝國? 根據本書的論證,這個疑惑不應存在,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腳跟的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就已經完成了現代的「建國」工作,而且是一個標準的主權民族國家。然而,當我們拉長歷史視野,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一個長週期的歷史重構過程。清帝國瓦解之後,中國經過一段期間的「半殖民狀態」與戰亂,在中共建國並「統一」中國之後,迄今仍在處理棘手的「周邊」關係,包括少數民族與那些「未統一的領土」。以往的帝國解體,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蘇聯帝國, 都伴隨着周邊民族的獨立,但清帝國解體後,中國又拼湊出一個類似清帝國版圖的國家,而遺留諸多該解決而未解決的歷史難題。今天,西藏與新疆正在承受激烈而暴力的「漢化」殖民;香港正經歷「二次回歸」,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抵抗者的打壓,相當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台灣本土民主派的鎮壓;而對台灣,則是從「和平統一」(實際上是無限期延後),演變為咄咄逼人的「武統」威脅。在北京眼裡,台灣是「祖國的神聖領土」;在台灣眼裡,台灣是「具有民族自決權而且實質獨立的國家」。中國統治精英在「經濟崛起」的鼓舞之下,燃起了打造「大中華帝國」的雄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學界提出的「天下秩序觀」、「新朝貢體制」都屬於同一類論述系譜。內陸政治核心硬要吞下眾多多元而異質的周邊。鳥瞰中國陸地核心對周邊的侵略性作為,中國正經歷着「國族帝國」的建造過程,這個過程對中共而言,充滿着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個過程如果操作不當,會不會反而導致中國國家的「權力集中化」受損?是一個有待檢證的謎題。迥異於本書對民族國家的定義,或許可以反過來論證:中國尚未完成現代性的建構,也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民族國家。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仍在爭鬥着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換言之,當代中國究竟走向創建現代民族國家,或朝向帝國重建,仍是未知數。第二,當代中國對國際體系具有多大的影響能力?首先,我同意作者在前言所述,本書對當前的台灣與香港在思考與中國關係時具有參考價值。中國以它逐漸鞏固的對外影響力,從國際體系入手箝制台港。本書的出發點在於解釋「弱勢政體」如何變成主權國家。從方法的角度,對中國這個個案的解釋,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結案。在此解釋架構中,中國是個「依變項」。然而,當中國重新「站起來」之後,它就變成了「自變項」。同樣被稱為「中國」的這個單元,它跨時性的行為模式, 會隨着國際局勢(系統層次變項)而變動,而產生很不一樣的互動關係。今天的中國政府行為, 和它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行為模式,就構成極大反差。國家行為和系統層次變項之間的互動,究竟因果關係為何?一直是重要的理論辯論。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提出他的經典論述之後,「系統層次」就在國際關係學界成為主流思維。確實,從系統層次出發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國家間互動,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書遵循此一傳統,但另闢蹊徑,提出一個非意識形態導向、非國家中心觀點,來解釋當代主權國家形成的政治過程。這是本書對比較政治文獻最大的貢獻。然而,關於系統層次和國家行為層次的因果關係,從深處看,是一個「雞蛋相生」的難題。其中最大的變異度在於國家規模與國家實力。當中國積弱不振時,它是被塑造的國家;當它茁壯時,以其經濟總量與政軍實力,在世界體系中的影響力,則不可同日而語。就如同美國自二戰以來的霸權地位,也是奠定在它的國力對體系的深度穿透及駕馭能力。弱小國家和超強大國,對於國際體制的影響力完全在不同層次。

 

《建國與國際政治》與中國崛起

  今天,中國在全球投射硬實力、軟實力以至銳實力,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受到其威權擴散與威權輸出的壓力。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為,也嚴重挑戰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中國的行為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遷,正逐漸展露其滲透力(或潛力)。因此,採取較長的時間尺度, 同樣是中國,同一個主權國家,它的行為與國際影響力所帶來的實際效果,以及它所帶來的理論蘊涵,也就產生極大差異。中國的國力、國家能力、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都成為其進行國際干預的關鍵解釋變項。中國正在汗流浹背地讓自己成為世界舞台的自變項。最後,這部學術作品在實踐上對華文讀者有何意義?本書由新加坡人寫作,香港人翻譯,在台北出版,推薦序作者之一為台灣人,已說明其豐富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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