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但整個政治結構還未受到摧毀。
破碎的就磚瓦將壓垮我們，而不是讓我們獲得自由。
在蘇聯解體的前一年，索忍尼辛的描繪固然不算是甚麼驚世預言，蘇共政權走到盡頭幾乎是可預見的事實，即使戈巴契夫銳意改革，也只是最後掙扎，只能為民眾帶來短暫而虛假的希望。蘇共政府的極權和腐敗讓人們看到了共產主義的虛幻，當人們長期處於受壓迫而貧困的狀態，終究對政權產生質疑，繼而覺醒和反抗。這個時候，沙卡洛夫和亞歷山大神父的死亡，對於民眾的覺醒和團結有着決定性的作用。
死亡與亂象
作為「國家的良心」、「完美的道德羅盤」，沙卡洛夫的死亡讓蘇聯失去了重要的精神領袖和民意代表，人們在哀悼這位聖徒般的道德領袖時，也同時建立起民族認同和情感，讓原本鬆散的民眾團結起來。九個月後，「宗教界的沙卡洛父」亞歷山大神父被謀殺一案，讓民眾產生恐懼，令人猜測是蘇聯政府為了滅聲而作出的舉動。這反映了蘇聯在改革的過程中，人們對於極權的陰霾揮之不去，而蘇聯軍方在謀殺案發生後，派空軍駐的附近的梁贊，引起了民眾無形的恐懼，大家也彷彿感受到蘇共統治內部的暗湧，強硬的守舊勢力想要奪回政權的狐狸尾巴，也稍微露了出來，為後來的「八月政變」埋下伏筆。
此外，「立陶宛事件」和「八月政變」中的流血事件更催化了蘇聯政權的死亡。前者是蘇聯對立陶宛的軍事鎮壓，不但激發了民眾的反抗，揭露了政府的專制與冷血，瓦解新聞工作者對戈巴契夫的信仰，讓真相攤在群眾面前，傳媒界的覺醒讓政府無法封鎖媒體，成了專制統治上的漏洞。後者的軍事政變，讓人們蘇共保守派的殘暴，激化了群眾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就算犧牲生命，也要抗爭到底。由此可見，「死亡」讓抗爭的群眾產生的「集體認同」，能推動民主的進程。
促成以上的民眾運動、軍事鎮壓和政變，源於戈巴契夫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改革，當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漸走向民主之路，而社會主義要轉型為資本主義，這一路的過程必定會遇上阻礙。群眾對於民主政體和自由經濟體系處於初步認識的階段，大家會對民主政府有過高的期望，事實上，國家的經濟問題無法輕易解決，貧困而物質匱乏的情況讓民眾的怨氣無法平息，而民選的地方官員因為大量無法解決的民生問題而感到無力。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導致斂財的暴發戶出現，社會更產生「病態症候群」，各種地下經濟出現，勒索、走私、謀殺及縱火等罪案也隨之增加，「這個國家正在轉型，在這一段瘋狂時期裡，沒有任何規則或穩定性，這是一個開放的季節。」不但犯罪增加，警察、KGB（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或特務也參與黑市經濟，可見在司法體制還沒完全確立，普遍國民道德水平偏低的情況下，資本主義讓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貧富懸殊的差距的問題日益嚴重。最後，混亂的社會狀態令試行資本主義的「十月地區」出現強烈的反猶情緒，當地官員因未能解決貧困問題，在人民的怨聲下宣告市場經濟的失敗。
內部分裂與神話破滅
整個國家轉型的最大阻力，是新舊政治力量的對立，如列寧格勒的市長索布恰克所言，「蘇聯正在經歷從極權統治轉型至民主政體的過程，因此，這裡兩股勢力現在壁壘分明。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產生新的獨裁政治、軍事政變或武力侵犯。」果然，在不久的將來，保守勢力聯合發動「八月政變」，成了一場政治鬧劇，不但無法回復過去的極權統治，更嚴重暴露了共產黨權力階級的無能，保守派為了保住權力而策動軍事政變，毫無規劃和政治遠見，失敗乃必然的結果。從這件事可見共產黨核心的內部嚴重分裂，而戈巴契夫因為新舊勢力的拉扯，對於國家改革的具體方針搖擺不定，導致眾叛親離，當他辭去雅科夫列夫後，「開放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推手謝瓦納茲決意離去，也預示了改革的失敗。
「無論是歷史還是戰略的角度來說，民主化都已經是一種無法回頭的發展。」蘇聯官方歷史學者沃爾科戈諾夫將軍在國家解體前分析道。這或許不是獨到的見解，但他能在蘇共體制內，冷靜地審視時勢，並勇於面對改革，重寫共產黨歷史，抱着追求真相的態度，瓦解蘇聯共產黨的歷史神話，是多麼難得的事。可是，蘇共從沒停止過意識形態的控制、宣傳與神話捏造，沃爾科戈諾夫撰寫的史達林的歷史被蘇共軍方猛烈抨擊，KGB監控還是無所不在。在改革下，KGB運用公關技倆，換了個「友善」的形象，用以掩飾他們對群眾的控制，他們所伸張出來的權力，有如籠罩在人們頭上的揮之不去的陰影，終日活自我審查的恐懼中。在「立陶宛事件」中，蘇共政府企圖透過媒體控制輿論，甚至低俗娛樂節目《六百秒》中的右翼戰士，把運動中的立陶宛人塑造為「暴徒」，以強化軍方使用暴力的合理性。低俗文化有如糖衣毒藥，無聲無息地把意識形態和虛假消息灌輸予民眾，讓民眾相信被捏造謊言，但「開放政策」造就的新聞自由，發展出不同光譜的新聞媒體，讓事情的真相得以公開。
歷史正不斷往前走，隨着年月流逝，加上「開放政策」的推行，群眾逐漸覺醒，歷史將不斷重寫，新聞自由日益開放，西方文明和大眾文化會影響蘇聯的年輕人，讓他們對蘇聯體制感到疏離，甚至認為體制有脫離現實的荒謬感。而蘇聯仍舊教育青少年要「愛國」、「愛黨」，無視他們對物質和流行文化的需求。這無疑令共產黨站不住腳，共產神話在新生代的無視下，逐漸變得荒謬而虛無，甚至欠缺意義。
當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神話不再動聽，共產政體終有一天會崩解。
壓垮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蘇聯的歷史中，「八月政變」無疑是壓垮蘇聯共產黨的最後一根稻草。事件中折射出蘇聯統治核心人物的種種不堪，戈巴契夫作為領袖的後知後覺，亞納耶夫作為傀儡領袖的靡爛而無能，以克留奇科夫為首的政變策劃集團自私而沒有遠見，處事輕率而缺乏全盤計劃，讓這一場鬧劇般的政變徹底失敗，也襯托出葉爾辛作為爾國家領袖的政治能力。
在此，作者再一次運用其擅長的尖銳筆觸，紀錄片般地把這個歷史事件呈現於讀者眼前。當讀者隨着作者的鏡頭回溯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不難發現多組二元對立的關係：市長與軍方、群眾與坦克、政變人士與民意代表編輯與印刷者等，不同陣營立場的人在相同或相異的時空裡，產生衝突與對照，突顯出政變者的無能與抗爭者的勇敢，也讓這短短三天的政變得刺激，並帶有難以言喻的可笑性和荒謬性。
「八月政變」宣告了民眾的勝利。政變者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對形勢的錯判，這些守舊勢力還沉溺於極權統治的美夢中，妄想還能靠着一貫「蘇共神話」的修辭能獲得民眾的支持，然而，「神蹟」早已慢慢消逝，媒體和地下出版讓蘇聯人民見識到蘇聯統治者的貪婪和軟弱──「神話」一旦失去了它的力量，蘇共解體是早晚的事。
透過事件的敘述，作者一再強調歷史真相的平反與蘇聯解體的關係，如書中引用的俄羅斯諺語：「斧頭砍不下書上的文字。」多年以來，經過無數具有道德和良知的文學家、歷史學者、記者等人長久以來的抗爭，這場意識形態戰鬥中，真相終究戰勝了謊言。當歷史真相戳破蘇共神話，攤在人們眼前的是沾滿鮮血的蘇共的斧頭，該如何安放？人們在信仰破滅以後，有能否安身立命？
神話破滅以後，能否獲得自由？
戈巴契夫曾說過：「歷史的轉捩點並非總是令人愉悅，除非你已經歷過諸多試煉。」作為國家領袖，他是推動蘇共民主化且促使蘇聯解體的關鍵人物，帶領整個蘇維埃民族走到歷史的轉捩點，是功是過，或許還需要時間驗證，但俄羅斯政府卻選擇在蘇聯解體後，立刻去審判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在極權政體變革為民主政體的過程中，確立法律的地位非常重要，政黨不應該凌駕於法律之上。「蘇聯共產黨」不再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失勢蘇共領導階層還是努力地維繫「共產神話」──銷毀暗黑的歷史檔案，並在審判自辯，為所有殘酷的抉擇賦予正當性，可是，這些自辯只讓他們顯得愚昧，如同一個個沉迷於虛幻世界的瘋子，活在自我催眠的世界中。
諷刺的是，這場審判沒有得到民眾的關注，年輕一輩的俄羅斯人都着眼於「後共產主義」帶來的社會狀況，嘗試在資本主義的自由下尋找累積財富的機會，並沉迷於各種外來的物質和文化，忽略了社會浮現的經濟問題，事實上，國家的法律和經濟還沒確立，黑市當道，通貨膨脹，外國文化和經濟上的入侵對俄羅斯帶來很大衝擊。在體制上，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並不是輕易能撼動，它們對國民的影響是長久的，如沃爾科戈諾夫所言：
極權政體通常會將人民完全『吸納』進去。當我體認到這件是時，才瞭解幾乎沒有人可以逃脫這座政體。許多跟我同世代的人都被囚禁在這裡，就算再活十年、二十年，結果也事一樣。當然，現在二、三十歲的蘇聯人都算是自由的人民了，他們可以輕易地獲得自由，而不受這座政體的影響。
這位歷史學家深切體會到極權統治如何控制民眾的意識形態，讓人們安於活在共產體制的秩序中，變得冷漠而消極，「最可怕的事情是這種心態難以消除，就好比脫掉了舊雨衣，卻又穿上新的一樣，一切都沒有改變。」一旦社會秩序打破，讓他們感到沮喪與焦慮，因為共產主義的崩塌，讓他們無法獲得國族的認同感，只能活在失落和虛空中。
極權的回歸
這個時候，國家的發展很容易走向回頭路，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指出國家發展的危機，「們根本無法確定俄羅斯會和西方國家一樣，走上民主發展的道路。權力分立與威權之間的拉扯力量仍然非常危險。」法西斯主義者日里諾夫斯基能在「十月事件」後的大選，獲得接近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在《傳訊報》的民調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莫斯科人願意接受短暫的「緊急狀態」，希望國際家領袖在必要的時候實行獨裁統治，可見在不穩定的社會中，人們對過去湧起了復古情懷，寧願活在威權的秩序下──極權統治從沒有遠離，恐怕只有一步之差。
過去總是陰魂不散，而未來確有渺茫而不可見，在新舊交替的混亂中，民主和自由的美好願景還是很遙遠，就如法官柔爾金所言：
我們總是從偶像漂流到斧頭。每一個掌權者，都想把自己變成偶像，但最後都被別人用斧頭擊到。當然，這只是一個比喻。每一個統治者都想行使國家權力，但卻沒有人想要打造一座法治國家。現在就說俄羅斯已經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還為時尚早。在法治這條路上，我們不過才踏出幾步而已。
共產政體倒下之際，一切也高興得太早。新政制還沒順利過渡，舊政制的行政人員坐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政府行政中心只是換了名字，抗爭者沒有能力成為統治階層，民主體制尚未完善，經濟陷入無政府狀態，黑幫和貪汙的問題嚴重，罪案頻生，年輕人重視物質享受而忽視熱道德人文價值……如亞歷阿塞維奇在《二手時代》所言，前蘇聯人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自由」：
我們覺得自由是非常簡單的；但一段時間後，我們親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為沒有人教給我們什麼是自由，我們只被教育過怎麼為自由而犧牲。
「烏托邦理想」終究不能實現，1990年代的前蘇聯國家在解體後，注定要經歷過陣痛，但陣痛過後是否迎向蛻變？二十年後的政治環境，在全球化趨勢和通訊發達的情況下，讓俄羅斯的政治環境變得更複雜，新的政治格局帶着某種似曾相似的感覺，人們還是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努力掙扎。
極權統治的歷史作為觀照當下的鏡子，讓我們警惕，避免重蹈覆轍，但人類歷史能否擺脫宿命般地循環，一切似乎言之過早。在頹垣敗瓦中，或許，透過歷史的碎片，會重建出新的理想國度──在這以前，國家民族還是要經歷漫長歲月的磨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