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編年史，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座體制如何走向末日。我曾旅居莫斯科，親身生活在那末日之中，並踏遍這座沒落帝國的所有土地。我相信，儘管前方困難重重，但他們絕對不會走回頭路。我們不能忽視俄羅斯的發展。如果我們不願伸出援手，這將會嚴重危害俄羅斯、前蘇聯及全球安全。
──《列寧的墳墓：序》
在1988年1月，美國記者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以《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見證到蘇聯解體的歷史時刻，透過採訪和紀錄，寫成《列寧的墳墓》，記載共產體制崩解的前因後果。從序言中，作者已點出了共產主義這種「最殘忍」的體制終究有崩塌的一天，而崩解後的前蘇聯國家，在尋求自由理想的道路上，還有漫漫長路。作者深知共產體制的可惡，心底湧出了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正義感，為了讓世人警惕，為了和平的未來，書寫這段歷史也有了使命感。
誰能賦予「記憶」正當性？
《列寧的墳墓》作為一部「編年史」，第一部「以記憶之名」（By Right of Memory）以「重返歷史記憶」為主軸，敘述了共產政權統治下，「歷史」與「記憶」之間的鬥爭。相對於官方書寫的「大歷史」，個人的「記憶」是帶有主觀性的自身經歷，而這些「個人記憶」與「官方歷史」之間出現衝突時，「記憶」會缺乏了正當性，不會記載於歷史中，久而久之，就會在時間的洪流中消失不見。「以記憶之名」（By Right of Memory）中的「Right」指的不只是擁有記憶的「權利」，也帶有「正確」的意思，肯定了歷史真相的重要性。就如米蘭．昆德拉所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極權政府鞏固政權，以控制歷史作為統治手段，為了「政治正確」而試圖抹去某些歷史真相。
第一部的首章以蘇聯軍官追查和挖掘「卡廷大屠殺」一段歷史為序幕，在這一部的最後一章，也巧妙地以另一個被掩蓋的歷史作為句號：
他們希望未來有一天，人們可以發現這些瓶子，讀這些信並記得這裡發生的一切。他們想要把這些摯愛的名字送到未來。
在1932年到1937年，史達林為了建造「莫斯科—窩瓦運河」，造成大約五十萬囚犯死亡──政府把農夫們當作「富農」，肆意逮捕和勞役。縱觀第一部的歷史敘述，作者揭露出蘇聯歷史上大量的「空白」──關於國民或異見者被監控、逮捕、殘殺，被送去集中營勞役或凌虐等等的過去，都不會在官方的歷史書和教科書出現，為了創造共產黨的「神話」，建立「蘇維埃」的國族認同，官方透過歷史和教育，打造出「蘇維埃人」的民族，把共產政體塑造成「正義而強大」的體制，蘇聯社會是「正義而繁榮」的社會，讓人們陷入「共產主義能創造出理想的烏托邦」的意識形態中，從而產生認同。而「蘇維埃」民族的建立消滅了種族之間的獨特性，也消弭了每個人作為個體的獨立性，在體制下，集體利益大於個體利益，每一個國民都必須為了美好的未來必須為社會付出，甚至犧牲。在這個共產黨的神話中，政黨領袖如列寧和史達林是神一般的偉大存在，不容質疑和推翻，故此，他們在官方歷史上不容有任何污點，好讓國民對領袖和國族產生強烈的認同情感，有助於維持整個蘇聯國家的秩序。
可是，「蘇共神話」再美好，也只不過是謊言，一旦戳破了，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也隨之爆破，而他們曾經相信的所謂「歷史」和「真理」，在真相揭露的一剎那間，變得荒謬無比，而他們對於國家政府的信任也動搖，懷疑的思想一旦萌生，就會種下反抗的苗頭。蘇聯政府固然知道這些黑暗歷史不能揭開，故此，多年以來，當權者一直掩蓋事實，打壓異見者和追求真相的人，但謊言終究會被戳破的一天，當殘酷的真相一一浮出地表後，蘇聯政體也隨之瓦解。
《列寧的墳墓》的第一部帶出了歷史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在這一部的歷史論述中 ，不難發現蘇聯政府和異見者之間，產生「掩蓋歷史」和「追求真相」之間的矛盾，作者透過多個異見者反抗和追查真相的故事，揭露出蘇共政府的專制與頹敗。在閱讀的過程中，不難發現故事中的異見者或抗爭者都經歷一個覺醒的過程，這或許是一個被壓迫的過程，也或許是偶然的發現或覺悟，讓他們對於共產體制的理想幻滅，見識到極權政體的可怕，讓他們察覺到反抗的急迫，有了抗爭與追求真相的勇氣。同時，極權統治者如列寧、史達林、葉爾辛等共產黨領袖不是被描述成是冷血殘酷的獨裁者，就是被塑造成是誘惑人心的政客，在統治之下的極權極器是冷酷無情的，順從者不是盲目愚蠢，就是膽怯的，與正義而有良知抗爭者形成對比。
「歷史」與「記憶」的鬥爭
作者的歷史書寫固然是帶着求真的態度，這種歷史的敘述猶如紀錄片的鏡頭，帶領讀者進入莫斯科街頭、「十月廣場」、森林墓地等場景，進入蘇聯的歷史。這些歷史故事，除了是受訪人物的記憶，也是他個人在追查歷史真相的「個人記憶」。筆者強調這是作者的「個人記憶」，因為在歷史敘述，處處都留下作者作為「訪問者」和「歷史觀察者」的身影，在敘述常出現作者主觀性的比喻，包括把蘇聯形容為「老邁暴君」、「《綠野仙蹤》的奧茲國」，又把戈巴契夫的演講所用的語言形容為《一九八四》中的「新語」，這些比喻讓蘇聯政府極權的形像凸顯出來。又如，形容蘇聯的學童教科書時，提到「『伊里奇爺爺』列寧也取代了美國孩童所熟知『迪克與珍』」，書中大量引用美國電影、書籍或文化元素，暗示了它的預設讀者是美國人，而作者以美國記者的眼光看待蘇聯解體的歷史，從選材上的敘事策略，或者是字裡行間，隱隱透露出另一種意識形態，以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角度去旁觀極權政體的衰敗。
「對讀者來說，最困難的事就是跟政論文章打交道。」作者以此帶出蘇聯領袖如何利用語言誘惑和控制民眾。作者清楚語言和新聞如何煽動和影響讀者，在語言的敘述和修辭運用上，會不會有討好讀者或其他的動機呢？
在此，筆者要引用亞歷塞維奇在《二手時代》對「蘇維埃人」和蘇聯歷史的看法與本書作對照：
我們這一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獨特的關係。在我記錄的故事中，這些語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是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削十年通信權、放逐。
──《二手時代》參與者筆記
作為俄羅斯人，亞歷塞維奇從人道的角度去看待自身民族的歷史，沒有刻意褒貶，有的是對種族以及個體生命的關注。《二手時代》裡人物，不再是神化或妖魔化的領袖或是英雄式的抗爭者，而是一個個平民百姓的故事，讓讀者聽到人們的真實聲音，感受到歷史中更多更真實的細節與質感。無論從何角度去觀看歷史和書寫歷史，歷史終究和人有關，或殘酷，或溫暖，至少史會讓我們觀照、反省，作為警剔，或成為美好未來的鋪墊。
信念崩壞，民眾覺醒
《列寧的墳墓》第二部記述的是蘇聯政體即將解體前種種頹敗的景象。貫徹作者大衛．雷姆尼克細緻而鋒利筆法，筆下的蘇聯政一片衰頹而崩壞：街頭巷尾的乞丐、蟑螂亂竄的旅館、貪婪無比的老黨員、長期荒廢的農地、疏於管理的礦坑、死傷無數的核電廠意外……即使當權者和順從者一面努力以新媒體、政治監控等手段控制民眾的意識形態，以維持社會主義的秩序，一面銳意在政治和經濟上作出改革，希望能挽回共產黨的頹勢，但共產主義理想的幻象終究會打破，民眾會看到幻象之下的真實、殘酷而可怕的現實：
這種國家體制根本就是一場騙局，連它提出的預算也是一樣！當然，那些宣稱經濟大好的報告，根本就是謊言連篇，……
共產主義體制本來的理想，是希望財富分配予國家的所有人，實際上，所謂的「公民社會」只是假象，權力與財富分配有着密切關係，「當代共產主義的本質，就是形成以財產擁有者與剝削者為首的新階級」，這些特權階級為了鞏固自身地位，維持共產制度的秩序，總是一再重複謊言：
我們不需要私有財產。這個國家不需要。那只會帶來剝削。沒有人想要剝削。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裡有很多窮人。這裡沒有窮人，我們提供免費的住屋、天然氣、教育還有醫療。此外，我們不需要多黨制度。因為那只會帶來混亂。我們需要共產黨，也必須奉行共產黨的準則。這就是邁向富庶的方法。
事實上，只有他和一小撮的特權階級富庶，他們會運用特權，與黑幫勾結、接受賄賂、壟斷市場，並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掌握更多的經濟權力以囤積財產。故此，蘇共政權下永遠無法實踐「共產」的夢想，社會主義也會造成剝削，貪污和造假是蘇聯共產政權底下根深蒂固的問題，表面上營造人民安居樂業的假象，特權階級卻中飽私囊，而人民為了生活，必須賄賂在上者，這又壯大了蘇聯共產黨的力量──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權力關係無法翻轉。
社會主義導致經濟崩壞，普遍國民都處於被剝削的狀態，大部分的人都處於貧困或物質貧乏的狀態，就算努力勞動也得不到生活上的保障，或是陷入長期失業的狀態，老無所依，嬰兒夭折率奇高，可見經濟問題讓蘇聯社會瀰漫着死亡的氣息。縱然如此，官方卻還是對外宣布「乞討不常見」、嬰兒死只是「暫時」的現象、監獄「沒有關過政治犯」，「撒謊」和「相信謊言」成了蘇聯社會的常態，人們幾乎陷入了麻木與瘋狂的狀態，甚至迷信神秘主義所謂的「神蹟」──在推崇「無神論」的共產統治下，人們彷彿被灌了迷藥般，沉迷於「神蹟治療」的電視節目，可見在社會崩壞的情況下，群眾的困惑和絕望，讓他們變得更盲目和非理智，某程度上也容易被煽動──誘惑人心的騙子和政治人物，也只是一線之差。
當整個國家的人們生活得苦不堪言，反抗的聲音終究會冒出來，各個地方公會陸續罷工，而蘇聯衛星國，如波羅的海和立陶宛相繼爭取獨立，令蘇聯的統治逐步被瓦解。這時候，蘇共政權要解體注定是必然的結局。但官方的謊言依舊說下去，當時的領袖戈巴契夫還妄想以電視傳播來控制人們的意識形態，但最可怕的是，為了維持表象，官方竟然否認核輻射對人類造成巨大威脅，就算工程師發現核輻射高出了好幾百萬倍，官方說只是「檢測儀壞了」，拒絕進行大規模的撤離行動──蘇聯共產黨為了穩定政權，做出了泯滅人性的決定，最終，把腐壞的局面赤裸裸地暴露於人前，衰亡將一觸即發：
這座核子反應已經毀滅殆盡。在我們社會中被長期隱藏的濃瘡，也因此炸開了，裡面全都是志得滿意與自我吹噓，腐敗與護短，狹隘的心智還有徇私的特權。現在，這個老舊時代的屍體早已腐敗──充滿謊言與腐敗精神的時代──讓空氣中瀰漫着核子輻射的惡臭。
政權腐壞是根源性的問題，無論戈巴契夫花了多大力量維持政權，蘇聯共產黨的神話終究要幻滅，而他一手策劃的「改革」只是垂死掙扎。耐人尋味的是，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在某程度上，成了民智開放的缺口，讓國民得到民主的啟蒙，對自由有熱烈的期盼，而「開放政策」與蘇聯一直的歷史敘述有着意識形態上的衝突，讓蘇共政權內部產生分裂。
知識分子的雙面性
在此，不得不留意的是知識份子們的雙面性。其中，戈巴契夫和卡平斯基作為代表，展現出蘇共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內在複雜性。作為共產領袖，戈巴契夫「平衡着真理與共產黨的信念」，努力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卻在實踐的過程中掩蓋更多事實，統治手法漸趨向極權。而卡平斯基作為政權的附庸者，深明極權政府的可怕，在威權下紛紛妥協，甚至為了進入權力核心，附和在上者，這過程中，他們的內心會產生道德上的矛盾和掙扎，「擺盪於抵抗與投誠」。一直以來，卡平斯基「沒有承擔任何風險」，投誠於蘇共政權，但隨着政權風向的改變，卡平斯基也逐漸從「半異議」狀態變為異議分子，透過《莫斯科新聞》傳遞想法，以表現「知識分子的良知」。
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推動社會改革上極其重要，《新世界》主編扎雷金把握「開放政策」的機會，出版作家索忍尼辛的作品，以彌補過去對極權統治妥協的錯誤。索忍尼辛的作品揭露出蘇聯政體長久以來的弊端，把列寧從神壇上拉下來，蘇聯共產主義畫上句號。
歷史走到這一步，良知戰勝了極權政府。索忍尼辛和沙卡洛夫作為精神領袖，作為諾貝爾得獎者，他們既能引起國際關注，又能在國內成為道德典範，是推動民主的重要角色。戈巴契夫處置沙卡洛夫方法，也可窺探出戈巴契夫作為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內在複雜，他一方面讓沙卡洛夫回莫斯科，讓沙卡洛夫重獲自由，另一方面對政治犯和維權分子有所忌諱，但無論如何，缺口一旦打開，民主和自由的呼聲隨之而來，而沙卡洛夫的聲音，在此刻多麼響亮：
但是，我們絕不能妄自菲薄，必須更為努力，追求那些神聖的目標。這個世界上曾經如此荒蕪，卻能孕育出如此繁榮的物種。人類就是誕生於這個階段。我們必須履行理性的要求，並創造更好的生活，為了自己，也為了理想。縱使這些理想非常模糊，且難以一探究竟，但確實長存我們心中。
在生靈塗炭的一片頹敗，人道和自由是多麼的重要。或許沙卡洛夫的言辭不是最動人的，卻是最鼓舞人心的，尤其在這個時候，在廢墟中，讓人們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