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於《SAMPLE》第十一期「親愛的乘客，我們離開吧」
十九世紀世界工業化，鐵路的誕生是現代化的重大標誌。當時世界從靠自然力量運作轉變成靠機械推動。其中的轉變不單是交通運輸型態的蛻變，而是一整套行為體系的轉變，從旅行與交流到思想與感覺。德國文化及歷史學者Wolfgang Schivelbusch於著作 《鐵道之旅：十九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19th Century）中，從旅行的感知層面切入，以人文角度分析工業化引起的旅行意識的轉型。
去自然化
從一開始，人類對於鐵路這種取代自然的、「自身擁有內在力量源的、噴着火焰的機器」就有着無可避免的恐懼。當時的人用「機械馬」來形用鐵路，無非是試圖用馴化的意象去掩蓋恐懼。機械理論家弗朗茨．勒洛（Franz Reuleaux） 指機械是殘忍的轉化器，因它們將自然力量無盡的自由，轉化成普通的外在力量不可撼動的秩序與規則。機器的誕生，是要讓自然服從於它的規則，是人們試圖按照自己的圖景塑造世界。
前工業化的交通是對自然的模擬。船隨風而飄，順水而流；地面的運輸則依據地形、負責拖拉的動物的體力而行。當時利用的都是種種「移動中的軀體」，人們可以改變它們移動的方向，但移動量卻沒有變化。而這種以自然為本的交通模式，也與旅行的體驗有着緊密的關係。那個時代，要對距離有直接的感受，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觀察拉車動物的精力。
後來，蒸汽機的出現，首先瓦解了這種貼近自然的運輸模式。蒸汽動力能逼使船隻乘風破浪，沿直線前進。這種力量戰勝自然，相較於以往要在動物體力限制以內前進，這種新的、無盡的能量，創造了舊有模式無法想像的空間。一種新型態的誕生，自然讓人對進步的可能無比興奮，充滿無限想像。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也曾說，馬車系統危險，車夫粗魯，對動物殘忍、路面崎嶇等狀況都讓人討厭，而鐵路的出現就完美地解決了這些問題。均勻、規律、堅固，跟自然的、無法控制的因素相較，鐵路這種可靠的特質彷彿戴上了光環。
但若然現在是以旅行的角度看鐵路這回事，這些循規蹈矩、可完全掌控的因素便顯得不那麼耀眼了。與動物、自然的直接接觸是生機勃勃的，一切的速度都能被看見，聽見，感覺得到。而機器這種一成不變的產物，就難以讓人感受路途。
這不僅僅是浪漫主義對新技術的抨擊，也顯露了旅行模式轉變而引致的，旅人們迷失方向的感覺。雖則讓鐵路取代馬車能讓馬兒減少勞動，但與動物切割以後，無論是能量的支出，抑或是空間的距離，都無法再透過感官對體能消耗的感受得以體現。由於兩種旅行方式相距甚遠，甚至有人指「還沒來得及反應，旅行已經結束了……他們往往還想看一下，以便理解到底是用甚麼方式達到了這樣的效果」。這種以感知來對比新舊兩種旅行方式的視覺，被作者形容為懷舊的情緒──總是認為更老的技術更有靈魂。
也有另一說法，不帶懷舊情緒來批評，改而批判鐵路沒有體育道德：蒸汽是沒有情感的能量，而馬匹則是美麗而聰慧的動物，能夠積極回應善意及迴避粗暴。馬兒按騎馬者的意願作回應時，騎馬者會感到高興，而當馬兒不願回應，騎者使用權力逼使馬兒服從，也能令他感到驕傲。騎馬時，神經緊繃，感覺變得敏捷，身體機能都被喚醒。鐵路去掉自然時，就等同去掉感官。由始至終，感官是自然的賜予，兩者本來就密不可分。如果說感知是旅行最重要一環，那鐵路在使旅行變得更伸手可及之時，也在褫奪它最讓人興奮的特質。
鐵路與自然的分隔，也能在它的「完美」中體現。根據牛頓的說法，完美的道路必須「光滑、水平、堅硬、筆直」，而鐵路線就是近乎理想道路的一種選項。回望動物拉車時期，柔軟而崎嶇的道路才是合適的，因為動物的蹄子需要摩擦力。在舊的道路上，旅人能夠感知地形的不規則，但當凹凸不平的路被直線性的鐵路取代，旅人與景觀、道路的聯繫便消失了。歌德在1979年到瑞士旅行時，在日記裡記錄了沿途景觀，當中提及「大路的路面用石灰石鋪過」、「樹叢一直蔓延在路邊」、「在去朗根的大路路面上，都是玄武岩；在這片高原上，路面一定經常破裂。沙質、肥沃平坦的土地；許許多多農業，但很貧瘠」。這些並不是詩化的文字，而是地形構造、公路路面的物質全都在他的旅行感知之內。這種感知對於突顯過程和價值非常重要，也驅使了旅行小說這體裁的盛行。鐵路與它所穿越的景觀成了兩個分別的世界。人的感知，無論是景觀，還是對距離的感受，都被鐵路過濾了。
消滅空間與靈暈的消失
鐵路的偉大之處在於打開了一些新的空間，那些以往單靠人力或動物力無法到達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這個開創空間的過程又同時是在破壞空間──點與點之間的空間。前鐵路時期的始生代交通是緩慢的，路過的地方都可以被慢慢欣賞。但鐵路出現後，人對旅行的想像，就變成了出發點、中間站，以及終點站。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往往很遠，而鐵路能夠做的，就只是將之快速略過。逐漸，因為鐵路，人對與地方的想像就侷限於一個個孤立的點。
以往，那些點與點之間的空間就是營造地方認同感的要素。例如偏遠的鄉郊城市和首都，在鐵路以前是兩個「分離的世界」，互不相干。小村莊的人的地方認同感，就來自於他們與其他煩囂的城市的距離。而當人們能搭鐵路到達他們想去的地方時，不論兩個地方相距何其遙遠，都能因鐵路而顯得接近，容易抵達。馬拉美寫過，那些冬天搬到南方去的巴黎人，看見的只有藍天和大海，他們是「平靜而又自私的人，對於旅途中看不見的景觀，他們漠不關心。他們的願望，只是要離開巴黎，去那些天空清澈的地方」。維多利亞時代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形容這些人為「人包裹」（human parcels），而非旅行者。
至於貨物，鐵路對其影響也不亞於旅人的。在以前，所有生產與消費都是區域性的，貨物也是地方身分的重要象徵。在產地裡，人們對產物的認知是勞動過程的結果，或者當地自然生產的結果，而當這些產物經過發達的鐵路去到市場，他們就失去了傳統的「空間—時間」存在，失去了「靈暈」（aura）。華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提到靈暈之美的失落：自然物體的靈暈，是一種距離的獨特現象；藝術品的靈暈，是它「在碰巧所在的那個地方的獨特存在」。這種僅此一次的發生（happening-but-once-ness)，是事物的本真，而這種本真正被複製摧毀。作者將班雅明的觀點應用到那些因鐵路而可及的偏遠地區，指出雖然這些地方向遊客開放，他們的物理存在未受影響，但因人們輕易就能到達這些地方，就奪去了它們身為偏遠之地所擁有的獨特價值。
全景式旅行：「英格蘭之美，如夢一般，一閃而過」
鐵路旅行令沿途景觀一閃而過，只剩下大概的輪廓。以上所述的種種都在描寫傳統旅行的意識面臨的危機雖然剝奪了對每一件事物慢慢品味的機會，但鐵路旅行這種快速掠過路途的模式也使另一種感知開始發展。鐵路在景觀中行進，就如為景觀編排了舞蹈一般。鐵路使空間收縮，過程中，那些本來屬於不同空間的事物和風景，就被鐵路以連貫的方式展現出來。在幾個小時之內，鐵道將整個國家無盡的全景都呈現出來，是一幅巨大而連續的，又處處充滿驚喜的畫面。不問細節，卻得到生動的全體。（書中也提到同時期興起的攝影技術，由於在當時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式，讓攝影者們對照片此物異常興奮。而這種新的型態也自然地引起思考：為甚麼這種現實的仿製品，比現實本身更令人興奮？其中一個解答是因為那些微小的、沒被注意到的細節，會不斷被強調。隨着攝影的誕生，被工業化時代所終結的感官世界中的密集體驗就經歷了復興。）
事實是，前工業時期的「美學自由」被發現是一種浪漫化的過程──因為當時的生產與運輸方式受到機械的威脅。如果沒有威脅，沒有比較，沒有人會以美學的方式看待他們旅行的方式。當時的旅行雜誌、有關工藝的社會史都在批評他們是日常的、低效的。所有「有機」的旅行方式或是手作製品都是在工業化產生的單調性而顯得獨特，才變成有價值的美學性質。當旅行因鐵路而變得愈來愈輕易，也許會讓人發現，對某些地方或產物的浪漫想像，不外乎是因為它們離我們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