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托邦與消失咒》是潘國靈用力最久最深的一本著作。前作《傷城記》、《失落園》、《親密距離》、《靜人活物》等可說是這本小說的胚胎雛型。所以《寫》連結整合了作者自身的小說世界，在其寫作路上具里程碑意義。
潘國靈左手寫評論，右手寫小說。論述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就留在文學裡解決。或許因為追求哲理深度，讀他的小說就如進入沉思麻醉的狀態，有種極待深陷的沉溺。這次讀《寫》，更常恍然覺看見一個寫作者的身影閃現其中。
故事以一趟旅程為軸，講述作家遊幽因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消失，通過愛人悠悠的尋找路線，向外整合大量文化理論及文藝作品，以想像力構築出一個逼視寫作，甚至存在本質的異托邦（heterotopia）。從書名和故事看來，一部關於「寫作」的小說預言作者的「消失」，可見其核心始終扣合在「文學的存在」或「人的存在」這問題之上。
Paradise/Paradox?寫是「消失」：「我在寫作的療養院中度過了若許年。」
追尋潘國靈的創作歷程，抽絲剝繭後可以發現「寫」與「消失」是他創作上的呼應。當很多人已不再追問寫作意義的時候，他似乎在努力證明寫作是出走，是放逐，甚至是消失。他曾說：
如果你是藝術家，應該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創作世界，隨著文字累積下來，你便逐漸砌出自己的城堡。[1]
在小說封底，我們首先讀到這一句故事梗概：
小說穿梭於雙重世界間，沙城與寫托邦，此處與他方。
Paradox（悖論）無疑是潘國靈的寫作執念，《寫》也是由雙重世界搭建。作者把龐雜的寫作形態納入秩序，把形而上的思考扯落在寫托邦與沙城，兩個空間時而分離時而重疊，虛實交錯地砌出自己的文字城堡。
城堡，一個寫托邦（Writopia），它提供了一種現實社會中可能的存在。但那裡並不是Paradise，而是Paradox[2]。
寫作需立於生活，同時需封閉自己，向內深挖。是對現實的正視，也是逃循（或超越）。或許因為這種打從根本的相悖，小說選擇以「消失」作為重要概念，彷若進行一場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觀照寫作的弔詭本質。
這場消失的實驗先從療養院開始：
我在寫作的療養院中度過了若許年。
療養院是生命和疾病之間的灰色地帶，暗示逃離、暫歇、過渡。小說開篇就以一種緩慢的基調牽引讀者，猶如從活生生的現實世界出走，在客觀世界後面建構出另一個空間。這座寫作的療養院甚至隱然與《魔山》、《挪威的森林》中的設置相互呼應。而讀者也漸漸「一人孤身或同行」，逃到書頁之中，尋找文學的應許地。
匱乏的沙城，唯有向更深處走：「這麼光亮的黑暗時代」
小說以心理刻劃、空間構造、沉思感悟為主調，亦涉及城市與寫作之間的微妙關係。
傅柯用異托邦試圖闡明空間安排與意識形態的密切關係，潘國靈的寫托邦亦然。因此在尋找的路線中，同時設置了沙城和寫托邦。小說彷彿將兩地圖像比讀，令讀者對「沙城」產生一種「迷路」情緒。
沙城大體是按照我城的生活面貌再現的，是作者在過去作品中常覆寫的地景，是久經凝視所描繪出來的都會浮生錄，包藏著我們這一代人碎化了的精神史。
雖已相隔一個世紀，但沙城人的精神狀態仍能體現齊美爾（Georg Simmel）的描述：彌漫著一種無以排解的強烈苦悶。按其說法，這種「憂鬱」來自「心靈缺乏某種確定的東西」[3]。
對匱乏的刻畫是小說得以開展的關鍵。都市人要麼如很多沙城人，因怕空虛來襲而在浮沙上放逐物欲，麻木地「華麗安居」；要麼敏感如遊幽，意識到現實的虛無而尋找應許地。
遊幽拒絕的不僅是悠悠，還有和寫作衝突的整個世界。他清醒地意識到，寫作是他最渴切原初的欲望，自己的生命「非此不可」。
雖然在小說中他一直處於消失狀態，甚至是一邊緣人，但他是欲離而不能的。
遊幽（或後來的悠悠）只是繞開現實形相的糾扯，帶著寫作執念轉到療養院，渴望往深處的寫托邦，尋找生命的能量與原型。但這一路並沒有盡頭，故「消失」，或者只是「放空」，是「退場」，或是以退為進的「沉潛」[4]。
三位一體：「無名無姓，任我命名，是為文字最初的自由」
名字是理解一個人的開始，遊幽、悠悠、余心[5]這三個主角名字反覆出現在潘國靈的小說，像鏡中之影一直印在讀者腦海。
《寫》以三個主角的交替重疊消解了主體，甚至是三位一體，進行一場深度的精神對話。例如在〈交換故事，演員〉一節，余心一個人掏空自我上演分裂劇。又，把寫作者重新命名成「夜寫者」、「孤讀者」、「囚徒」等。名字的色彩向內壓縮，各自的介紹就像由夜來獨語所組成的沉吟對話錄。
另外，場景「書房」、「被包圍的場所」、「洞穴」等多是封閉的意象。各寫作族群的形象纏繞接合，精神上互通又互困，彷彿自己是自己的旁觀者，合成了一幅一體三面的自（字）畫像。
命名是對意義展開追問。沙城，寫托邦，遊幽，呈現隱匿，幽魅的狀態，是具變動可能的字。這些不穩定的意象鬆動了所謂名字的固定意涵，包含對寫作欲望的隱喻，是作者追尋的「文字最初的自由」。
在都市寫作的人如何安置自身：「沉思者」
羅丹的沉思者（the thinker）[6]成為符號。他以封閉的形貌，跳脫身後複雜的背景，沉澱內心的激烈衝撞，俯視地獄，同時思考如何以創作解脫靈魂。
潘國靈曾說：
如何寫一個全然缺席但不斷「在」的人、不斷塗寫又不斷抺除、以沉降墜落來攀向存在的高點等，寫來有難度但也令我痛快。[7]
寫作帶來苦與樂，煎熬與神往，是一個由掙扎、解脫、快慰等組成的複雜世界，又是一個由矛盾、反思、解剖、頓悟等組成的沈思世界。
小說像一張手術台，作者像拿著解剖刀剖開身體，凝視自身。
透過悠悠和余心二人互動，建立出遊幽宛如沉思者的形象。這個角度是寫者的視角，又是超越的視角，使隱閉的寫作狀態開顯，徹底展示糾纏自身的矛盾不安，立體地透視出一個作家的靈魂。
但當看清身外事物，自身卻異常迷失，寫作的人如何安置自身？
然後，讀者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寫作療養院，眾裡尋他千百度，發現一個作家（遊幽？悠悠？余心？還是潘國靈？）托頭沉思。
文學的可能性：「寫下去便是」
《寫托邦與消失咒》通過複雜的思考，綿密迂迴的精神描繪，跳脫了「有用／無用」的窠臼，轉而闢出關於文學「可能性」的思索。文學的可能性就是要把這個「可能」虛擬地寫得現實。
文學不是到達，是從不同角度切穿。在各個場景變換中，《寫》提供了不同的入口，帶領讀者逸出主流意識的籠罩，穿梭於間，沙城與寫托邦，此處與他方。在種種可能與不可能的組合之間，慢慢恢復斷裂的連結，把一座「沙中城堡」拼湊起來，以「消失」挑動定位，虛擬地實現出「沙城」無所不在的文學可能。
這裡偶有海浪淹至，遇到大浪沖上灘頭，你的城堡可以毀於一旦。
那不正是沙城的本質嗎？
那不正是寫作的本質嗎？
注釋：
[1] 都會漫遊者──潘國靈城市書寫，〈星島日報〉，2016年1月19日。
[2] Para，意即反對。有趣的是很多意思不明的字眼都是以Para開頭。如Parasit（寄生物），Paradigma（範例）。
[3]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4] 筆者認為寫托邦雖空如荒原，但必須設置。因為如果沒有方向，尋索過程也就變得沒有意義可言。由是想起《野草》的過客，要從無中找出有，只可以不停往前走，走成路。
[5] 余心是潘首本小說《傷城記》中〈被背叛的小說〉的主角。跟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一樣，相同的人物一再於潘的小說中現身而且交錯出現，也是一互文（intertextuality）。
[6] 「這是一位裸男，蹲坐岩上，雙腿弓起。單手握拳抵住下顎，他在沉思。繁複的思緒在腦中緩緩交織，他絕不是一個夢想者，而是創造者。我便是如此製作了我的雕像。」沉思者最初的名字為詩人（The Poet），曾被認為是但丁的形象，但根據羅丹的說法與後人研究，目前多認為是「詩人」與「創造者」的化身。
[7]《字花》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