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死亡，而且要「經常」思考──讀黃可偉《逝者紀事》

很多曾經閃爍亮麗的小說流派，到現在都已成了僅供文學研究者反芻的文學史名稱了。任何一個專心一致或甚至沉溺難拔於某種小說創作原則的當代小說家，都應該被視為老派：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心理小說，意識流，後設，魔幻現實──我暫且把嚴格描述這些彷似咒語的興致擱在文學研究的論文裡，因為對「普通讀者」來說，多懂幾個或少知幾個這些名詞，對於他們在小說文字中獲得錯外於經驗現實的快感、詩意或哲理，都無甚幫助。

小說創作是自由的。當代小說家比哪一個年代的小說家都幸福，因為他們都有機會讀過在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小說創作方式，然後任意取攜、摘落到自己的小說裡。而「這個當代」的小說家又比任何一個「當代」的小說家都幸福，因為「這個當代」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創新文學流派或文學形式的時代驅力。在我看來，最「當代」的小說並沒有主流，只有兩種傾向：追逐幽微深邃的虛構性，以及經營高度嚴密佳構的敘事性，前者我們常稱為「文學」，後者則被說成是「流行」。當然兩者之間從來不悖，且時有互相砥礪之趣。

然而我在黃可偉身上，卻沒看到這兩種傾向。當然我不是說他的作品不夠虛構，或不夠佳構，我只是覺得，讀他的小說，很少能感覺到當代小說常予人的「逼迫感」：要求讀者對文字或／和敘事的極高度警覺，絕不可單單倚杖讀一般日常文字或非虛構文學所需要的平常閱讀能力，從而展示「當代小說」跟「當代現實」之間不可等同甚至是前高於後的分野。簡單來說，黃可偉的小說文字，有種質樸和率真的緻趣，令人讀得輕易，也讀得舒服，可是對一個當代小說的「普通讀者」來說，他的小說看來有點淺稚，似乎過於直白，令人在好一段時間裡都找不到他寫小說的「當代意圖」：即如何在虛構性或敘事性上追尋另一個層次？這就是剛才所說的「逼迫感」。

可是──我必須以「可是」來修正我剛才對他的批評──黃可偉在文字上的寬容，恰恰是他的小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彷彿在要求讀者：別把小說看得那麼緊張，讀／寫小說不是極限經驗，不是非得小說視如攀登峰極的萬世志業不可。小說其實可以很謙遜地寫，很平凡地看，仍可以體現小說的某種美好。

在這本《逝者紀事》裡，我們可以注意到黃可偉建構了一個可上溯至西西《我城》這個香港起點之一的文學指涉世界、一個立於童趣的想像香港。西西的「想像本土」及「童趣」是她的招牌貨，但也可以說是她對文學風格的自覺和經營，以符合她對某種文學極限經驗（高度虛構或複雜敘事）的追求。相比之下，黃可偉並沒有那種過度的小說家自覺。《逝者紀事》中諸多名字和情節設定都以一種比西西更明目張瞻的方式，告訴讀者他其實是在寫現實的香港，而不是想像的香港。故事主角瓜瓜在一個叫「山花下」的地方讀書、生活和成長，那本來是一個任意想像的虛構，跟現實無關，然而當我們漸漸讀到「青蛙城」、「海棠國」等地名，又或是斌仔、夏潮聲這些人物及其事跡，乃甚是「帽子革命」、「蛙城真普選」等政治事件，黃可偉要在小說中指涉一個現實香港的意圖，已不是「呼之欲出」那般隱晦了。不過對「普通讀者」來說，心領神會之餘，亦難免咕嘀：是否跟現實綁得太緊，而鬆釋不出想像力呢？

不過當小說讀到後段，《逝者紀事》的「普讀讀者」會赫然發現一個關於「香港」的描述。社會運動者鬈毛（此名影射對象也絕不含糊）在自焚前對瓜瓜說，他曾到「香港」考察，看見那裡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民主自由俱全，遠比「青蛙城」的一國兩制好得多。而當時的故事說到，「青蛙城」的「帽子革命」剛過，政府出動了橡膠子殺害市民，時稱「帽子屠殺」。黃可偉刻意把一個現實的香港分裂成一個更美好一個更敗壞的兩個平行宇宙，他把敗壞一個寫進「青蛙城」，反將美子寄托於「香港」。如果殖民時代的「我城」書寫傳統是香港小說家對妾身未明的「未來」作出種種寓言式想像，黃可偉在《逝者紀事》裡寫的平行宇宙，則更像是描寫垂死的城市現實，他顯然不怎麼在意虛構性，甚至樂意將小說跟現實綁定，因為「青蛙城」的垂死就是香港的現實，自焚、屠殺不是想像情節，而只是「應有」但「未曾發生」的現實。

在〈自序〉裡，黃可偉詳談他患上思覺失調的事，至文末他又突然提及，香港自九七以來不必然是一個城市死亡的故事。從個人心靈失序連繫到對個人死亡的沉思，但顯現於小說裡的卻是一個垂死城市的背景圖象，此創作迴路促使黃可偉所寫的《逝者紀事》定是一個借城市死亡回喻個人的秘密作品，而不是小說家向「現實世界」或「文學真實」投誠的一張公開拜帖。他的自覺並非文學性的，而是傾注了大量的私密感和內省情態。我相信他對世事的關注仍然是真切的，可是小說到底是在他內在心靈的強大驅力策動下寫成，公共性難免成了愰子。

城市將死，人也不能獨善其身。但《逝者紀事》裡所描述的城市與個人死亡，便有著切割的傾向。故事是關於主角瓜瓜由生到死的過程，先哲說：向死而生，生本就是一個邁向死亡的過程，問題只在人如何意識到這一點。瓜瓜短暫一生正活在一個恍若香港的垂死城市裡，他雖眼巴巴看著城市衰敗和種種政治紛亂，更遇見了如夏潮聲、鬈毛這些政治弄潮兒，更從他們身上獲得靈犀的啟迪，可瓜瓜從來不是公共人，他不過從城市垂死的過程裡借來觀照自身緩慢腐朽的參照，他最終還是回到心靈隱士的幽谷，等待著與宇宙幽冥化合的死亡時刻。現實於他，城市於他，如過眼煙雲。

我無法不從閱讀《逝者紀事》的經驗裡，聯想到托爾斯泰的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兩者描述的都不是「死亡」，而是「向死」和「垂死」。但論廣度，《逝者紀事》可能猶有過之，小說中對死亡的思考十分密集，也不拘於自我或單一形式的死亡，其中尤為決定小說主旨的，是小說中沒有依賴過於思辯或系統的方法去理解死亡，而是從真實的垂死經驗，去體驗看似千差萬別卻終又萬變歸一的死亡本質。瓜瓜成長於基督教環境，後來卻深受帶有強烈「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色彩的靈性觀念所影響。然而小說最終不是要為這兩套哲學觀念作任何闡釋或拱衛，而是要寫出一個畢生經歷他人死亡的瓜瓜，是怎樣從中得到迎接自身死亡的力量。

小說情節基本上由各種死亡事件帶動，像松鼠的安樂死、瓜瓜父親的癱瘓到死亡、植物人斌仔要求安樂死、鬈毛為城市公義自焚、到最後瓜瓜因患不治之症而進行安樂死，乍看全部似乎都是不同的安樂死「個案」，乍看種種死亡的結局也彷彿太煽情了，幸而黃可偉對「一個人能否選擇死亡」這類倫理學問題早有想法，也沒打算深究，反而藉著對基督教式和新時代式的「死後」（afterlife）想像，經營出一幅幅意景豐富的畫面，給予瓜瓜作為啟動「向死」工程的心靈力量。我不禁猜想，黃可偉是否患病期間也曾經歷這些精神異象呢？

大學時代我曾與同修一門名為「死亡哲學」的課的同學討論過，思考死亡是必須的，但是否需要「經常」思考呢？我們當時結論是：不用。而《逝者紀事》卻示範了一個「經常」思考死亡的模式，這種模式對瓜瓜來說是必須，而且必然。但我輩「普通讀者」，總不能要求那樣密集的死亡經驗，是故《逝者紀事》就要補回這種思考死亡的經驗條件。

「虛構性」之於文學，永遠都有更多的套路，黃可偉《逝者紀事》的「虛構性」即有一種娓娓而來的音韻，把垂死經驗沿著竹笛聲傳到空中。有緣的話，你還是會聽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