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佛爾（1902–1983）：《狂熱分子》。原書名是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作者是自學成才的人，大半生都在打散工，六十二歲始成為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科學高級研究員。此書主要分析群眾運動中的群眾心理，並探討運動的領袖如何利用群眾心理去推行運動。本文將概述其說並評價之。
賀佛爾的論點總是從人性的幽暗處立論，並且輔以心理分析發揮。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正言順，自然得道多助。名不正言不順，也就失道寡助，寸步難行。但在賀佛爾而言，事實並非如此。運動理念高低並不保証運動成果。
一種教義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奧妙性、崇高性或正確性決定，而是取決於它把個人隔絕於自我及世界隔絕得有多徹底。
當投入運動的人越和自我與世界隔絕，他對運動的依賴就越高。他對運動越依賴，他就越能夠奉獻自己。而犧牲奉獻正是所有運動賴以成功所之處。群眾運動需要標舉希望，以讓信徒能夠拋下一切地奮鬥。首先是短期的希望，這時的運動着力誘發激情。當運動逢勃發展而奪權，便需要改變目標。這時領袖便會搬出長期而無法實踐的希望，並且強調忍耐與順服。而且運動必需有一個敵人，魔鬼。「一個群眾運動的強度跟這魔鬼的具體性與鮮明度成正比。」因此納粹黨需要猶太人，共產黨需要民主西方世界，只因仇恨能促進群體的凝聚力，讓運動保持向心和生猛的活力。
然則，哪一種人最容易被隔絕於自我和世界之外呢？那些自覺是社會裡最失意的人就是最佳的成員。他們是群眾運最佳的成員。他們「對『現在』全不尊重。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和『現在』都已敗壞到無可救藥，因此他們隨時準備好把這兩者加以毀棄。」這些失意者越多，群眾運動就越有機會一呼百應。這些被隔絕的狂熱份子既不顧及現實的道德和規矩，也不願意承認任何限制，他們不再認同任何個人主義，他們服膺的是領袖崇拜。「被完全同化到集體裡去的個人不會把自己或別人視為人類。」「當我們在群眾運動中喪失了自我獨立性，我們就得到一種新自由──一種無愧無疚地去恨、去恫嚇、去撒謊、去背叛的自由。」
正如運動的理念高低無關痛癢，群眾運動的領袖也不需要擁有最高的品德，也未必需要擁有最頂級的識見。「真正重要的是他敢於擺出自負的姿態、完全漠視別人的意見，不惜一個人單挑整個世界。」換句話說，就是領袖魅力。賀佛爾甚至詳細列舉出一個傑出領袖的特質：
狂然相信自己掌握了唯一且獨一的真理；相信自己是命定的領袖，總是受幸運之神眷顧；具有強烈憎恨別人的能力；藐視現在；懂得利用人性的弱點；喜歡排場（壯觀的場面和典禮儀式）；厚顏無恥，可以完全不顧前後一致和公道公理；認識到追隨者渴望的是集體性，而且再多的集體性也不為過；有能力贏得和維持一群能幹助手的絕對真誠。
這些特質加起來大抵就是一個擅於蠱惑人心的獨裁者，狂傲、決斷、有着過人的凝聚力，像列寧、希特拉。賀佛爾一生經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目睹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黨崛起，又見証蘇聯共產黨如何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去管理蘇俄。無論是蘇俄、法西斯還是納粹黨，都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極權國家。納粹、法西斯雖然先後瓦解，但蘇聯依然和美國分庭抗禮。蘇俄的管治方式正正就是以極度狂熱的方法宣傳鼓吹共產主義就是世間唯一真理。無時無刻向人民灌輸，共產主義最後必定會擊倒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制。同一時間，人民的工作、土地、房屋、生活各種皆受黨控制。凡此種種皆是上述的領袖特質下發展而成管治的方法。
賀佛爾並不是傳統的學者。全書看似結構嚴謹，實則卻是夾雜着無數略嫌武斷，卻閃爍着直觀式智慧的判斷。
人們評價一個種族、國家或任何群體時，往往是在該群體最低劣的成員中取樣。這種做法儘管有失公允，卻不是全無道理。因為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
中國人總是大聲疾呼某些行為不代表中國人，中國很大，他們不代表中國云云。他們其實需要讀賀佛爾這段引文。因為國際社會評價中國時並不會以魯迅、高錕、李旺陽、劉曉波、劉霞作為參考。而以最低層民眾作為參照就是最直接的方法。當瑞典犯人所住的監獄比中國絕大部份民眾的人民也住得更有尊嚴，而中國人民的衣食住行率皆受到嚴格監控，中國政府竟以種族尊嚴去煽動民眾？還是獻醜不如藏拙吧。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要論辱華罪，中國政府本身才是大的辱華主義者啊。因此瑞典人只能看到中國人到處大小二便，橫蠻無理、惹事生非，亦是不無道理。否則只以精英知識份子而論，哪個國家沒有大江健三郎或者聶魯達呢？最低級成員才是這個國家的底蘊。而且，最低劣的成員確實正在決定整個群體的命運。那些渴求逃避自我，投身群眾運動的就是社會的失意者。至於領袖就是道德敗壞者。二者相合，乃令群眾運動益發壯大，進而奪權建立全新的體制。推而論之，一個獨裁者就算如何壯大自身，控制群眾的管理層永遠不可能比一般民眾的人數多。只有當民眾放棄掙扎，放棄自由，獨裁政權才可維持其生命。公安、城管、各級官員當然很多，但能夠比中國外交部每天掛在口邊的十四億人口多嗎？只有當民眾自甘墮落，放棄尊嚴，不敢背起自由的重擔（自由選擇同時亦代表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十四億人口同時軟弱低頭，社會上的劣等成員，才能厚顏無恥不顧公道公理地魚肉人民。共產黨、中國、中國人民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嗎？曾經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管治下也是受害者。現在回想，也真是大有可疑。甚至當我們舉目所見香港的官員，尸位素餐，是非不分，香港的命運「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實在是非常準確。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說：「有正義的明明比不正義的人多智、更好、更能幹，而且不正義的人不能有共同的行動。不僅如此，我們說壞人有精力充沛地行動的時候，並不十分正確，因為他們如果是十足的惡，就會互相毆鬥起來。」柏拉圖的講法就像是提早向賀佛爾寫下的詰難，一個提早醞釀了千多年的回音。柏拉圖的說法對人性充滿信心，道德低下的人既無法合助亦無法互相信任，只會在行動的過程中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算計拖累。柏拉圖是對的，但前提是每個成員都珍惜自我，並因此執着於自我所能得到的利益。但柏拉圖大抵不曾想像過人類的墮落是可以如此驚人，甚至連自我也可以棄如蔽履。「一個人除非善於用腦子，否則自由就會成為他一種負擔。」群眾運動講求集體性，個人的獨特性並無價值。「失意者之所以追隨一個領袖，與其說是因為他相信他可以把他們帶到一片應許之地，不如說是因為領袖可以把他們帶離開他們不想要的自我。順服於一個領袖不是實現目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實現本身。」當運動裡的群眾拋棄自我，他們的善惡就以集體和領袖的善惡為善惡。一個人連自我都願意拋棄，對利益也自然不屑一顧。對他們而言，免於思考，免於自我才是最重要的課題。於是領袖運用群眾，就如同心指手，手指臂般順暢。
比起柏拉圖，賀佛爾的思想明顯更有師法杜斯妥也夫斯之處。且再重溫一次杜氏的《罪與罰》所言：
人按照天性法則，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人就是一種材料，他們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規蹈矩，活着必須服從而且樂意聽命於人。
第二類人［……］他們絕大多數都要求為着美好的未來而破壞現狀［……］他也能忍心踏過血泊──但這要看理想的性質和規模。
誰智力強精神旺，誰就是他們的統治者。誰膽大妄為，誰就被認為是對的。誰對許多事情抱蔑視態度，誰就是立法者。誰比所有的人更膽大妄為，誰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確！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永遠會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
將二者比較，杜氏所言的第二種人就是賀佛爾所講的領袖，而第一種人就是群眾。至於第二段引文，活脫就是賀佛爾所言的領袖特質。賀佛爾可以說是在杜氏的基礎上，將領袖和群眾之間的心理分析得更仔細。讀者不難發現，賀佛爾雖然大半生遊走於體制之外，活得彷如社會的失意者。但他對眾群運動的觀察，其實透出濃重精英主義的氣息。他不但指出群眾是失敗者，甚至連咤叱風雲的群眾領袖對他而言也只不過是敢於把狂妄自大發揮到極致，遂能以先知的姿態引領歷史。譬如他分析領袖對待群眾心理就很能展現精英的目光。「他覺得『所有人都是蠢才』之說不及『所有人都是懦夫』來得真確，所以他會贊同梅納德爵士所說的，新秩序應該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裡。」民眾連愚眛也說不上，不過是任人擺佈的懦夫而已。
賀佛爾的見解實有其獨到之處。他對群眾運動的理解不限於草創階段，亦不局限於如何向政權爭取權益。其目光更伸延至群眾運奪權後，如何透過改變群眾和團體自身去鞏固既得利益。因此，群眾運動不同的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領袖和目標。言辭人、狂熱者、行動人，萬萬不可錯配。一個稱職的行動人，過早登場，意圖取代言辭人的角色，運動就會打草驚蛇。反之言辭人跑去當狂熱者，運動淪為空談自難避免。可以說，他指出了管理一個龐大的群體如國家、教會，都是屬於群眾運動的一部份。而另一方面，他認為群眾運動貶低人性，也不承認群眾運動是為了讓社會更為合理。以失意者為群眾運動的基礎更是令人垢病。但無可否認，當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輸無可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切群眾運動和革命才是最有爆發力的運動。另外，每場群眾運動中不止有失意者，還有理想主義者、投機者、背叛者。而以理想主義者為基礎的群眾運動亦可以發揮驚人的獻身和集體精神。最後，在賀佛爾的年代，互聯網尚未普及，人民利用科技去連結，獨裁政權又利用高科技去實行更全面的監控也尚未問世。《狂熱份子》雖有其時代烙印，其對群眾運動的觀察依然是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