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末，作家宗璞《野葫蘆引》第四部《北歸記》前五章在《人民文學》發表，因為距離第一部《南渡記》出版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雖然只有前五章，依然成為寒冬的珍貴禮物。但讀者心心念念的全文單行本卻遲遲不見出版，香港中和出版社終於在今年初秋滿足了讀者心願。令人驚喜的是，完整版《北歸記》之外，還附有額外一部分的《接引葫蘆》。至此，「故國八千里，風雲三十年」，「野葫蘆」終於完整地講完了自己的故事。
作為長期關注宗璞創作的文學研究者，多次讀完《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已經寫了兩篇相關的研究論文，《北歸記》要給出的結局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重要。相比之前對宗璞藝術手法和創作理念的關注，此刻更吸引我的，恰恰是作品中滿溢而出的執念。這種執念不只是指年屆九十疾病纏身的作家對完整性的追求，更是一個人、一群人乃至一代人對某種觀念性的死守。執念本無所謂好壞或對錯，但當年一起看「方壺流螢」的天真孩童如今只剩一人獨看大雪封門，中間不只流逝了歲月，也固守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這或許是作家的無意識，但何嘗不是宗璞與讀者共用三十年的困境。
自《北歸記》結束，孟樾一家的故事其實只進行了十二年，從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野葫蘆引》其實以三十年來四部長篇小說的體量書寫了一段已有定論的歷史。那是中國人民艱苦卓絕保家衛國的光榮歷程，是高校教師不畏艱難為國育才的偉大跋涉，更是知識份子鐵骨錚錚寧死不屈的榮耀時刻。這十二年是宗璞本人從九歲到二十一歲的金色年華，雖然顛沛流離，但始終生活在父親馮友蘭的護佑之下，生活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園之中。也正是見證了父輩的艱辛與不屈，宗璞才萌生了書寫這段歷史的想法。
深受家學薰陶又受過良好教育的宗璞，寫作的技藝固然高超，輔之以切身的經歷和對父親的真情實感，《野葫蘆引》的藝術水準顯然是同輩作家作品中的典範。當年以《紅豆》知名的宗璞在多年以後依然保有可貴的「小資產階級趣味」，即使是在戰場的血肉橫飛中，宗璞依然能捕捉到自己青睞的畫面。意氣風發的少男少女為了理想獻身，高唱國際歌的同時卻也要風花雪月，遑論在北平的一方校園裡，在昆明的一片晴空下。宗璞在對這十二年的描寫中大展拳腳，雖然最動人和精彩的部分依然是小兒女的嬌嗔和平凡日常的瑣碎，但宗璞念念不忘的西南聯大一眾大師學者的形象也悄然樹立。從對執政黨的批評到對世界局勢的分析，從對大學管理的看法到對學生教育的方針，從可見不可見的國共鬥爭到若隱若現的信與愛的衝突，宗璞將動盪年代裡的「大歷史」、「大敘事」與「大話語」融合進北平校園裡的荷塘夜色，融合進昆明曠野裡的怡然自得。《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四面掙扎突破，十二年光陰流轉，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創痛的年代在宗璞這裡舉重若輕。
這四部小說雖有殘酷、創傷乃至死亡，也不乏邪惡、苦痛以及背叛，但宗璞的立場顯然是堅定的，這是一場必勝的戰鬥，這是一場敵我雙方明確的對峙，這是人生中的一次考驗，這是成長路上的一道門檻。年輕的宗璞和年輕的現代國家一樣，滿目瘡痍又滿懷希望。我們在作品中看到憤怒，看到悲傷，看到痛惜，看到迷茫，卻從未看到絕望。先生們高潔，夫人們勤儉，孩子們純淨，少有的幾個略顯負面的人物也絕非大奸大惡，只是被用來襯托和渲染。宗璞建構的，即使不是戰爭年代的桃花源，也是文學書寫中的烏托邦。也是自此時起，或者說，自開始書寫起，宗璞便有了明確的價值導向和理想圖景。這不僅關涉《野葫蘆引》四部的取向和旨趣，更是作家用盡三十年難以釋懷的結點。
相較用四部小說承載的十二年而言，短短一百頁的《接引葫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直寫到新千年，大開大合間便是半個世紀。而這半個世紀裡，中國歷經了讓人難以想像的歷史波折，「大躍進」、「雙百方針」、「反右」、「大饑荒」、「文革」、「知青下鄉」、「改革開放」……宗璞以短短一百頁的篇幅見證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紅色中國」的激進現代性進程，也是直到今天依然無法被大陸知識份子全面清理的禁忌之地。作為享譽世界的哲學大師，宗璞的父親馮友蘭親歷了宗璞描述的一切，或者說，宗璞記錄了父親經歷的一切。在父親身邊長大，又在父親晚年陪侍左右的宗璞無疑對這一切深有感觸。父親雖得善終，但父親以及所有和父親一樣的人承受的苦難卻依然沒有答案。那是歷經了「南渡」、「東藏」、「西征」、「北歸」的父親，那是歷經了炮彈洗禮、戰火薰染依然固執地拿起粉筆的西南聯大的叔伯們。但如此龐大複雜的問題又豈是區區百頁紙可以回答的呢？
健康狀況糟糕的宗璞在《北歸記》勉強完成後顯然後續乏力，《接引葫蘆》有草就痕跡。宗璞本人曾對自己的責任編輯表示，要給這群陪伴了她三十年的人物一個結局，這或許也是《接引葫蘆》不得不存在的原因。我們當然不能苛責身體欠安仍筆耕不輟的作家本人收尾不力，但不得不提出的疑問恰恰在於，給所有人物一個結局真的那麼重要嗎？宗璞想要回答的「我們的歷史為甚麼是這樣的，為甚麼會出現『文革』那樣黑暗的一段。那當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1]這一問題，通過對共和國五十年的草書可以找到答案嗎？再換句話說，她要的答案真的隱藏在這五十年的風雨飄搖之中嗎？
我認為是對待傳統文化最正確的態度。那就是今人哲學家馮友蘭提出的主張……
晏不來拿來熱水瓶，往大家的茶杯裡一個一個地添好水，又回到座位上說：「我素來喜歡讀馮友蘭的書，他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思考，是從共相和殊相的哲學道理來的。在《別共殊》這篇文章裡說，西方文化之所以先進，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為它是現代的。近百年來我們之所以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的，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的。我們不能照搬一個個體，可是可以從一類當中吸收適合自己的東西。多精闢啊！」[2]
在《北歸記》快結尾的第五章，宗璞直接以「今人哲學家馮友蘭」將父親帶入到自己的小說中，甚至直接將父親的哲學觀念照抄。這是2018年的宗璞，這是寫了《野葫蘆引》三十年後的宗璞。於是，罅隙的生成越發明顯，宗璞要去尋找的答案其實一直在她心中，確實「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始終隱藏在既定的價值觀念之中。那是父輩知識份子的自由、民主、獨立以及犧牲，是子輩的愛情、温馨、欣賞以及奉獻，是前文提及的父輩和子輩共同創建的理想世界，是曾有的桃花源，曾有的烏托邦，不管是在戰火之中還是在和平年代，都不改其志。宗璞的執念恰恰於此呈現，她始終深陷在這套價值觀念和理想狀態之中，或者說，她深信與深愛着這套觀念與理想，因而無法以真正的「改造」狀態去感知和理解共和國建構起的另一套論述話語，也就無法真正看清這套話語中的邏輯陷阱與敘述偏差。
面對父輩的悲劇和同代人的苦難，她所有的資源都來自校園和家庭，她只能一遍遍回味孩提時代的螢火蟲，只能一次次重返昆明郊外的藍天白雲，也只能以「今人哲學家馮友蘭」的思想給自己以力量，以信手拈來的叔伯教授的故事撫慰心靈。但，她無法真正直面歷史衝擊之下的混亂，無法真正理解這一切混亂背後的深層原因。她可能從來不明白，父親的哲學之外，父輩知識份子的校園之外，愛與美常伴的日常生活之外，那些跨越了科學與常識，顛覆了真理與理智的白天與黑夜。這當然不是說宗璞純潔如天使而不諳人間世故，而是說作為一個需要更銳利眼光的作家，宗璞的「信與愛」缺乏更厚重和複雜的奠基。一方校園的局限和八十年代思想運動之後的成果穿上三十四年代的歷史外衣，依然是不合時宜甚至孱弱的。即使《接引葫蘆》再多一倍、兩倍的篇幅，宗璞的思考深度恐怕依然捉襟見肘。於是，《接引葫蘆》便只能是《野葫蘆引》的匆忙告別，只能是對執着於結局的讀者的簡單交待，而宗璞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啊，依然是「野葫蘆之心」，囊括着茫茫宇宙。
當然，不管是在《野葫蘆引》還是《接引葫蘆》中，我們都無法否認被宗璞打動的事實。那些純潔的情感，那些年輕的生命，那些催人淚下的別離與死亡。民族危難和全民非理性，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三十年的翻山越嶺與九十載的人生歷練在宗璞這裡可能都無法轉化為一個問題的答案，卻可以凝結為獨一無二的人生智慧。執念之內，昂首闊步，百折不撓；執念之外，風霜雨雪，如魚飲水。父親的去世，二姨一家的災難以及幼弟的不幸在《接引葫蘆》中被轉化得隱忍而深沉，但那恰恰是更為廣闊的人生。為國捐軀或無辜枉死，遠走海外或堅守故國，飛來橫禍或生老病死，都只是這個真實世界裡的白雲蒼狗。無法改變的，是日出日落間的勇敢的心，是時刻分秒裡的默默耕耘。執念內外，宗璞固執而灑脫。
《北歸記．接引葫蘆》的出版幾乎意味着宗璞的「人生絕唱」，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宗璞其實完成了自我實現，為父輩做記錄，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做記錄，也為自己的信仰和執念做記錄。作為對她的創作真心喜愛並始終保有期待的讀者，她執念多年想要回答的「問題」沒有答案依然是值得遺憾和痛心之處，但這又豈是宗璞個人的能力可及，它關涉的是中國整個現代性進程中的重要節點，更何況，她已經在執念內外繪製了一個新世界的生態。文學的魅力或許就在於此，看似囿於角落，其實寄之江海。
注釋
[1] 宗璞：〈《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後記〉，《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蔡仲德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1054。
[2] 宗璞：《北歸記》，香港：中和出版社，2018，頁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