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七：佔領與改革》（香港：中和出版社，2016），標題為編輯所擬。
重新審視佔領與改革的時代
雖已是六十年前的陳年往事，但應該如何評價二戰之後即日本佔領與改革的時期，在今天仍極具現實性。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例如修改憲法問題、從年功序列和長期雇傭制的日本式經營向由正社員與無正式勞動合同的計時工[1]構成的二元化勞動制度的轉變、在政治上從一黨獨大體制向聯合政權體制轉變，等等──其前提都是在佔領與改革時期建立起來的，也是我們思考今後轉變的方向時不可或缺的材料。
關於二戰的戰敗、佔領與改革時期，正如約翰．道爾《擁抱戰敗》一書的書名所代表的，可以說不論對佔領與改革本身是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認為佔領成功獲取了被佔領國、包括其下層民眾的支持。
持肯定態度的人，在基本支持佔領改革的內容與方向的同時指出了其不徹底的部分，認為改革應該更加徹底化。而持否定態度的人，則指出本應是有條件投降佔領改革，實際卻是在徹底的審查制度和強制之下實現的，只有把這種改革復原才能談及「戰後」的結束。持否定態度的人與肯定態度的人，其認識是有共通之處的，那就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改革是成功的。本書則希望重新思考、審視這種對佔領與改革時期的敘述是否恰當。
各種各樣的戰後觀
對「戰後」的認識，最常談到的說法是「實現了自由、平等與解除貧困」。佔領期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民間情報教育局（CIE）在日本全國各地所放映的電影，都是從這種視角出發的。也就是說我們連對貧困的這種定義方式都無條件接受了。
此外，佔領改革還改變了日本的一切。日本戰前、戰時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日本的戰時體制與同盟國之間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日本的主要政黨、領導人非常因循守舊、完全沒有改革意識，這種看法不論過去與現在都存在。這些觀點難道不是由GHQ 有戰略地、或者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標準創造出來的嗎？現在我們需要的正是從史實中找出與上述看法不同的現實，並進行重構性的歷史思考。
日本的戰前、戰時就沒有自由、平等、富足嗎？戰後就沒有不自由、不平等和貧困嗎？戰前、戰時不是有一種「協同自治」[2]的觀點嗎？它既不同於市場全體主義[3]又不同於國家主義。在帝國主義、總動員體制、管理社會等各方面，戰時的日本與同盟國之間不是存在著共同點嗎？以及，關於體制和憲法的構想，佔領期的日本政府和領導人就真的沒有自我變革的能力嗎？
對戰後的這種表述，是通過外部賦予的印象即GHQ 等各部分負責人的功績故事形成的，又或是投射了當事人經驗與願望。但是基於體驗、證言、記憶的戰後認識及其方法，之前一直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確切的觀念。這些認識和方法在今天卻讓人感到是局部的、主觀的、甚至有時是有些恣意的，這又是為甚麼呢？
這不是因為構成認識的體驗、記憶等素材本身不具有客觀性或是局部的，而是由於保證其客觀性的社會整體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戰後體制的動搖），這種變化要求與其相適應的解讀，但符合社會變化的、對體驗與記憶的敘述卻還並不存在。
從現狀來說我們能看到的就是，把無條件投降當作成功故事的這種局部的、主觀的、恣意的敘述。例如Carol N. Gluck 對「漫長的戰後」的說明，就是從日本獨特的認知狀況來解釋的，即別的國家已經進入了現代或近代後期的歷史時期，在日本則不過處於近代的出發點。（《思考歷史》）
但戰後國際體系層面上最強有力的力量一直是戰勝國體系。忽視了這一點，那對戰後的看法必然是局部的、恣意的。為了更加通俗易懂地敘述戰後，必須要有體系性、整體性的觀點。也就是說，要將戰後放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地區等包含了這個體制所有領域的系統及其相互作用中去看待，去敘述。只有這樣才能構成基於學術的新的表達。
對戰後體制的超越及敘述
戰後體制，在國際上是由波茨坦（即戰勝國）體系、舊金山（即冷戰）體系，政治上由五五年體制，經濟上由以民用需要為中心的日本式經營體制，法律上由日本憲法體制等構成的（見下表）。
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這個體制動搖、並即將向下一個體制轉型的時期。下一個體制並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各種選擇相互對抗和整合之後成型的，其成型需要系統化、整體性、長期性的政治活動。
如果我們假設在甚麼都不做、任由其發展的情況下將會過渡到part1的體制，而另一種可能、即有可能選擇的體制是part2，那麼part1的體制就是在國際上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得以發展，經濟上新自由主義，法律上修改憲法，社會上市場全體主義。part2的體制則是，在國際上對近代國家主權相互限制，亞洲安全共同體，經濟上形成非營利非政府的協同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制，社會上非政府非營利領域的社會性聯合得以擴展等。
當我們考慮即將到來的體制時，不僅要考慮上述內容，轉型過程同樣重要。目前為止，不論是從1920年代的自由主義體制過渡到1940年代的翼贊體制[4]、總力戰體制，還是1950年代從總力戰體制到戰後體制的轉型，都是以戰爭這種軍事形態來實現的。因此現有體制在未來轉型、過渡時是採取軍事的還是和平的形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此筆者還要強調的是，轉型的形態與對它的敘述有著很深的關係。比如，蘇聯解體之後整個世界轉型為帝國美國的一元化發展，正如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所代表的，「無條件投降帶來成功故事」的敘述達到了其巔峰，創造了在戰勝方、戰敗方之間，甚至連戰敗方統治階層，戰敗方的被統治階層、下層民眾們都與戰勝方徹底擁抱的歷史。（例如增補版．下，第100 頁）
為了帝國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美國在全世界各地鎮壓內戰與抵抗，而道爾的敘述可以說正是為其服務的理想形態，也是我們正在向part1那樣的體制進行軍事轉型的極好的證明。
無條件投降模式
筆者將以下內容稱為無條件投降模式：首先在開戰過程中要求敵方放棄所有的或者基本的獨立性、並威脅如不同意則只有開戰；在戰鬥過程中採取破壞性的無差別轟炸、投放原子彈等徹底殲滅措施；在戰爭結束過程中不進行和談，而是要求徹底投降；在佔領過程中全面改造被佔領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
從無條件投降模式來看，有人覺得因為從結果來看被佔領具有使日本獲得民主主義等正面價值的效果，所以是無所謂的，但筆者並不這麼看。原因是主體之間具有獨立性的關係是民主主義的前提條件，不論是國家大小或強弱。否定了這種獨立性，以民主為前提的政治則不可能成立。沒有讓日本真正為戰爭的結果引咎負責，包括並沒有讓天皇退位等，也是對主體獨立性的一種否定。
徹底消除主體間關係的無條件投降模式所帶來的成功故事，按照現在普及的國際性市民的觀念來看，雖然總是讓人感到不快、不舒服，但在美國的歷史中卻是一直存在並且被不斷再生產的：與原住民的內戰、南北戰爭都是這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漫長的戰後並沒有結束。
成功故事之外的敘述可能嗎
不同於無條件投降模式帶來成功故事的敘述可能嗎？為了摸索這種敘述方式，我們可以思考以下問題：
如前所述，關於戰後的敘述是局部的、主觀的、恣意的，另一方面這種成功故事般的敘述又成了一種無知之幕，使我們看不到幕後的因素。這種敘述方式是我們正在向part1體制進行軍事轉型的表現。那麼可以說，我們現在需要與之不同的敘述方式，需要「學術」即「系統化的知識與方法」（《廣辭苑》），需要「科學」也即「將人類經驗進行公共的、客觀的整理與傳遞的行為」（《平凡社 大百科事典》）。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完全拋開、不考慮政治。相反還需要系統化、整體性、長期性的政治。也就是說，後戰後體制的內容和為實現它的戰略會由於這種努力而浮現出來。正如同過去「資本主義大辯論」[5]的實質是戰略性爭論一樣，因為對資本主義的看法，關乎能否將明治維新稱為內戰的「學術」評價。
要想實現具備上述意義與歷史地位的學術式敘述，需要以下視點：使成功故事式的敘述相對化，一個是要考察所謂由於佔領而被「改革」的要素，它們的契機在戰前、戰時、臨近戰敗之時是否已經存在。如果已經存在，那就有必要將其與總力戰體制下戰敗後的變革與佔領所帶來的變革明確區分開來。通過這樣的考察，就可以來討論在沒有佔領的前提下民主化是否有可能。
最近二十年間總力戰體制論[6]造就了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範式轉變，而上述的研究方法，又會為總力戰體制論帶來新的意義、歷史地位和進展。總力戰體制論，作為規定戰後社會的理論，指出了戰爭時期而不是佔領政策的重要性，戰時開始的結構上的連續性，改變了社會科學、歷史學的研究方向，其歷史地位是為敘述後戰後體制進行了理論準備。如果再加上無條件投降模式的觀點，那麼甚至可能為我們思考如下問題提供材料：即如何重建「消失」了的日美關係、創建亞洲的共同性、使被新自由主義解體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聯合獲得重生。
本書的結構
本書對戰後十年的敘述，將通過各章對戰敗與佔領分別帶來的改革的區別──沒有佔領也會進行的改革、佔領所帶來的改革、既沒有佔領又沒有戰敗的前提下也會進行的改革──進行思考來實現。
第一章討論佔領改革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前提條件：政治上四個政治潮流中的反東條聯合取得了勝利，社會上總力戰體制帶來了社會變化，這些都是戰後的出發點。
第二章論證非軍事化、民主化是否都是由佔領強權帶來的。
第三章涉及日本國憲法的成立過程和內容，思考它是由何種因素決定的、憲法體制是何時形成的。
第四章介紹及論述以往很少被提及的、日本的政治、社會領導人在佔領之前對「改革」的設想，如何進行合縱連橫的史實情態。
第五章論及片山哲、蘆田均兩任內閣的政策，關於這兩任內閣，以往的分析多以其與GHQ 民政局的關係為主，這裡討論的是從協同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對抗的構圖中，來認識這兩任內閣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地位。
最後第六章討論的是，包括講和方式在內，統合了波茨坦體制、舊金山體制、日本國憲法體制、五五年體制、日本式經營體制的戰後體制到底是甚麼，它又封印了哪些問題。通過這樣的論述，本書想要為敘述戰後提供一種線索，使其成為既非成功故事式的，又非對被封印的各種問題採取迴避態度的自我陶醉式的敘述。（雨宮昭一《表述戰後—從成功故事與自我陶醉到「學問」》）
注釋
[1] 原文為飛特族／自由職業者。
[2] 基於協同主義的自治。協同主義，即Corporatism，或譯為社團主義、法團主義、合作主義、統合主義等，指源於歐洲政治的一種現象，各行業的行業協會或工會與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協作關係，並通過此方式保證了社會對政治的參與和發言權。其經典定義可參考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36, no. 1, 1974，在日本的發展源流可參見上述這本書的注解11。但需指出的是1930年代日本語境下的「協同主義」是否等同於源自歐洲的自下而上的社團主義（社會導向的社團主義）還有很大爭議，因其帶有明顯的由上而下（國家導向的社團主義）的特徵，譯者保留了日文協同主義一詞以示區別。
[3] 指1990年代到現在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的擴散、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的並不是自由放任型的市場經濟，而是帶有全體主義特徵或更極端的說是以市場經濟為名的全體主義制度。此詞並非學術概念，而是自1990年代中後期日本為擺脫長期經濟衰退進行結構改革逐步實施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背景下，大眾輿論中為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創造的組合詞。
[4] 翼贊的本意是輔佐天皇，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贊會為翼贊體制的核心組織，此體制下政府奉行「一國一政黨（或組織）」的方針，是與納粹德國等相仿的獨裁專政體制。其體制是由近衛內閣提出的，因此又稱「近衛新體制」。
[5] 指1920至1930年代馬克主義經濟學者中對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過程的爭論。主要分為勞農派和論座派，其中論座派的理論是日本共產黨的建黨基礎，認為日本是天皇領導下的絕對主義制，首先需要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然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又稱革命的兩階段論。而勞農派則認為明治維新已經相當於民主主義革命，堅持可以一舉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段論。
[6] 本書所討論的「總力戰體制論」雖然在1980年代就已經出現，但當時美國、英國都已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中曾根政府下日本也開始推行小政府、削減政府開支，對「總力戰體制」的回顧也和當時對戰後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思密切相關。其論點基本上可以概括為肯定總力戰體制下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強調戰後體制對其的繼承，其論者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