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四：大正民主運動》（香港：中和出版社，2016）。
兩個吉野
政治學家吉野作造可謂「大正民主」的象徵。他有兩張照片，都攝於1920年（大正九年）前後，他四十歲左右的時候。一張照片中，吉野穿着輕便和服和孩子們在玩耍。另外一張照片中，他領着家人和僕人，一副大家長模樣統率着全家。這兩張照片的落差──一張的態度是尊重身為家庭一員的「個人」，另一張擺出身為大家長的「公家人」的嚴厲面孔，兩者極不統一—表明，大正民主時代必不簡單。追求政黨政治、貫徹自由主義的是吉野，以長谷川如是閑不是學者為由而拒絕其加入黎明會的，也是吉野。另外，對中國的五四運動抱有「極大共鳴」的是吉野，「坦白直言」對學生的行動方式抱有「一種反感」的，也是吉野。兩個吉野之間，表現了後人在評價大正民主時的猶豫。
吉野作造生於1878年（明治十一年），是宮城縣古川的一位棉線商的長子。從第二高中畢業之後，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政治學。二高時代，他接觸到基督教，成為了教徒。吉野結婚很早，大學畢業後，他曾在中國（天津）擔任袁世凱兒子的家庭教師，時間不長。他於1909年2月開始在東京帝大講授政治史，翌年四月起留學歐洲和美國，歷時三年。
回國後，1914年1月，吉野投稿給《中央公論》。自那以後，他在《中央公論》上幾乎每期都有文章。他講解民本主義（後來，多用「德謨克拉西」），批判藩閥政治，主張普選，並積極與人論戰。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會議、[1]米騷動、原敬內閣的誕生、「滿州事變」[2] 等大事件，他當然會做出評論，每次都提出不可或缺的意見。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參與實踐活動，建立了黎明會、新人會這種主張民本主義的團體。1924年2月，吉野從東京帝大辭職，加入朝日新聞社，擔任編輯顧問兼評論員。
吉野就這樣成為了日本二十世紀初期卓越的啟蒙家。他思考和行動的基礎，是「民眾」的存在。
兩個轉折點
吉野在《回顧鼓吹民本主義的時代》（《社會科學》，1928年2月）一文中，這樣寫道：「日俄戰爭一方面讓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的海外發展，另一方面又促進國民自覺，幫助提升民智，從而帶動了民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已為眾人所知。」
吉野在此文中以他自己的著名論文《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中央公論》，1916年1月）為中心，「回顧」彼時「鼓吹民本主義的時代」，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
人們開始認識到，明治維新以來推行的近代化，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中得以完成。與此同時，人們還得到這樣的印象，日俄戰爭後，擔任國家和社會中層砥柱的那一代人，很快被代替，第二代人（新一代）登上舞台。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歷史中，人們都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這個劃時代包括「民眾」的登台。
不過，吉野還繼續寫道，「從那時起到今天，這六、七年，是一個在思想和運動的發展上急速飛躍的時代」。他同時指出，1916年到1928年期間變化巨大。在時間上，吉野把日俄戰爭前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視為兩個劃時代的時期，他指出，當時，帝國主義式的膨脹和民主共存。吉野對同時代的認識有多敏銳，從這些發言中可見一斑。
與東亞民眾一道
「我和一個個朝鮮人親切會面並聆聽其言論後，很意外的發現，現在仍對日本的統治有諸多不滿的朝鮮人，為數不少。姑且不管他們的那些不滿意見是否正確，我們不能把這些意見當作耳邊風」（《視察滿韓》，《中央公論》，1916年6月）。這是吉野在1916年3月至4月到朝鮮和中國旅行的基礎上寫成的。加上這次旅行，他一共三次踏上朝鮮和中國。吉野作造關注的「民眾」，有日本民眾，同時也包括東亞民眾。
考察同時代的日本時， 日本殖民地朝鮮、台灣、（南）樺太[3]的民眾，受到以日本為首的各國侵略的中國的民眾，這些民眾的動向不可或缺。吉野和金雨英、金榮洙一起，召開了與朝鮮人的懇談會（1917年1月5日。從第二次會議開始，叫做「參話會」），與獨立運動的骨幹接觸。另外，在寫《支那革命小史》時，他不但從殷汝耕、戴天仇等革命活動家那裡獲取信息，還與孫文、黃興等人會面。中國留學生被捕事件（1918年5月）發生時，吉野要求救援和保護中國留學生。1919年三一運動（朝鮮）和五四運動（中國）發生時，他在論文中表達了共鳴。
但是，正如吉野曾被人嘲諷性地叫作「吉野民主作」[4]一樣，左派社會主義者和右派國粹主義者都批判吉野。歷史上，有一段時期人們對他持否定的態度，評價說他的帝國主義批判太溫和了。對於吉野和民主主義，甚至還有評論者說，這兩者都是帝國主義式的論調。事情也許同時關乎對吉野的評價和對大正民主的評價。
帝國與大正民主
本書作為「日本近現代史」第四卷，筆者要在此書中講述約四分之一世紀的內容──從日俄戰爭後1905五年左右開始到1931年九月「滿州事變」發生的前夜結束。吉野作造既敏銳地觀察着這個時代，自身也作為其中一員參與設計它。人們通常稱這個時期為「大正民主」，把它視為一個實現了政黨政治、社會運動向前發展的時期。現行的高中教科書說明這個時代時，用的就是這個提法。
不過，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不同的論者在使用「大正民主」一詞時，在時期、內容、所指對象，甚至是歷史評價方面，有着不同的用法。現實情況是，「大正民主」不管作為歷史用語還是作為歷史概念，我們都很難說它已被明確定義。隨着指標所用地方變化，這個詞也會呈現出不同內涵。但是，人們達成一種共識──「日本」的歷史在這段時期產生了劃時代劇變，呈現出新的時代面貌。
本書也基於這種認識，以日俄戰爭後到「滿州事變」時的時空為對象進行敘述。大日本帝國的發展和帝國中的社會運動、以及大眾社會的前進，貫穿了這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嘗試着描繪出帝國範圍內的社會狀態。在考慮到二十世紀民主與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殖民地主義—現代主義的關聯的情況下，嘗試探索出二十世紀初民主的歷史性格。
注釋
[1] 中國大陸一般稱它為「巴黎和會」。本文的腳注都是譯注。同一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中日雙方的命名經常不一樣。即使在日本學界內部，也常會因為學者或學派的觀點不一樣，對同一事件或現象的叫法就會有不同。譯者在翻譯時尊重原作者對史實的提法，會用加註的方式標註出中國大陸的慣用提法。
[2] 中國大陸稱「九一八事變」。另外，本文中，除了個別的專有名詞或書名（如報紙名《滿洲日日新聞》、書名《滿洲的日本人》）之外，原作者一般使用「滿州」而不是「滿洲」。
[3] 中國大陸常稱它為庫頁島，俄羅斯叫它薩哈林島。
[4] 這個綽號是把吉野作造的名字「作造」改稱為「民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