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三：日清、日俄戰爭》（中和出版社，2016），標題為編輯擬定。
京都式偶人與東京式偶人
三月份將要來臨時，各家偶人店裡的女兒節偶人的櫃台就相當的熱鬧。穿著天皇皇后衣飾的男女對偶的站立方式有兩種：正面的男性偶人站在右面的「京都式」和站在左面的「東京式」。在岐阜縣高山市舉行的「飛驒偶人節」時，市內各家所裝飾的對偶，兩種排列方式都可見到。從「天子南面東立」的中國王朝的傳統來說，「京都式」是對的。那麼，「東京式」是為甚麼、又是在甚麼時候產生的呢？
這與十九世紀中葉時江戶時代的社會風俗和習慣轉換成歐洲的樣式這一大趨勢很有關係。
當時的人們有著強烈的「歐化」意識，覺得從歐洲可以學到的東西，要比從原先的先進國家中國和朝鮮多得多，這樣的一種社會潮流，從江戶幕府的末年開始漸漸興盛起來，到了明治維新以後，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種國家性的判斷了。天皇家族，在以歐美為範式實現立憲制的同時又擁有王權，當他們以這種新的形式再次出現在政治舞台的時候，其站立方式也變成歐洲式了。（若桑綠《皇后的肖像》）
戰前各家各戶家裡的牆上所掛的天皇皇后的相片，是橫向的左右排列，而在小學舉行儀式的時候，根據上面的指示（1901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山梨縣的訓令等），兩個人的「御真影」要朝向南面，那麼從正面看過去，左面是天皇的肖像，右面是皇后的肖像。這就是「東京式」在全國傳開的背後的原因。
1900年5月10日，皇太子嘉仁親王（就是後來的大正天皇）與九條節子的婚禮，是在神社舉行的「神前婚禮」，這在天皇家族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一般日本人的婚禮，是在自己家裡舉行的三叩九拜的儀式（也就是所謂的「人前婚禮」），從那以後，人們就以皇室的婚禮和基督教的教堂婚禮為楷模，廢棄了從前的傳統方式，日比谷大神宮就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了神前婚禮，並在各地傳開。明治維新這一政治性的事件通過文化形式的展開，使得「歐化」的大潮自上而下地席捲了整個「日本」。
那麼日本人是如何學會了「歐美」模式的呢？
來自歐美
有關1871年（明治四年）至1873年岩倉海外使節團[1]在歐美的見聞，久米邦武的《美歐回覽實記》中已有很詳盡的記述，他們確實廣泛考察了歐美諸國的自然環境和國家形態，然而他們的興趣，還是在於「富國強兵」政策。昔日江戶幕府舊臣的成島柳北[2]，這一時期是在法國，他看到了一個「有著劇場和美術館的巴黎」，而使節團一行，則必須要看「有著要塞和工廠的巴黎」。（前田愛《成島柳北》）他們對歐美訓練有素的軍隊大感震驚，他們認真參觀了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維斯卡公司，在普魯斯仔細考察了克虜伯公司。
日本為了要擁有並有效使用一支強大的軍隊，它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怎樣相應的變化，這一點是理解日本近代史所不可欠缺的。自1894年開始的十年中，近代日本經歷了三次戰爭，我們當然必須看到因戰爭這一外在的壓力和軍隊這一內在的壓力而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的這一歷程。
這一拚命學習西方的結果，就是使維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國家財政幾乎一直處於盈餘的狀態。可以說，岩倉使節團所學到的東西結出了果實。他們必須在與民權派處於緊張關係的同時，努力推進內政的改革，這一關係，到了「初期議會」的時候，就更加激化了。正是帝國議會的激烈討論和爭執，才帶來了「初期議會」時期的健全的財政。不應該以狹隘的視野將這一時期的政治爭執簡單地看作權力鬥爭，而應該在圍繞如何理解近代國家這一基本構想而出現的歧義這一語境中來重新認識。在上一卷裡敘述的對立和競爭，在本卷中仍將持續。
來自亞洲
亞洲各國所認同的是「初期議會」時期的日本，也就是說在推進歐美式的近代化的同時，經過了與民黨[3]的爭執和紛爭，建成了立憲制的「小政府」和議會。正在拚命摸索獨立的國民國家進程的朝鮮（韓國）、努力設法使衰退的能量重新復活並使王朝繼續得以延承的清國等，之所以積極地向日本派出留學生，是因為可以從中就近學習歐美文化，將其作為一個鄰近的家庭教師。清國的一位權威的政治家張之洞表示「中〔清國〕東〔日本〕之勢力、風俗相近，易仿行〔模仿〕」，因而倡導留學日本。（《勸學篇》）清朝末期留學日本的人數，據說在1905五年、1906年達到了八千人。求知的慾望將許多青年人引導到了未知的小國日本。
原本在日本和中國並無支持眾多的留學生出國求學的國家性制度，因為歐美列強試圖在經濟上向亞洲地區強勢進入並擴展他們的權益，因而使得亞洲國家產生了「亞洲危機」的意識，亞洲各國和地區也以紡織業和原有的產業為核心，努力推進近代國民經濟的形成。在這過程中，建起了印僑和華僑等廣泛的人際網絡。（籠谷直人《亞洲國際通商秩序與日本》）正是這樣的人際網絡，成了接受留學生的另一個基盤，也是靠了這樣的人際網絡，康有為、孫中山等政治流亡者來到了日本。
甲申事變[4]失敗之後，金玉均等朝鮮政府的高官也流亡到了日本。印度的鮑斯[5]流亡到了日本，在東京受到了「中村屋」老闆相馬愛藏和黑光夫婦的厚遇，這已為人們所熟知。對於他們的流亡日本，面對歐美列強和清國的壓力，日本政府當時無法進行正面的有力應付，無法成為他們的倚仗者，但是流亡者們依靠了在亞洲貿易中形成的人際網絡，冒著危險來到了日本。與當權者可以恣意妄為的亞洲其他地區不同，在法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近代日本，其依法行政的國家構造也許成了他們另一個可以依靠的條件吧。與江戶時期的法律制度已經做了切割，以歐美諸國的法律為範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過程，也是這一時期需要討論的課題。
文明文化的雙向性
近代日本在學習歐美文化方面，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導致了1946年日本的徹底失敗，這些內容將在下面幾卷中會有敘述吧。問題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是單方面所強調的。日本消化了歐美的文化，創造了許多翻譯詞語，然後將其傳到了清國和韓國等的漢字文化圈，人們只是單方面地強調這一些，而這些卻是被敘述得過分了。
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中國文明，首先消化了歐洲的文明，然後將其輸送至亞洲，這些事實為何被如此簡單地遺忘了呢？日本首先是通過中國將歐洲語言的知識譯成了漢文的文獻才達到了對世界的把握。地球、地中海、紅海、熱帶等的地理詞語，病院、大學、文科、理科等的社會性詞語在日本的使用，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如略所撰寫的五卷本世界地理著作《職方外紀》在1623年出版了漢譯本之後，傳到了日本的結果。數學上也一樣，在中國被翻譯的詞語就這樣拿到了日本使用，現在甚至有些詞語它原本的意思也搞不清楚了。比如幾何、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等等。
在中國創制的「萬國公法」一詞，後來被箕作麟祥[6]創制的「國際法」一詞取代了，但是表示溫度的「攝氏」、「華氏」現在仍在使用。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各種各樣的西方書刊需要被翻譯過來的時候，這一傾向就越加明顯了。1810年代，人們編纂了《英華辭典》，被譯成漢文的樣書，幾乎都以相當的數量被運送到了江戶末年的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卷本的W．羅布存德[7]的《英華辭典》（1866年至1869年）和J． 杜立德[8]的《英華萃林韻府》（1872年）。羅布存德的辭典，後來也可能反過來從日本傳到中國去，但其前提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在清國已經有了洋書的翻譯活動。
確實，自杉田玄白[9]的譯本《解體新書》問世以來，翻譯的領域從醫學擴展到了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等，這樣就產生了許多日本創制的新詞語。即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中，也必須指出，他們的開創性業績，也是依靠了漢字的表意性特點，將漢字詞語所擁有的造詞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比如像「重力」一詞，就是糅合了zwaarte（重）和kragt（力）的意思，「焦點」一詞，也是糅合了brand（燃燒）和punt（點）的含義，這也是熟知漢字詞語威力的江戶時代的知識人才可能創造出來的新詞語。（吉田忠《從〈解體新書〉到〈西洋事情〉》、湯淺茂雄《明治時期的專門用語與漢字》）
後來成了日本近代化領袖的福澤諭吉，他的啟蒙對象是普通的國民，因此他在翻譯的時候，也用心良苦地盡可能避免難懂的生僻造詞，而是用能夠達意的詞語，所以他藉助清朝的《康熙字典》來搜尋詞語，創造出大家所熟悉的詞語。比如根據「汽」一詞創造出了「蒸汽」、「汽船」、「汽車」等新詞。所謂「歐化」的學習消化，是亞洲人的共同努力才最終完成的。（同上出處）
這種知性的力量，在近代日本是以怎樣的形態被繼承和增大了呢？
近代日本和亞洲
根據對現代日中兩國使用的漢字詞語的實際狀況的調查研究，學界認為，字體相同的詞語，百分之六十八是來自於中國的古典，百分之二十七是源於日本人的創造。（高野繁男、王寶平《日中現代漢語的層別》）總的來說，這顯示了中國漢字詞語的強大的表現力，不過在軍事用語和經濟用語方面，近代日本所創造的詞語比較多。在東亞各國共同創造詞語的過程中，從日本傳入的詞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從詞語的層面顯示了日本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在亞洲不斷壯大的事實。迅速崛起的亞洲小國，是如何來建構它的對外關係的呢？這也是本卷要討論的課題。
本卷在「日本近現代史」系列中要負責的是從第一屆帝國議會舉行的1890年至日俄戰爭結束的十五年歷史，考慮到日俄戰爭導致的國際政治的結果是對韓國的合併，因此實際上的敘述會稍稍延長到1910年。本書將從亞洲和世界的視野來考察這兩場戰爭給亞洲與日本的國家和社會帶來了怎樣重大的變化。
注釋
[1] 1871年至1873年，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全權大使的使節團赴歐美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事宜，這一目的雖未達成，卻因此廣泛考察了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軍隊諸種實況，決定以歐美諸國為楷模推進全國的近代化進程。──腳注均為譯者注。
[2] 成島柳北（1837—1884），日本近代的新聞記者、隨筆家，江戶末年曾擔任幕府的會計副總裁等職，1872年漫遊歐美，以《柳橋新志》而揚名文壇，後擔任《朝野新聞》社長，被視為民權派媒體人的領袖。
[3] 指早期日本的議會中與政府對立的自由黨、改進黨等政黨，大致類似今天的在野黨，受政府支持的政黨則被稱為「吏黨」。
[4] 指1884年農曆甲申年發生在朝鮮的、由日本支持的開化黨人金玉均等發動的試圖推翻舊有朝廷的政變，後在中國的武力干預下遭到失敗，金玉均等逃至日本。
[5] 鮑斯（Rash Behari Bose ，1886-1945），印度獨立運動活動家，1914年流亡到日本，成為餐館「中村屋」老闆的女婿，後加入日本國籍，與孫中山有交往。與另一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鮑斯（Chandra Bose）並非同一人。
[6] 箕作麟祥（1846—1897），日本法學家，曾留學法國，主持過西洋法律文書的日文翻譯。
[7] 根據日語發音查尋到的西文原文是Wilhelm Lobscheid（1822—不詳），1848年在香港從事佈教活動，1854年作為美國東印度洋艦隊的翻譯在日本逗留約半年。他所編撰的《英華辭典》後來流入日本，在日本影響頗大，1883年在日本出版的《英華辭典》增訂本上，原著者的姓名用漢字標為「羅布存德」，有的標為「羅存德」。
[8] 原文應為J. Doolittle。
[9] 杉田玄白（1733—1817），江戶後期的醫生，與人合作將德國人所著的Anatomische Tabellen （解剖圖譜）譯成《解體新書》出版，影響甚大。另著有《蘭學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