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中和出版社，2017），標題為編輯所擬。
曠日持久的「戰後」
為何「戰後」沒有結束？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格魯克[1]指出：無論在哪個國家，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這一時代，都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階段結束，儘管此後的時代被當作「現代」來處理，但在日本，「漫長的戰後」還綿延不斷。（《現在中的過去》）
當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幾度做過「戰後」的終結宣言。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企劃廳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經濟報告》（1956年）即所謂的《經濟白皮書》，它因高調宣言現在「已經不是『戰後』」而引起議論。另外，1965年（昭和四十年）88月，作為戰後首相初次訪問沖繩的佐藤榮作，他在那霸機場發表的聲明中闡述：「我十分清楚，只要沒實現沖繩回歸祖國，對我國而言，『戰後』就沒有終結。」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這種認識，那『戰後』是由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本土而結束。確實，對日本戰後史而言，這個1972年是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日本1956年與蘇聯恢復邦交、1965年與韓國建交，於1972年這年與對日戰爭中蒙受最大傷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邦交。在1951年簽約的《舊金山和約》裡，代表中國的政府和韓國政府未受邀請，蘇聯也拒絕簽約。這是冷戰下的「單邊媾和」。如果考慮到如此事實，雖說還遺留著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問題，但由於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可以說日本終於實現了「全面講和」。
所謂的戰爭責任問題
然而此後，「戰後」這個詞語也絕對沒有成為廢詞。作為理由之一，我可以舉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處理只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實施。尤其是一進入九零年代，就如同慰安婦和強制勞工一樣，從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中開始響起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戰後補償的呼聲。即使在日本國內，從遭受《治安維持法》鎮壓、虐待的人們那裡，從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中也出現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動向。根據2006年四月朝日新聞社所實施的輿論調查，「對於通過侵略和殖民地統治而造成傷害的國家和人民，你認為日本充分做到了謝罪和補償，或認為還不夠充分呢？」回答說「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於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回答說「還不充分」。這說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戰後處理還未結束。
與戰後處理問題相關聯，重要的是對於曾經的戰爭的評價，它在日本人中間並非固定不變。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關於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和滿州[2]事變後一系列戰爭的性質，開始有關這些問題的真正討論是在1980年代以後。關於其歷史背景，請參照我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在此，我想重視這一事實：許多國民感到日本從未正面直對戰爭責任這一問題。比如：根據每日新聞社2005年8月實施的輿論調查：「關於戰爭責任，你認為日本戰後的討論是充分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回答「是充分的」的人僅有百分之十四，而回答說「不充分」者竟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書當中，我想依據如此狀況，深入思考戰爭責任問題，它原本應該成為戰後處理之前提，與此同時，我想重新構築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時代。這種場合下的戰爭責任，已不單是日本國家與日本人對外的責任問題，我也希望把日本國家領導人對於日本國民的責任問題也放入視野加以思考。
對於戰爭的想像力在減弱
作為「戰後」沒有結束的另一項理由，我們可以舉出，戰後的日本社會沒有再次直接體驗戰爭。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日本都以協助美國軍事行動的方式深深地參與了，但日本自己沒有成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體。如果直接體驗了新的戰爭，那該戰爭的戰後才會開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才宣告終結，或由於新的戰爭而被相對化，並埋沒於其中吧。
然而，所謂未曾體驗新的戰爭，也就意味著除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體驗者，不存在其他的戰爭體驗者。而且隨著時光流逝，戰爭體驗者顯然在減少。毋庸贅言，作為戰鬥者集團的自衛隊也不可能與如此的時代潮流毫無關聯。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戰史教官室長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闡述如下（白石博司《戰史雜感──（其一）》，載《陸戰研究》1995年12月號）：
近年來，舊日軍相關人士離開自衛隊的現職，而歷經實戰者也年事已高，自衛隊也逐漸成了毫無實戰經驗的軍事集團。對於把體驗、實踐嚴酷軍事當作專業的我們自衛官幹部而言，作為學習實戰的教材而被保留下來的，除了戰史，別無其他，即便如此表述亦不為過。我認為潛心研習戰史的時代到來了。
雖然出於大相徑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樣懷有部分危機感。因為它使人感到：在親歷戰爭的這代人日益減少之時，在現在的日本社會裡，對於戰爭現實、戰場現實的真實想像力在急劇減弱。我感覺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開始，如此變化就已開始。電視中所看見的最先進的高科技武器、讓人以為是「大本營發佈」似的美軍發言人的戰況報告、洋洋得意地只顧解說武器性能的軍事評論家等等，在如此報道的漩渦中，我們難道不是在不知不覺中，用戰爭遊戲一般的思考和感覺來觀察、評論戰爭的嗎？至少在那時，匍匐在最前沿的戰壕裡與死亡恐怖搏鬥的士兵、被捲入戰爭的民間人士犧牲者，他們的存在已完全脫離了我們的視野。
我自己也未經歷戰爭，是1954年出生的「戰無派」[3]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親歷戰爭，是否也能具有對戰爭現實和戰場現實的想像力呢？倘若無法想像未能直接經驗之事，那歷史學這一門學問也就難以成立。
具體而言，在本書中，我想把下述問題意識作為另一個核心重新構築那個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意識就是要恢復一種現實想像力，它是對人被投入到殺與被殺的殺戮戰場的想像力，是對巨大蘑菇雲下所發生無數事件的想像力，是對時代與社會強大壓力的想像力，這種壓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兒子之死視為「光榮戰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敵人臉上」可以發現「人性體現」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書中，我把始於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日本簽署投降文件而結束的戰爭稱之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當初使用的「大東亞戰爭」是個太意識形態的稱呼，而現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戰爭」也是以日美戰爭為本位，用此稱呼的話，中國戰線和東南亞佔領地的重要性有可能會喪失殆盡。在我也擔任編輯委員之一的《岩波講座 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卷中，提倡用「亞洲、太平洋戰爭」這個廣義概念來把握滿州事變、日中戰爭[4]、「太平洋戰爭」這一系列的戰爭，這是因為基於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想在包括戰後在內的時間延伸和「帝國」這個空間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場戰爭。在繼承這個問題意識的同時，本書中把「亞洲、太平洋戰爭」作為替代「太平洋戰爭」的名詞加以使用，理由是出於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適當稱呼。
注釋
[1]卡羅爾．格魯克（Carol N. Gluck，1941–），美國歷史學家，著有《日本的現代神話》、《昭和：裕仁的日本》。全文腳注均為譯者注。
[2] 對於中國東三省的舊稱「滿洲」，中文文獻一般均用「滿洲」表示，但日文對此的表述多用漢字「滿州」，本書作者沿用「滿州」一詞。本書譯文也用「滿州」，只為尊重原著，並不代表認同這一表述。
[3] 戰無派：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沒有戰爭體驗，在經濟發展時期度過青春的那代日本人。
[4] 指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