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為〈猿猴能說話嗎？：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刊於《「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三聯，2018）。標題為編輯擬定。
本文初稿〈西西《猿猴志》與香港動物書寫〉曾在2015年「戰後馬華、台灣、香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感謝許文榮教授及與會者不吝指正。
為寫作此書蒐集資料，西西和何福仁曾多次參觀亞洲各地動物園與保育中心，了解猿猴的生活情態，因此了解到人類對猿猴做成很大的傷害，這些人類的近親許多瀕臨滅絕，都拜人類濫捕濫殺，以及大規模砍伐樹林所致，西西對這些惡行深痛惡絕。可是，對於動物園，二人的態度卻曖昧得多。
〈動物園、保育中心〉對談中不乏動物園劣跡斑斑的記述，書中不只一次提及惡名昭彰的例子，是德國科隆動物園為了買一隻大猩猩幼兒，把大猩猩全家殺害一事（頁113）。英國野生動物園Knowsley Safari Park因為財政支絀，把數十隻珍貴的狒狒、羚羊等殺死，曝屍多日，任由蛆蟲滋生是另一惡例（頁113）。可是，篇中記載更多的是二人走訪保育中心、野生動物園的正面經驗：香港動植物公園「猿猴居住的地方都很潔淨，樹木的佈置也有心思，猿猴看來都很愉快」（頁111）；馬來西亞沙巴的史必洛保育中心遠離鬧市（距山打根市區25公里），佔地4,500公頃，主要收留受過傷，或被捕捉豢養過的動物，保育員會教育幼年的動物野外生存技能，兩、三年後再野放在附近的保護森林，遊客來參觀，可在觀看台上遠看保育員一天兩次的餵食；[1] 沙巴州山打根市郊的拉卜灣長鼻猴保護中心的觀眾台在樓上，距離餵食台要更遠些，遊客伸手摸銀葉猴，會被飼養員喝止（頁119）；馬來西亞砂勞越的峇哥國家公園（Bako National Park）則位於小島上，遊客看動物也是在木搭的走道上遠遠觀看（頁120）；上海野生動物園的狐猴島也用開放式，「環尾狐猴都很活潑、健壯」（頁121），比日本名古屋的犬山猿猴公園裡的環尾猴看來要健康些，因此西西也不禁說「這是最成功的了」（頁121）。
也許是這些在動物園及保育中心與猿猴接觸的正面經驗，讓他們對動物園這爭議極大的話題看法比較正面，認為動物園是一個城市的記憶，「大家偶然去一次，看着熟悉的動物長大、老去，小孩子也隨着長大」（頁110），因此，日本名古屋東山動物園為死去的大猩猩設祭壇，供人憑吊，西西認為「東山的做法是認真的，是要孩子知道：珍重生靈。」（頁110）並肯定現代動物園建立的理想，除了提供娛樂，還要承擔教育作用，「讓大小朋友見識動物，特別是本地沒有的動物，對動物產生感情，從而懂得愛護動物，提高保護環境的意識。」（頁111）西西勾勒出一幅動物園的理想圖像，認為除了娛樂、教育外，動物園還應該有保育作用，幫助繁殖瀕臨絕種的動物，並且為失去野外求生能力的動物提供棲居之所。為了達到這動物園理想國，必須有充足的營運經費，因此，利用動物賺錢也是可以接受的，「租借稀有的動物到外地去，可以賺錢，回饋同類的保育中心，例如熊貓就是。」（頁112）為了收入穩定，動物生活有保障，「有些動物園搞些動物表演，吸引觀眾賺錢，幫補收入，也就是可以理解。動物也需要運動，據說有些也喜歡這種運動，譬如海獅、鸚鵡之類，只要不是太難、變態」（頁114）。甚麼是太難、變態的表演呢？何福仁認為像老虎跳火圈、袋鼠打拳，訓練過程一定用鞭子恫嚇，甚至虐打，就應該禁止。（頁144）然而，他們也知道，「我們講的是理想的動物園，實情呢，恐怕大多不是這樣。」（頁113）
動物園的存廢，國際社會上一直存在極大爭議，即使如保育瀕危動物這樣似乎名正言順的目的，倡議動物權益者與主張圈養保育的環保倫理者之間，也一直存在不易調解的分歧。環保倫理者認為動物權益倡議者只關顧個別動物，忽略整個物種的存亡；[2] 關注動物權益者則指出，人為遷移無可避免會為動物帶來長期壓力，不但影響個別動物的健康，更因而減損瀕危動物的數量，最終無法達至保育目的；[3] 動物園圈養的大部分均非瀕危物種也是不爭的事實；保育與野放成本高昂，野放成功率卻非常低[4] 等等，都是動物園或保育中心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5]
何福仁在書中提到好些成功的保育例子，如阿拉伯長角羚、熊貓、紅毛猩猩等（頁111–112），的確保住了物種不致滅絕，然而圈養保育引致的道德與動物生存狀況問題，仍然不易回答。以香港人熟悉的大熊貓為例，人工圈養環境下大熊貓往往發情難，成功交配不易，然而研究指出，野外大熊貓成年後的繁殖行為卻非常活躍，雄性會相互競爭，雄性和雌性會與多個異性交配，繁殖活動自由活躍。[6] 這些動物生存的自然本能，在人工圈養的環境下卻無法自然發生，往往得使用人工繁殖方法，強行在成年雄性熊貓生殖器上插入膠管取精，並麻醉雌性熊貓導入精液。可是在高壓環境下，熊貓的成功受精率卻很低，為了提高成功率，雌性熊貓有時會被連續麻醉十多天。這樣的人工繁殖，被批評違反動物本性，損害動物的基本權利。[7] 臺灣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裴家騏更指出，很多圈養機構或動物園繁殖瀕危物種「背後的思考不全然為了保育，極可能只是為了技術的突破」。[8] 中國的熊貓外交，完全與保育無關，長途跋涉運送更損害個別熊貓的身心健康，危及熊貓整體的生存，嚴重削弱了保育的正當性。
上面提到商業租借熊貓賺錢的事，在國際上引來很大反對聲音。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與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在內的國際自然保育組識都強烈批評商業租借大熊貓計劃，申明反對捕捉野生熊貓作商業借租的立場。[9] 1998年世界自然基金會與美國動物園及水族館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更聯合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出訴訟，要求禁止俄亥俄州托雷多動物園（Toledo Zoo ）展示兩隻適齡繁殖的熊貓，[10] 結果促成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修例，規定進口大熊貓的動物園須確保中國把半數以上租借所得的費用用於保育野生大熊貓及其棲息地上。[11]
動物園的教育功能，則受到更多的質疑。臺北市立動物園在2008至-2014年的《政策白皮書》中即坦承：「綜觀全球各地較先進的動物園所強調的保育與教育功能，近年來也受到外界更多的挑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於圈養野生動物在保育意義上的質疑，其次則是對於圈養動物福利的關切與對動物園所能發揮的教育意涵之質疑。」[12] 保育意義上的質疑主要在於動物園圈養的絕大部分動物都不涉保育意義，而且為了維持動物展示的品質，動物園要不斷購買狩獵者捕捉的野生動物，在供求的關係上，直接鼓勵了危害野生動物的狩獵工業；教育功能之質疑，則除了捕捉與囚禁野生動物與教育本質互相矛盾以外，批評者也指出，動物園的教育功能經不起分析。
西西提到理想的動物園應該盡量仿製自然環境（頁115），談到生態學家張樹義在《野性亞馬遜：一個中國科學家的叢林考察筆記》一書結尾時說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國見到如美國芝加哥野生動物園一樣的亞馬遜雨林微縮景觀，表示這也是他們的希望（頁125）。可惜無論人工動物園如何仿製自然，仍無法為野生動物提供自然的野外生活環境。許多研究與觀察報告均指出，困養明顯限制了野生動物漫遊覓食等自然活動，造成壓力與挫折，[13] 大部分動物園都有動物出現不正常或刻板行為（stereotypic behavior），甚至自殘舉動，如克立（Ros Clubb）及馬新（Georgia Mason）針對動物園中「漫遊性食肉動物」（wide-ranging carnivores）的研究顯示，這些動物普遍出現自然行為受挫、刻板行為，以及幼獸死亡率高等問題；[14] 蘭天明等研究圈養取膽的黑熊時，亦發現黑熊出現普遍的踱步、轉圈、擺頭和直立轉身等刻板行為；[15] 孟秀祥等研究甘肅興隆山養麝場的圈養馬麝，亦發現養麝場的餵食形態直接引起馬麝嗜食異物和刻板舔刮等行為，活動場所的限制則直接導致馬麝出現狂奔、來回走動、立台、跳牆和搭蹄凝視等運動性刻板行為。[16] 2013年5月網路上流傳一段香港海洋公園的海豚撞向池邊再翻身直插池底的影片，海洋公園事後向傳媒解釋，這條海豚Pinky衝向池邊是牠自小已有的「慣性獨特動作」，否認是自殘行為。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卻認為海豚撞牆行為罕見，雖然難以明確判斷怎樣才算動物自殘行為，然而重複撞擊，或表演中途跳出水池等行為，都會有壓毀內臟的風險。[17]彭仁隆歸納動物園動物出現身心異常的情況，主要是因為活動空間受限、天然環境條件改變，以及食物多樣性缺乏。[18] 事實上西西與何福仁也觀察到動物園的餵食改變了動物的自然吃食習慣，「野外的猴子總在不停地吃東西，而且是自己尋找，不是限定了時間，每天兩次。」、「那是人的時間，而不是動物的時間，是行政的考慮，也是給觀眾看的秀。」（頁121）改變動物的吃食習慣，動物也失去尋找、發現的樂趣。篇中提到違反動物天性的另一個例子，是北京、日本等夜行動物館。為了讓遊客日間可以看到這些夜行動物的活動，動物園於是把館內的燈光調暗，模仿黑夜，到夜晚休館時則燈光齊明，讓動物以為是白天。（頁122）為了滿足遊客，硬生生把動物的日夜顛倒。
所有動物園都標榜其教育公眾的職志，何福仁就舉德國慕尼黑海拉布倫動物園為例，園長韋斯拿（Hening Wiesner）認為負責任的動物園的首要任務是教育。（頁113）現代動物園有超過二百年歷史，卻只有少數動物園對這宣稱的重要功能過做科學的研究及評估，拿出具說服力的數據。美國華盛頓國家動物園是少數做過認真調查的動物園，2005年曾針對遊客瀏覽展場的時間做過統計，結果發現遊客對展示場中所提供的內容興趣不大。[20] 凱勒（Stephen R. Kellert）和鄧立（Julie Dunlap）以研究者身分，觀察美國費城等動物園內的遊客，結果發現人們來動物園最主要的原因，超過70%是因為家庭活動，其次才是觀看動物，參觀動物園後對動物的認識大致上並沒有提高。他們的結論是這幾個動物園的教育成效不彰。[21] 2007年美國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曾委托霍克（John H. Falk）等學者調查美國的動物園與水族館，卻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遊客參觀動物園及水族館，對他們認識野生動物及保育議題，都有正面而深遠的影響。[22] 然而，馬利諾（Lori Marino）等學者卻指出，霍克等人的調查至少有六大方法學上的問題，直接影響調查的準確性，並認為目前並無具說服力的證據顯示動物園及水族館在教育公眾與提高遊客的保育意識上有明顯幫助。[23]
至於亞洲地區，羅允佳也觀察過台灣的動物園，結果與凱勒、霍克等相近，一些細緻的觀察值得我們深思。據他觀察所得，進園的遊客以幼童和父母為主，其次是年輕學生或情侶；動物園的教育規劃都以學童為主，這些規劃的最佳引導和解說人員，就是牽着他們的父母。[24] 羅允佳舉出兩個典型的親子對話：
來到展示獅子的園區，有個小朋友的爸爸興奮地指着獅子說：「你看！獅子喔！」小朋友意興闌珊的應了一聲，爸爸又說：「獅子的英文怎麼說？啊？你記得嗎？」「來嗯。」「對啊，來嗯！那長頸鹿怎麼說？」小朋友的媽媽在一旁搧風：「這裡熱死了，趕快找地方喝飲料啦。」
有一隻食蟹獴在兩個定點來回快速地走動，旁邊小孩說：「媽媽，他怎麼這樣一直走來走去，他是不是瘋了？」媽媽說：「不是啦，他是因為貼心，想要走來走去給大家看啊！」[25]
只要稍稍觀察節假日的動物園或海洋館，你會發現上面的例子其實很普遍。動物園成為親子活動的上佳地點，有些動物園還附設機動遊戲（如香港海洋公園），大人小孩走馬看花觀賞動物禽鳥，看海豚表演，鸚鵡飛翔，排隊玩機動遊戲，人如潮水湧進湧出，這中間有多少與認識動物有關，恐怕都很清楚。更有甚者，是大人也一知半解，像上面的媽媽，傳遞了錯誤的知識。
當然，最自相矛盾的保育訊息，是假教育之名，行商業謀利之實，剝奪動物的自由，甚至危害動物的性命。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在中國積極推動民間監督動物園野生動物生存狀況的中華文化學院教授莽萍2003年創立「中國動物園觀察」，招募大學生參與調查中國各地動物園的狀況，結果發現情況非常令人擔憂：動物園以商業利益掛帥，動物通常得不到良好照顧，「動物表演極其野蠻，那些馴獸師完全違逆動物的天性，毆打是公開的」，「活體餵食是最大的商業噱頭，非常殘忍」。[26] 十多年來他做了多次調查發佈會，倡議「無動物表演城市」，單在北京就舉行了多次「讓北京成為無動物表演城市」的活動。
香港過去幾十年一直有動物表演，如荔園遊樂場自1950年代初從各地動物園引進動物，進行訓練與表演，[27] 亦時有外地馬戲團來港演出，[28] 動物展示環境惡劣，表演意外時有發生，社會的關注始終有限，[29] 大眾對動物馬戲還是津津樂道，香港政府甚至一度考慮在竹篙灣迪士尼樂園旁興建永久的馬戲表演場地。[30] 近年因動物權益團體「豚聚一家」、「動物公民」、「NPV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等的努力，動物表演的問題漸漸受人關注，最大的爭議大概要數目前仍以動物表演作招徠的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自1997年成立以來，一直標榜保育自然生態，推廣環保教育，然而近年卻出現大量動物死亡事件，[31] 園方拒絕透露死亡動物的品種，以至具體死亡原因，只稱為「自然死亡」。[32] 海洋公園亦從不披露海洋生物的來源，公眾無從得知這些海洋生物是否來自不人道的捕獵買賣。近年日本太地町的海豚捕獵備受爭議，隨着紀錄片《海豚灣》（The Cove）2010年獲頒第82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同年德文版著作Die Bucht: Flippers grausames Erbe出版，2013年中譯《血色海灣》面世，我們逐漸知道世界各地的海洋館裡的海豚表演背後，原來有這樣血腥的大屠殺事件。《海豚灣》的主要攝製者歐貝瑞（Richard O’Barry）本來是訓練海豚表演的老手，自1960年代起便親自捕捉並訓練海豚，主演美國家喻戶曉的電視片集《飛豚》（The Flippers）。在經歷親手訓練的海豚凱西（Kathy）死在他懷裡後，[33] 歐貝瑞放棄一手建立的海豚事業，為海豚的生存權奔走世界各地。該紀錄片揭露日本太地町每年以驅獵方式捕殺游經附近海域的海豚，利用噪音干擾把海豚趕進潟湖，第二天挑選傷疤較少的雌海豚賣到海洋館，其餘全部殺掉，每年被屠殺的鯨豚多達23,000條，把整個海灣都染紅。[34] 那些僥倖逃過屠殺命運的雌海豚，終生被困在狹窄的人工蓄養池，強迫訓練、演出。鯨豚專家皮雷瑞（Giorgio Pilleri）指出，海豚性喜群居，有極完善的社會結構，會照顧傷病同類，提攜幼小。人類捕獵餋養，破壞其團體，是極殘忍的事。[35] 海豚體內有極敏銳的聲納系統，用以探測距離，辨別方向，呼喚同伴。關禁在人工水池，感知能力會變得紊亂失序。[36] 皮雷瑞指出，生活空間狹小，強迫訓練演出，都會導致海豚嚴重的心理與生理失衡，包括喪失溝通能力、抑鬱、絕望，甚至自殺。[37] 為了讓海豚看起來「無憂無慮」，自捕捉的那一刻起，即需餵食五花八門的人工維他命、抗生素、殺真菌藥、鎮靜劑以及荷爾蒙。[38] 海洋裡的海豚平均壽命達三四十年，被囚禁的海豚卻只及這些野生同伴平均壽命的六分之一。[39] 因此，反對海洋館囚禁海豚、強迫表演的聲音從未間斷。
我們大概可以說，西西與何福仁討論動物園，大抵還是一種人本角度，認為讓人接近動物，有教育人尊重動物、珍惜自然的效果；也是一種現實考慮，既要保育瀕危動物，又贊成商業租借與動物表演。保育與商業運作，本來就是一種折中與妥協。
五、結論
西西志猿猴，做毛偶，百科全書式地介紹各種猿猴的特徵與生活習性，穿插各種相關的文學、歷史、遊歷、新聞、電影、神話傳說等資料，寫成這本知性十足，難以分類的猿猴博物志。知性底下，我們看到作家對猿猴單純的喜愛與尊重，視牠們為平等的生命，我們從西西的作品中一直見證這種平視萬物的視野。西西也一直維持一貫的知性筆觸，尤其這次大幅加進她與何福仁的對談，成為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談人類對猿猴的誤解與殺戮，也談猿猴的聰明與殘暴，「沒有美化，也不想醜化」，[40] 用事實除魅糾錯。西西雖立意為猿猴請命，希望藉此喚醒人類愛護生靈，然而她的眼光其實放在宇宙「更大的憂患和悲情」上，探索的是「整個生靈生存的權利」，[41] 把動物和人都放在這大格局上看，因此談到個別動物或物種的福祉時，難免有權宜與妥協，與動物權益倡議者的觀點難免有衝突。西西與何福仁的保育觀點，明顯屬於環保倫理的。然而就爭取動物權益層面而言，引起討論，甚至爭議，也許正是這書真正價值所在。動物保育與動物權益在香港社會一直引不起廣泛關注，上面討論的倫理爭論恐怕關心的人也不多。西西以其文壇地位，把動物議題帶進文學視野，拓闊動物倫理的討論，其博學的寫作策略，也示範了一種動物寫作的高度。
猿猴能說話嗎？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討論從屬階級能否發言時，指出了社會的權力結構欠缺從屬階級發言的制度與條件，正因如此，擁有發言權的知識分子更應警惕自己的位置，投入協助建立讓從屬者可以有效發言的條件。[42] 猿猴沒有人類的語言，即使被視為人類的近親，但在人類社會裡，牠們其實比從屬階級更弱勢。然而，事實證明我們並非不能接近並嘗試了解猿猴，著名動物學者如古德（Jane Goodall）、弗西（Dian Fossey）、高蒂卡絲（Birutė Galdikas）等已作了良好示範，數十年近距離觀察紅毛猩猩（高蒂卡斯）、黑猩猩（珍古德）、大猩猩（弗西），長期在野外與猿猴一起生活，除了建立起有關猿猴的生物學知識，讓我們可以正確了解這些人類的近親外，也揭露人類對猿猴生活環境的破壞，以及獵殺猿猴的暴行，致力守護與保育猿猴。許多人也從她們身上得到啟發，嘗試站在動物的立場，視牠們為生命的主體，平等看待，通過反省、辯論與行動，身體力行改變長久以來人類對動物做成的傷害。
注釋
[1] 網路上看到的旅遊團宣傳照，木板路上還是看到紅毛猩猩與遊人並排而走，而且遊人不少。〈西必洛猿人中心〉，沙巴君王旅遊網，2015年7月15日瀏覽，http://www.junwanglvyou.com/tour-packages-sabah-sdk02-sepilok-orang-utan-rehabilitation-centre.php。
[2] 持這樣看法的如J. Baird Callicott, “Animal Liberation: A Triangular Affair,” Environmental Ethics 2, no. 4 (Winter 1980): 311–338, POIESIS: Philosophy Online Serials, doi:10.5840/enviroethics19802424; 以及Holmes Rolston,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Molly J. Dickens, David J. Delehanty and L. Michael Romero, “Stress: An Inevitable Component of Animal Transloc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43, issue 6 (June 2010): 1329–1341, http://doi.org/10.1016/j.biocon.2010.02.032.
[4] 貝克1995年的研究顯示，145個野放保育繁殖動物的計劃中，只有十六個算是成功的。Benjamin Beck, “Reintroduction, Zoos, Conservation, and Animal Welfare,” in Ethics on the Ark: Zoos, Animal Welfare,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ed. Bryan G. Norto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5), pp. 155–163.
[5] 有關動物倫理與環保倫理之間的辯論，可參考Michael E. Soulé, “The Onslaught of Alien Species, and Other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Decades,” Conservation Biology 4, no. 3 (Sept 1990): 233-239, Wiley Online Library, doi:10.1111/j.1523-1739.1990.tb00283.x; Jozef Keulartz and Cor van der Weele, “Framing and Reframing in Invasion Biology,” Configurations 16, no. 1 (2008): 93–115, Project Muse Standard Collection, doi:10.1353/con.0.0043; Ben A. Minteer and James P. Collins, “Ecological Ethics in Captivity: Balancing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Zoo and Aquarium Research Under Rapid Global Change,” ILAR Journal 54, issue 1 (Jan 2013): 41–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doi.org/10.1093/ilar/ilt009; 及Jozef Keulartz, “Captivity for Conservation? Zoos at a Crossroad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8, issue 2 (April 2015): 335–351, Springer Standard Collection, doi.org/10.1007/s10806-015-9537-z.
[6] Ent：〈熊貓瀕危是因為繁殖力差嗎？〉，科學松鼠會，2013年5月29日，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81614。
[7] Roni Wong：〈佳佳，欠你的豈止一句 Sorry?〉，香港獨立媒體網，2016年10月23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53449。
[8] 廖靜蕙：〈動物園保育野生動物？學者：把動物照顧好〉，關懷生命協會，2016年11月18日，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6242。
[9] Resol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8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91), pp. 40–41.
[10] Philip M. Boffey, “Traditional Allies Battle over Pandas,”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88, http://www.nytimes.com/1988/05/31/science/traditional-allies-battle-over-pandas.html?pagewanted=all.
[11] “Panda Conservation,” WWF Global, http://wwf.panda.org/what_we_do/endangered_species/giant_panda/panda/panda_evolutionary_history/.
[12] 〈臺北市立動物園政策白皮書（2008–2014年）〉，《臺北市立動物園》，2014年12月22日，http://www.zo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A7199F880AAB2CB&sms=F2778D8C4876120C&s=F0F1B342A32268C4。
[13] 見David J. Shepherdson, Jill D. Mellen and Michael Hutchins eds., Second Nature: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for Captive Animal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8) 及Georgia Mason, Jonathan Cooper and Catherine Clarebrough, “Frustrations of Fur-Farmed Mink,” Nature 410 (March 2001): 35–36.
[14] Ros Clubb and Georgia Mason, “Captivity Effects on Wide-ranging Carnivores,” Nature 425 (Oct. 2003): 473–474. doi:10.1038/425473a.
[15] 蘭天明等：〈圈養取膽黑熊的刻板行為〉，《東北林業大學學報》第39卷第2期， 2011年2月，頁86–88。
[16] 孟秀祥、楊奇森、馮祚建、徐宏發、馮金朝、周宜君：〈圈養馬麝的刻板行為〉，《東北林業大學學報》，35卷第1期， 2007，頁47–48。
[17] 《蘋果日報》，2013年5月28日，http:// 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30528/18274833。
[18] 彭仁隆：〈圈養野生動物的倫理爭議──從動物園的存在價值談起〉，關懷生命協會，2005年9月30日，2015年7月2日瀏覽，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15。
[19] 柏：〈海豚的辛酸：我可以罷工嗎？──海豚「撞牆」抗議直擊〉，香港獨立媒體網，2013年5月27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6717。
[20] 根據彭仁隆的引述，統計顯示遊客瀏覽展場的時間極短，平均花在觀看動物的時間為：大衛神父鹿27秒，獅子跟犀牛1分鐘，金剛猩猩2分鐘，蝙蝠3分鐘，以及大貓熊5分鐘。見彭仁隆：〈圈養野生動物的倫理爭議〉。
[21] Stephen R. Kellert and Julie Dunlap, Informal Learning at the Zoo: A Study of Attitude and Knowledge Impacts (Philadelphia, PA: Zoological Society of Philadelphia, 1989).
[22] John H. Falk, Eric M Reinhard, Cynthia Vernon, Kerry Bronnenkant, Joe E Heimlich and Nora L Deans, Why Zoos & Aquarium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Visit to a Zoo or Aquarium (Silver Spring, MD: Association of Zoos & Aquariums, 2007).
[23] Lori Marino, Scott O. Lilienfeld, Randy Malamud, Nathan Nobis and Ron Broglio, “Do Zoos and Aquariums Promote Attitude Change in Visitor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Study,” Society and Animals 18, issue 2 (April 2010): 126–138.
[24] 羅允佳：〈那些動物園教我的事〉，《看守台灣》季刊，第十四卷第三期，2012年9月，頁51–57。
[25] 羅允佳：〈那些動物園教我的事〉，頁54。
[26] 陳宜中：〈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莽萍先生訪談錄〉，《思想》第29期「動物與社會」專題，2015年10月，頁230。
[27] 有關荔園的動物訓練與表演報道，見〈前荔園馴獸師 說茶果嶺動物故事〉，《蘋果日報》「專題籽」，2017年05月09日，http://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70509/20014862；及曾昭慧、楊俊浩：〈與獸同行二十載 蕭國威〉，《仁聞報》，2014年5月21日，http://jmc.hksyu.edu/ourvoice/?p=4178。
[28] 如大馬的沈常福馬戲團1950代曾來港演出。見潘有文：〈情緣馬戲團（上篇） 沈常福攜奇人異獸紅遍亞洲 馬戲團流金歲月〉，《中國報》， 2017年5月15日；及阿杜：〈沈常福馬戲團〉，《文匯報》，2000年9月16日。歷史風俗掌故專家吳昊的臉書專頁曾貼出幾幀題為「大象落難記」的照片，指1975年一個泰國大象表演團來港演出，門票銷情欠佳，又缺旅費回國，九頭大象與工作人員流落在銅鑼灣。見〈吳昊（老花鏡）〉，Facebook，2017年10月21日，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648102281908704&id=465275270191417。《華僑日報》1975年8月4日亦報道了泰國大象神技團來港演出的消息。2000及2003年莫斯科馬戲團曾兩度來港演出，2003年12月的一次包括有馴獸師和罕見的西伯利亞白老虎表演。見《文匯報》，2000年10月5日；〈莫斯科馬戲團叫好叫座〉；《明報》，2001年4月20日，《香港新聞博覽》；《蘋果日報》，2003年10月15日。
[29] 1970年8月1日荔園發生兩長臂猿脫籠傷人事件，《華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工商日報》均有報道，其中《大公報》及《文匯報》提及猿猴是受三青年擲石攻擊刺激，發怒而傷人，也提及受訪者「不滿有關方面管理失責」，重點都在管理與傷人，不在猿猴的照顧。除了《華僑日報》的報道比較平實，其餘三篇報道篇幅雖長，卻似獵奇故事，《大公報》、《文匯報》更寫得繪影繪聲，彷彿記者親歷其境，把新聞事件寫成引人入勝的驚險故事，可見當時社會連動物福利的觀念也很薄弱。《大公報》亦提及幾個月前亦有一次猿猴走失，幾日前又有一次猿猴咬傷人事件。見《大公報》1970年8月2日，第四版；《華僑日報》1970年8月2日，第一張第四頁；《香港工商日報》1970年8月2日，第五頁；及《文匯報》1970年8月2日。1974年12月9日荔園動物園的印度虎因工人疏忽而逃脫，在園內引起其他動物慌亂，其後警方出動麻醉槍圍捕，結果老虎因麻藥過量死亡。這宗事件《華僑日報》、《大公報》、《成報》及《明報》均有報道，《大公報》對老虎走脫過程的報道雖然也是鉅細靡遺，但獵奇色彩已稍為收歛。見《華僑日報》，1974年12月10日，第一張第四頁；《大公報》，1974年12月10日，第四版；《成報》，1974年12月10日，第四版。1989年10月22日荔園一頭美洲獅乘管理人員入籠餵食，抓傷管理員後逃脫，最後被漁農處（2000年改名「漁農自然護理署」）獸醫發射麻醉槍制服。《華僑日報》少有地在頭版以三篇篇幅報道，除引述漁農處發言人的發言，也訪問了深水埗區議員。漁農處發言人指動物園須遵守《公眾衛生（鳥獸）（展覽）規例》的《鳥獸展覽營業守則》，漁農處每月會派人巡查。動物園展示動物的守則開始受關注。見《華僑日報》，1989年11月23日，頁1。
[30] 〈迪士尼旁擬建馬戲場地〉，《明報》，2000年2月25日，《香港新聞博覽》。
[31] 據2014年12月出版的《海洋公園年報》披露，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園內共有1,107隻動物死亡，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六成，當中756條魚類更是在展示期間死亡，佔該年度死亡的魚類76%。見〈海洋公園上月客量新高 全年死亡動物增六成〉，《明報》，2014年12月4日。
[32] 撒雅：〈假保育，真虐待？海洋公園與保育團體對質〉，香港獨立媒體網，2014年2月19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2622。
[33] 歐貝瑞認為凱西是自殺的，因為海豚的呼吸是有意識的行為，他認為凱西是不願再承受囚禁與訓練的巨大壓力，選擇停止呼吸。見The Cove, directed by Louie Psihoyos (OPS, 2009). 及歐貝瑞（Richard O’Barry）、羅德（Hans Peter Roth）著，侯淑玲譯：《血色海灣：海豚的微笑，是自然界最大的謊言！》（臺北：漫遊者文化，2013）。
[34] 日本官方公佈的資料則指2007年太地町捕殺的鯨豚數量為1,569條，全日本捕殺的鯨豚共13,080條，其中只有1,239條鯨豚是以驅獵方式捕捉。見Toshihide Iwasaki, Japan Progress Report on Small Cetacean Resear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Far Seas Fisheries, 2008), http://www.jfa.maff.go.jp/j/whale/w_document/pdf/h19_progress_report.pdf。
[35] 歐貝瑞：《血色海灣》，頁91。
[36] 歐貝瑞：《血色海灣》，頁93。
[37] 歐貝瑞：《血色海灣》，頁92-93。
[38] 歐貝瑞：《血色海灣》，頁92。
[39]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FAO）的統計，在自然獵區生長的海豚可活到30歲，被關起來飼養的海豚平均壽命則只有5.3歲。見歐貝瑞：《血色海灣》，頁86。
[40] 西西：〈前言〉，《猿猴志》，（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12），頁6–7。
[41] 黃靜：〈答問西西：末世縫猴〉，頁37。
[4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