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左岸文化，2018）第一章《革命前》中「半途而廢的神學院學生」小節（頁61-75）。
不只他的母親，許多人都注意到了小約瑟夫出色的智力。他母親費盡千辛萬苦，目標只有一個：讓兒子脫離這個他出生就必須接受的社會圈。到了小約瑟夫該入學的時候，葉卡切林很幸運地得到善心人士的協助，因為他們認定「梭梭」值得栽培。這些「慧眼識英雄」的人認為，小約瑟夫不僅該接受教育，還理應取得夠優越的社會地位，至少得當上神職人員。這些善心人士包括神職人員察爾克維安尼一家，也就是朱哈什維利家的房東。「梭梭」在他們的幫助下進入哥里神學校。在此之前，這家的小孩還教導「梭梭」俄語，而神學校正是用俄語授課的。小約瑟夫俄語學得很好，因此很快就獲准進入入學準備班的高年級就讀。無庸置疑，進入神學校是這位未來的國家領袖人生重要轉折點：十歲的喬治亞男孩「梭梭」跨出重要一步，從此邁入宏大的俄語世界。
從1888到1894年，小約瑟夫在哥里神學校的入學準備班加上神學校本身總共待了六年。也是在這段期間，朱哈什維利一家遭逢巨變。在經過了一連串的家庭醜聞，一家之主維薩里翁．朱哈什維利毅然決然拋家棄子，離開哥里，沒為妻小留下任何後路。如此一來，小約瑟夫讀神學校的花費就成了嚴重問題。就在這對母子似已陷入絕境之際，葉卡切林再次獲得善心人士援助。當然，要不是「梭梭」在學業上表現出色，旁人大概也不會輕易伸出援手──小約瑟夫在校堪稱模範生，甚至還得到獎學金。葉卡切林用盡所有方法，就是為了不讓兒子在他人面前自慚形穢。「梭梭」永遠穿着得體，有足夠衣物應付任何天氣。眾多的回憶錄都指出，「梭梭」在學業上的勤奮和拚盡心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從不缺課，也不遲到」。他朗誦祈禱文的功力一流，是教會合唱團的重要成員，和老師的關係也很不錯。神學校內有個學生私底下戲稱為憲兵的俄文老師（這綽號取得十分貼切），更把「梭梭」納為助理，工作內容包括幫他借還圖書。數十年後，一九四九年，曾於哥里神學校任職的馬林諾夫斯基厚着臉皮寫了封信，提醒這位前學生自己的存在：「值此垂暮之年，我很榮幸曾付出心力為您的教育做出微不足道的貢獻。」他同時對自己刻苦的物質生活抱怨了一番，並請求前學生、如今的大國領袖賜予他一筆「個人」退休津貼，以便「在年歲將盡之時，擁有維持生活的基本條件，並能在臨死前因為偉大的學生未棄我於絕境不顧，而備感欣慰」。據研究者所知，史達林親自了解過這封信的內容，至於他是否曾給予前老師相應的協助，就無法從歷史文件中判斷了。
1894年5月，約瑟夫．朱哈什維利自神學校畢業。相關證書上不只顯示他修習的科目，也標註他獲得的成績。他在操行方面獲得師長極高評價，至於其他科目的成績如下：神學史、東正教教義、敬拜儀式及教會規章釋義──優；俄文、教會斯拉夫文及喬治亞文──優；希臘文──極佳；算術──極佳；地理、書法及教會誦唱──優。有這麼傑出的學業成就，約瑟夫很自然地被推薦進入神學院繼續深造。雖然他所受的教育十分單向、狹隘，但不可否認，「梭梭」在神學校習得了不少能力、知識，也愛上讀書。當然，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功課，是把俄語學好。不同的人都有着同樣的回憶，約瑟夫在求學期間表現積極，亟欲出人頭地。他的優秀能力不容置疑，在學校的成績也是數一數二，這些都是他自信的重要基礎。總而言之，求學歲月絕對不會是史達林人生中想要遺忘的片段。數十年後，他仍記得昔日的同窗好友，且將給予他們不同方面的協助，現存檔案保留了相關資料。一九四四年五月，六十五歲的史達林寫道，「一、我的朋友彼得──四萬盧布；二、格里沙──三萬盧布；三、澤拉澤──三萬盧布」以及，「格里沙！這是我的一點微薄心意，請收下（……）你的梭梭。」這些關於舊友的安排是用喬治亞文寫的，看起來像極了高齡人士遙想自己閃亮、歡快的年輕歲月，多愁善感的懷舊情緒猛然迸發下的產物。
有幾位回憶錄的作者提到，約瑟夫．朱哈什維利在青年時期就不畏展現叛逆者的姿態，且在哥里神學校就讀期間就已經和宗教一刀兩斷。只要將這些說法並列檢視，就會發現它們大多模糊不清、缺乏條理。作為率先替史達林作傳（且不可避免，受個人主觀意識影響）的作者之一，托洛茨基已頗具說服力地證明過，史達林的同窗明顯是把他在哥里的歲月與後來的提夫里斯時期搞混了。事實上，要了解神學校模範生「梭梭」如何品學兼優、循規蹈矩十分容易──只要看他的畢業相關文件和神學院入學推薦書就知道了。
1894年9月暑假過後，年輕的朱哈什維利順利通過入學考，進入提夫里斯神學院就讀。就連在這裡，在家鄉哥里之外，朱哈什維利母子也同樣受到幸運之神眷顧。神學院的課程並非免費，但因為約瑟夫實在出類拔萃，親戚朋友也大力為母子倆求情，這位未來的蘇共領袖最終還是取得了入學及免費寄宿、免費在學院飯廳用餐的權利。如此一來，他的母親只要操心學費及添購衣着的費用就好了。諸如此類的善意，在好勝心發達的年輕人眼裡會不會像是充滿屈辱意味、對「窮親戚」的施捨呢？不無可能。但另一方面，公家獎助金又何嘗不是對入學者成就的具體肯定？
青年史達林在提夫里斯神學院待了超過四年半的時間──自1894年秋天到1899年5月。可以想見，在大城市的新生活需要一些時間和精神適應，而這不可避免成為他的壓力來源。不過，約瑟夫並非隻身一人前往提夫里斯奮鬥，同行的還有其他親朋好友，包括哥里神學校的畢業生。這讓適應新環境的過程變得比較容易。我們有理由推測，課業對約瑟夫來說並不是大問題：第一和第二學年他照例名列前茅，分別是該年級的第八和第五名；至於操行成績也不令人意外，拿高分是家常便飯。
然而隨着時間過去，旁人終將驚覺，原來「模範生」內心的不滿與不平已逐漸不可遏制。目前尚未有足夠資料讓研究者判斷，約瑟夫到底是在什麼時刻、以什麼形式拒絕當個乖孩子、好學生、帝國順民。這個部分，有兩份頗知名、關於神學院惡劣環境的史料，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問題。
第一份史料來自史達林本人。1931年12月，史達林在接受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訪談時宣稱，正是神學院將他推往異議人士之路：
為了反抗神學院內荒謬、可恨的體制，及其耶穌會式的高壓手段，我不排斥成為革命者，而日後也的確做到了。我信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它是實實在在的革命思想。（……）例如在宿舍裡搞情蒐。九點時，早茶鈴響，我們前往飯廳。回到宿舍後，我們發現，房間被搜了，而且還被翻箱倒櫃了一番。
有個常被引用的同儕證言可支持約瑟夫以上的說法。
我們被帶到一幢四層樓的房子，一棟有寬敞房間的宿舍。每個房間可住二十到三十個人。（…）神學院的生活單調乏味。我們早上七點起床，接着被迫晨禱，然後才能喝茶。鈴聲一響，我們就往教室移動。（…）課一直上到下午兩點，中間會有幾次休息。下午三點是午餐時間，五點則是點名。點名後我們就不能離開學院。在神學院簡直就像被關在監獄裡。接着，我們得進行晚禱，八點喝晚茶，喝完各班回到自己的教室繼續用功，一直到晚上十點才能上床睡覺。
這樣艱苦的軍事化日常，大概就連星期日休假也很難彌補回來，更何況神學院學生星期日還得去參加敬拜儀式。此外，跟監、搜索、告密和懲罰，也是神學院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較於神學校，在神學院的研究及學習科目是變多、變廣了一些，除了經文、教會誦唱、俄文、希臘文及喬治亞文，神學院還會教授聖經歷史、俗世歷史和數學。不過，這並不能改變神學院狹隘的智識想像和教條主義作風。學生閱讀世俗文字作品會被嚴懲，學院內粗暴的俄羅斯同化政策深深傷害了喬治亞裔學生的民族情感。毫不令人意外，學院內反抗的氣氛相當濃厚。在約瑟夫．朱哈什維利入學前一年，這裡才剛發生過一場罷課行動：學生拒絕上課，要求管理階層停止濫權並開除數位教師。政府單位因此不得不暫時關閉學院，並開除了一群學生。
由於學院及政府單位對學生的抗爭行動強力鎮壓，在約瑟夫就讀期間，這裡的學生已不公然集體抗議，而是將不滿地下化，並在個人與同儕間的異議思辯中尋找救贖。每個神學院的學生都有自己的抗爭之路。約瑟夫．朱哈什維利最早是以文學作品中的英雄主角為榜樣，將理想的自我形象投射於不同的自由公義鬥士身上。眾所周知，他對喬治亞浪漫文學十分着迷，他第一個榜樣是喬治亞作家卡茲貝基的小說《弒父者》中的人物──無所畏懼、品格高貴的不法分子暨復仇者柯巴，奮勇對抗着俄羅斯異族強權及喬治亞貴族的統治。「柯巴」更成了這位未來政治強人的第一個化名。史達林對這個化名有特殊的感情，只有最親近的同志能用這個名號稱呼他。
既然青年史達林沉迷於帶有喬治亞民族色彩的浪漫反抗行為，提筆寫詩也不意外。神學院第一學年結束時，約瑟夫帶着自己寫的詩來到一家喬治亞報紙的編輯室。1895年6月到12月間，史達林有五首詩作獲得刊登。隔年夏天，他的某首詩作甚至獲得另一份報紙青睞。這些詩皆以喬治亞文寫成，歌頌效忠祖國、服務人民的精神。在史達林成為蘇聯領袖後，他的詩句被譯為俄文，不過史達林作品全集並未收錄這些作品。無庸置疑，史達林自己知道這些幼稚而平庸的詩句只會破壞「堅定革命者」的形象。
青年史達林的文學天賦如何，讀者可自行判斷：
雲雀在雲端
引吭高歌。
夜鶯振奮地說：
「繁盛昌榮吧，
美麗的土地！
雀躍歡騰吧，
喬治亞人的國家！
而你呢，喬治亞兒女，
用知識為祖國爭光吧！」
然而，這樣的句子雖然不會為獨裁者史達林加分，但它們表現了神學院學生朱哈什維利素樸的想法。「效忠祖國」、「服務人民」的理想對親近民主價值的知識分子而言十分自然，而青年史達林不過是效法他們。神學院三年級時，約瑟夫決定將自己模糊的理想情懷與衝動化為具體行動，他加入一個讀書會，那是神學院學生的非法社團。不只如此，他還成為這個團體的領導之一。社團成員會一起研讀、討論政府當局許可，但神學院禁止的書籍。神學院的操行紀錄顯示，1896年底及1897年初，學生朱哈什維利遭舉發閱讀禁書，其中包括法國作家雨果的著作。可想而知，自從加入這個社團後，約瑟夫的學習狀況及德行成績越來越差。
漸漸地，約瑟夫的「異端」思想越來越激進。他不再寫詩，倒是對政治熱衷了起來，而且社團活動已不能滿足他的需求。秉持一股「幹實事」的熱誠，他開始親近社會民主主義，着迷於馬克思學說，甚至參加鐵路工人的非法集會。根據官方版傳記的說法，1898年8月，約瑟夫．朱哈什維利還在神學院就讀時，就加入社會民主主義組織，並在為數不多的工人社團中負責宣傳工作。
事實上，青年朱哈什維利雖然熱愛馬克思主義，但並未深入了解它。對這位神學院的年輕學生來說，馬克思主義別具意義──它訴諸普世性、通則性，其論述幾乎帶有宗教色彩，填補了這位年輕人因對宗教信仰失望，而亟欲填補的思想空洞。由於信仰歷史必然性，信奉人類發展最高階段──社會主義的歷史終極性，參與革命鬥爭似乎也成了帶有特殊歷史意義的行為。話說回來，對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並不會讓年輕朱哈什維利明顯地與眾不同，因為這套政治學說有一定的「流行度」，其信徒頗眾，且來自社會不同階層。
至於是誰親身影響了約瑟夫．朱哈什維利，無庸置疑，其中包括神學院的學長、革命分子及從帝國不同地區被流放到提夫里斯的「滋事者」。科茲霍維利是其中最常被提到的一個。這是一位年輕的革命者，約瑟夫還在同樣的革命道路上摸索時，他已經一步步邁向自己的目標。科茲霍維利在被提夫里斯神學院開除後，輾轉入基輔神學院就讀，但也是在那裡因為持有非法文字作品而遭到調查。要不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為了慶祝登基，舉行大赦，科茲霍維利大概難逃司法制裁。他離開基輔後先到提夫里斯，再到巴庫。作為一個意志堅定的革命分子，科茲霍維利積極運作地下活動，更設了間非法印刷廠。1903年，他被監獄的值班警衛射殺。根據革命圈子流傳的說法，他被射殺是因為對着牢房窗戶高喊革命口號。顯而易見，與這類人物交手對年輕約瑟夫．朱哈什維利的革命養成頗有助益。
約瑟夫在神學院的最後一學年（1898／1899）是他開始與社會民主主義者走近的那段時間，也是他以行動昭告自己與舊生活決裂的時間。他的行為足以讓旁人認為，他進入神學院以來所累積、壓抑的不滿情緒和反抗衝動已沖破閘口，傾瀉而出。神學院的操行紀錄簡直成了學生朱哈什維利的抗爭編年史。九月，學生朱哈什維利遭舉發對同學朗誦禁書選段；十月，學生朱哈什維利分別因缺席禱告活動、敬拜儀式期間行為不佳、過晚收假，三度被關禁閉。接下來的幾個月，約瑟夫持續因各種不當行為而遭到訓斥、關禁閉的處置。
1899年1月，約瑟夫因為與神學院管理階層發生嚴重衝突，被禁足一個月。歷史學者奧斯特洛夫斯基認為，衝突起點是約瑟夫．朱哈什維利的某位同窗在193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所描述的某個事件。根據那位同窗所述，神學院督學在搜查學生朱哈什維利的房間時發現幾本禁書。在關鍵時刻，另一位在場的學生柯巴奇安尼撲向督學，把書從他手中打掉，然後和朱哈什維利一起快速把書收集起來，迅速離開現場。這些回憶錄內容雖然留傳甚廣，可信度卻有待商榷。首先，根據1899年的操行紀錄，柯巴奇安尼在事件當時的作為與他自承的內容，明顯地有出入。在督學檢查學生物品時，被沒收的是柯巴奇安尼抄錄禁書內容的筆記本。他請求督學歸還筆記本，但督學不允，此時柯巴奇安尼才猝不及防地自對方手中奪下筆記本，並把它丟到廁所。接下來很快地，有人向神學院院長報告衝突經過，柯巴奇安尼則是被關在禁閉室數小時作為懲罰。
操行紀錄也記載，「柯巴奇安尼事後深深懺悔」，他承認自己犯了錯，同時祈求原諒。學生約瑟夫．朱哈什維利並沒有在這起衝突事件中扮演任何角色，就操行紀錄看來是如此。我們只能確定一件事：1899年1月，朱哈什維利被禁足一個月，而他的同學柯巴奇安尼在那時被開除了學籍。從罰則的輕重差別，我們可以推斷學生約瑟夫應該是因為另一件事被罰，不然就是他在「筆記本事件」中並不是多重要的角色。
1951年6月，柯巴奇安尼寫了封信給如今已位高權重的昔日同窗：
梭梭同志！如果您知道，我現在處境有多困難，我相信，您一定不會不關心我的。我老了，沒有收入，需要別人幫忙（……）梭梭同志，在某方面，您欠我一個人情。我想，您應該還記得，我從神學院督學手上搶走（……）禁書，而禁書是在搜查您的抽屜時發現的。因為這件事，我被神學院退學（……）當然，我沒有要自誇自大的意思（……）因為生活實在太過艱苦，我禁不住想起這件事。請您幫幫忙，梭梭同志！
這封信被直接交到史達林手上。現有的歷史文件沒告訴我們，柯巴奇安尼是否得到協助，或是什麼樣的協助。不過，信件內容提供了一些理解1899年神學院「筆記本事件」的線索。柯巴奇安尼毫無疑問是讀了1939年出版的記述，因此配合演出，為了不破壞史達林的「英雄形象」，將筆記本換成「禁書」，罪魁禍首也由自己變成朱哈什維利。值得注意的是，柯巴奇安尼十分篤定地宣稱自己是在沒有「梭梭同學／同志」的幫忙下，把筆記本從督學手上搶過來的；此外，他也以同樣肯定的語氣描述「梭梭」與「筆記本事件」的關聯，深信如今的政治強人的確對他有所虧欠。無論如何，神學院學生約瑟夫看來是和「筆記本事件」有直接關聯。我們或許可以推斷，柯巴奇安尼銷毀的筆記本是朱哈什維利同學所有。但不管怎樣，筆記本究竟是誰的應該在事件調查過程中就可水落石出，除此之外，朱哈什維利看來是沒幫柯巴奇安尼搶救所謂的禁書。蘇聯官方認可、宣傳的故事版本不過是眾多與強人崇拜有關的傳說之一，而且還是屬於「無害」的那種。
話說回來，就算沒有這場衝突，年輕的朱哈什維利在神學院管理階層眼中的錯處也是夠多的了。1899年5月，他被正式退學，官方說辭是「因為不明原因缺考」。但與此同時，他在神學院修業四年證書中的操行成績竟然是「優」！更早期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已注意到「神學院退學事件」有許多撲朔迷離的細節。史達林自己則偏好宣稱他之所以被神學院「掃地出門」，是因為他「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他的母親葉卡切林在某次訪談中堅稱，因為兒子「健康欠佳」，她讓兒子中止學業。我們不能排除神學院的官方說法、史達林的版本，還有他母親的說辭其實是反映了真實情況的不同面向。神學院的管理階層當然不喜歡麻煩人物，但同時也不想把場面搞得太難看。約瑟夫則不覺得神學院有什麼好留戀的。可以說，神學院與學生約瑟夫算是「好聚好散」：院內少了一個問題人物，被退學的學生則拿到好看的修業成績。至於事件能有這樣幾近「皆大歡喜」的收尾，很有可能是葉卡切林的功勞，她或許曾向神學院的管理階層求情，也怨嘆兒子的健康狀況實在每況愈下。總而言之，學生約瑟夫的確是被神學院「掃地出門」，但「掃出」過程平和，而且只要前學生願意「改過自新」，被「掃回」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沒有。只是前學生似乎對被「回收」沒有興趣。
書籍基本資料：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
作者：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
譯者：陳韻聿
頁數：696頁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8/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