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九：後戰後社會》（中和出版社，2017），標題為編輯擬定。
何謂後戰後社會
提及後「戰後」社會（Post-Postwar Society），首先得思忖一下，「戰後」終結於何時？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卻並非只有一個。有人認為，隨着佔領期的結束，「戰後」似乎也早已結束了；也有人主張「戰後」結束於日本走向經濟高速增長的1950年代末；似乎還可以這樣來認定，人們當真再也沒有了「戰後」這一意識的，那大概是1970年左右的事了。而另一方面，到了九十年代這個被人稱作「失去」的年代，我們真的已經從「戰後」擺脫出來了嗎，無論是在日本與亞洲的關係上，抑或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上？這都是需要重新加以追問的。
比如，始於九十年代末的泡沫經濟破裂之後的長期不景氣，大量不良債權的處理，雇傭不安定感的持續擴大，護送船隊型金融體系的解體，在描述諸如此類的態勢時，所謂「二次戰敗」這樣的詞彙，便早已在傳媒那裡被炒得熱火朝天了。日本在日美經濟「戰爭」中「已再度敗北於」全球金融體系執牛耳者的美國，這樣的看法四處流傳，並致使類似的話語不脛而走。這種「二次戰敗」論，與1956年《經濟備忘錄》中所宣示的，反映了正在走向高速增長的日本經濟的心態的話語：「莫非已經不是戰後了？」恰好形成了對照。
不過，從上述這一中間隔了四十來年時差的斷言裡，也頗可見出足以令人震驚的某種連貫性。1950年代的中期，當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莫非已不是戰後了？」的時候，背地裡作為其前提的，乃是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庇護下，實現經濟發展的諸多條件均已一一具備：軍事負擔的解除，諸領域技術的讓渡，東南亞的原料和資源與日本的工業能力的兩相配合，還有便是，對戰爭賠償問題的政治性「解決」，所有這一切，都是致使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得以成為可能的前提條件。
在1990年代的「二次戰敗」論看來，日本便是因為被向我們提供了戰後經濟發展前提的美國，生拉硬拽地強行納入了全球性市場體制，這才遭到了經濟重創的。將日本從「戰後」拯救出來的是美國，而導致日本再度陷入「二次戰敗」的也是美國。不管怎麼說，如果像這樣，自始至終是基於日、美關係的立場來看問題，那麼也許可以這麼說，「戰後」最初是隨着美軍佔領的終結而終結了的，嗣後則迎來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後戰後」時代，而隨着世界一體化進程，「戰後」又重新被美國帶回了日本。
「戰後」即是準戰時
然而，對日本說來，「後戰後」乃是隨着佔領期的終結而到來的。不過，這一說法須得加以相當程度的限制才行。至少，在1950年代末之前，美軍在日本本土設置基地仍是司空見慣的現實。日、美雙方經由「擁抱」而構築起來的佔領時期，則成為「五五年體制」及嗣後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而佔領的終結，隨後卻又成為走向更具持續性的日美安保體制的契機，因而從佔領期到高速增長期，我們有必要將它們作為前後連貫的同一個「戰後」來加以把握。在整個世界史的範圍內，它們又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體制，即美、蘇之間持續不斷的準戰時體制，彼此相對應的。
總之，倘若從整個世界史來看，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所謂「戰後」，並非意味着「無戰爭時代」的到來，而是進入了一個被人稱作「冷戰」的新的準戰時體制的時代。當時的亞洲，便相繼發生了這樣的兩場大規模的戰爭，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這種根本談不上是「戰後」的狀態，持續之久，竟逾時二十餘年。1950、60年代，倘若就其所已達到的亞洲這樣的規模來看，豈止是「後戰後」，就連「戰後」都算不上，簡直就是「戰時」。
而戰後的日本則從這些戰爭，尤其是朝鮮戰爭那裡獲得了特需的機會，從而構築起了日後經濟成長的基礎。在冷戰體制中，日本被安置在了充當亞洲自由主義經濟牽引車的位置上，得以實現了它的高速經濟發展。而讓人無法忘記的是，從「復興」到「經濟成長」，這一連貫、接續的日本「戰後」，便是與那種波及整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達到了亞洲規模的「戰後=準戰時」狀態，以及與支撐這一狀態的獨斷專行的開發體制之間，構成了互為表裡的關係。
更何況，1960年代的經濟的高速增長，正如近些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其實也就是那種經由戰爭時期得以強化了的所謂「總力戰」體制的一個最終局面。經由經濟的高速增長，藉助於技術、經濟以及所謂的新的民主主義這些簇新的象徵符號，日本人重新構築起了此前曾因戰敗而被粉碎了的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從而把有關「戰爭」的不祥記憶，推置到了歷史的彼岸，而當初的「戰時」體制，也便不打折扣地渾然化合為「戰後」的組成部分。從戰敗和佔領的數年間延續而來的經濟復蘇及高速增長，以及社會的重新建構，概而言之，這被人稱作「戰後」的整個過程，毋寧都有必要將其視為「戰時」的一種延續來加以把握。
「夢」時代與「虛構」時代
如果說「戰後」並非終結於佔領期的終結，那麼，它的存在究竟又持續到了甚麼時候呢？正如本叢書第八卷所表明的那樣，經由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日本社會的容貌完成了它戲劇性的變更。
及社會現實變化這一層面，那麼，由「戰後」社會向「後戰後」社會的轉換，也便與由見田宗介所命名的「理想」及「夢」時代的階段向「虛構」時代的轉換，呈現出彼此對應的關係。按照見田的說法，1945年至1960年左右，這一前高速增長時代，現實的感覺是朝着這樣的目標在行進的，即致力於化「理想」（既是社會主義的，同時又是美國式的物質富裕的）為現實；嗣後，至1970年代的初期，事實上，在對實現了的物質性富裕頗感不適的同時，年青人依然還在繼續追尋着位於現實彼岸的某個「夢」。而198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的現實感覺，則似乎變成了這樣一種情形，人們在「虛構」的地平線上謀生經營，原先的那種木已成舟的「現實」與本該存在於彼岸遠方的某物之間所構成的緊張，已經在他們的身上消失殆盡。這一時期的人與生活所被賦予的特徵，便是「到處漂浮遊蕩着那種替現實『除臭』的『虛構』的言說、表現及生活的技法。」（見田宗介《現代日本的感覺與思想》）
見田所指出的「戰後」向「後戰後」過渡的過程中、現實感得以形成的那種平面轉換，在本書中，似乎將為眾多的實例所證實。在都市空間的層面，如果將1958年建成的東京塔視之為「夢」時代的象徵，那麼，「虛構」時代的象徵，則1983年建成開張的東京迪士尼樂園，顯然是非它莫屬的了。
1968年秋天，少年永山則夫隨集體招工來到東京就職，當他登上東京塔，一望之下，眩人眼目的普林斯Hotel的草坪、泳池，便在他腦際灼燒了起來，待他強行闖入到泳池邊上，為保安人員所警覺，遂在這裡發生了手槍連續發射的案件。永山的犯罪，是「夢」時代的一個負面，說到底，是一個無從實現大眾「夢」並被從中排除了出來的人，「夢想」破滅時所留下的軌跡。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與此一案件時隔二十年後所發生的另一起連續誘拐、殺害幼女的案件：由於喪失了返回現實的通道，案犯宮崎勤的殺人行為，便都是在某種「虛構」的感覺中得以實施的。
現實存在面的鮮明反差，可以經由諸如此類的緣於年青人的社會性事件而得以認知。如果說在「夢」時代，把內含自我否定的契機推向極限的，即是發生在1971、72年間的連合赤軍事件的話，那麼，發生在九十年代的，把「虛構」時代的現實感推向極限的事例，那便是奧姆真理教事件了。正如本書所認同和援引的見田宗介、大澤真幸的看法並有所討論的那樣，「戰後」與「後戰後」之間，現實態勢的轉換，便集約式地呈現在了此類事件的比照之中。
家庭、都市、產業的變化
七十年代以來，我們生活世界的存在機制，轉換、過渡到了似乎只能用「虛構」一詞來加以指稱的地平線上，這是與以重工業、化學工業向信息服務業的轉換為重點的所謂產業體制的轉換相對應的一種格局。而置身在這一變化中的人們，他們衡量價值的尺度，與其說是偏向於「厚重高大」，還不如說更偏向於「輕薄短小」。概而言之，比起重大，人們更為偏好的則是輕巧。
如果貼近生活水準，例舉出七十年代所發生的主要變化，那麼，令人矚目的首先便是這樣一些變化，即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變成了低出生率、老齡化的小家庭；密集的都市居住人口紛紛轉移到了郊區。隨經濟高速增長，人口由農村向都市集中，這一進程，致使日本社會出現了人口失衡的問題：過於密集或過於荒疏。
經由七十年代過渡而越發趨於顯著的一個現象，那便是，比起向都市集聚的都市化過程，移居到四郊去的郊區化過程，更是將都市和農村，一併吞併在了一個巨大無邊的大都市裡。郊區化的推進，先是催促四世同堂式大家庭趨於老齡化，隨後又被逼到了低出生率的境地，由此改變了家庭成員的平均數。而法律的一系列調整和完備，至少表面上是擴大了女性雇傭就業的範圍；七十年代之前，即便是普通的「職業主婦」，她所擔當的家庭性別角色，也都要比九十年代之後顯得更加的多樣。
全球化
八十年代之後，中央與地方在景觀外貌上趨於均質，男女被雇傭的機會表面上也越來越均等，但隨之而來的卻是結構性不平等的漸趨擴大。經由九十年代長期的不景氣，日本社會遂由原先的依託年功序列薪金制度和勞資協調作為其基礎的、相對說來等級差別並不是很明顯的社會，激劇地變成了另一種社會，即人們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等級差別被迅速拉大，雇傭出現了大幅度的不穩定及非正規的狀況。當然，這並不是說七十年代就沒有等級差別，但由於社會整體「物質富裕」的這塊餡餅攤得很大，從而形成了覆蓋面甚廣的中產階級意識，而九十年代以來的日本卻正在走向這樣的社會，即人們清楚地意識到，曾經的預想其實並沒有達到，但在收入、資產和未來前景上，等級差別卻都已歷歷在目。
造成這一涉及社會結構根本變化的契機，毋庸置疑，那便是「全球化」。至七十年代初，如果把「經濟高速增長」看作是鍥入日本戰後社會的最大契機的話，那麼，就是把本書的標題「後戰後社會」置換為「『全球化』在日本的呈現」，這麼說也一點都不為過。
倘若着眼於世界性政治、軍事秩序，那麼，完全可以把「全球化」納入「後冷戰」體制變化的框架。只是這一「後冷戰」並非由1989年的戲劇性政治變動所突然帶來，它乃是七十年代初期，匯率轉換成為變動匯兌制之後，形成了巨量金融款項跨國界流通的局面，所必然帶來的變化的結果。八十年代，中南美等若干國家遭受了通貨危機的嚴重侵襲，其後不久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混亂，也都必須與始於七十年代的世界架構變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若干危機，聯繫起來一併予以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先發制人，在以資本為依託的結構層面上，它搶在了「後冷戰」的前頭，給現代世界制定出了根本的方向。
與此一世界秩序的變化相對應，遂致使八十年代的歐美和日本，在政策體系上，開始由國家體制的「福祉國家」向「新自由主義」轉換，這是一種根本性的巨大轉換。最初是1979年的英國戴卓爾政權，緊接着是1981年美國列根的上台，以及1982年中曾根政權的誕生，船舵被大幅度地扳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航線。
而在「後戰後」，自民黨的保守政治，則由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至田中角榮的「列島改造」所力倡的福祉國家型的利益分成式政治，逐漸轉變為中曾根康弘至小泉純一郎所倡導的以「民間活力」和「規制緩和」為軸心的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這一政策的轉換便意味着，在本該向地方和農村返還利益的所在，拉動選票的機器卻反而暴露出了其系統上的破綻。在日元急劇升值的九十年代，眾多的產業紛紛搬離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列島，而後，眾多失去了生路的地區及為數甚眾的老齡化人口則被殘留了下來。
面向新的歷史主體
所謂的從「戰後」到「後戰後」，便貫穿於本書所處理的各不相同的變化之中，並使其彼此相關相通，它並非是某個時代的「始」，毋寧說是「終」。首先，它是以暫先不問孰為保守孰為革新為前提的福祉國家體制的終結；由於這一體制是從戰爭時期的「總力戰」體制那裡延續下來的一種被組織起來的東西，因而這裡所終結的，既是「戰後」，同時也是「戰時」。其次，「後戰後」時期，與外在自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六十年代末，「公害」成為最大的社會問題，各地由此發起了大力保護環境的運動，嗣後不久，這一潮流便與所謂的地球環境問題的全球性課題融合為一體。第三，內在自然也在「後戰後」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人們不僅必須直面這樣的危機，即此前一直作為自己人生基石的共同體的趨於崩潰，並且，甚至連自身的現實存在感，也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樣，正漸次喪失於「虛構」。
在這一過程中，怎樣的一種新的「始」，才是可能的呢？而新的「始」，又與開闢了這個新的時代的新的歷史主體的形成，彼此無法切割分離。
本書以較多的章節注目於社會運動的擔綱者。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否定，終至陷入了孤絕之境的？反越戰和平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還有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從其牆垣的縫隙間，又能發現怎樣的新的主體生成的可能呢？地域性的歷史景觀，保護自然的地方性運動，又會孕育出怎樣一種與締造新城鎮運動密切相關的主體來呢？在日趨擴大的等級差別之中，被邊緣化了的勞動者們，又能否重新團結一致呢？一方面，讓美國這道鎖卡給拴住了手腳，難以脫身，另一方面又被裹挾進了日漸空洞化的日本社會的現場，處在這樣的境況之下，與亞洲的人們的思想結合為一體的歷史主體，有望生成得了嗎？筆者希望在仔細關注諸如此類的問題、關注這些使得主體得以艱難生成的諸種前提條件的同時，好好思索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