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八：高速增長》（香港：中和出版社，2017），標題為編輯所擬。
如今，在各種媒體對日本經濟情況的報道中，以「經濟增長」為主題，因「經濟增長率」的高低起伏而時喜時憂的景象已是家常便飯，並不稀罕。然而，僅僅六十年前，在剛脫離戰敗不久的日本卻難覓此景。
這倒並不是因為戰敗的混亂使經濟增長尚屬「遙遠的夢想」，而是因為當時尚無「經濟增長」這一說法。在當時，人們也用「經濟發展」形容經濟狀態表現出的歷史性變化，但幾乎無人使用「增長」一詞，即便是專家也是如此。
經濟增長的理論
在經濟學的專業書籍中，1955年前後才首次出現了書名中包含「經濟增長」一詞的書籍。在國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檢索中檢索「經濟增長」一詞可知，書名中最早使用「經濟增長」一詞的是1954年有斐閣出版、高田保馬主編的《經濟增長的研究》第一卷，書中收錄了森嶋通夫的《關於增長經濟的完全雇傭政策》等文。此外，同年，中山伊知郎主編的《日本經濟的結構分析》上下卷由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發行，荒憲治郎的《日本經濟的增長率》等論文則在題目中使用了「增長」一詞。由此可以窺見，「經濟增長」在專業人士的討論中正逐漸變成一個關鍵詞彙。
到了第二年，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經濟增長的過程》由東洋經濟新報社翻譯出版（原著出版於1952年）。羅斯托之後還曾寫過《經濟增長的諸階段—一項非共產主義的宣言》（原著出版於1960年）這樣題目略帶轟動效應的著作。在經濟學家等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趣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過程》從歷史的視角對經濟增長與景氣循環的過程作了描述。
引入「國民收入」的概念
在這一系列變化的推動下，官廳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對經濟增長表現出明確的興趣。
而在此之前，《經濟白皮書》等政府出版物在說明日本經濟狀況時，只言及工礦業生產指數的增長率，或者通過物價變動情況，給予讀者以日本經濟活動的整體形象。都留重人作為第一本經濟白皮書《經濟實相報告書》（1947年）的執筆者而廣為人知。他在留學美國期間適逢凱恩斯經濟學，很早開始就向日本全力介紹這一理論。但是，即便是都留本人，也尚未在這一白皮書中使用經濟增長一詞。當時說明經濟概況時，通常使用的是「工礦業生產十分低迷……物價持續攀升」等老套的表述。
這種情況並非不可思議。因為如果不具備將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以附加值來計算每年經濟活動的總生產量這樣一種經濟統計方式，以增長率來表現經濟增長就無從談起。如工礦業生產指數、物價指數等所示，人們在相當長時期以前就已開始嘗試進行統計性觀察，但如果要把握服務的生產量、政府經濟活動總量等，就需要凱恩斯經濟學需求管理政策等所提倡的經濟學的新發展，以及新開發的經濟學認知手段。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們開始關注並利用這些剛剛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新方法。日本也很快借鑒起這一新的潮流。
經濟安定本部（即之後的經濟企劃廳）於1950年前後開始，著手推算國民經濟的總額。在1951年版《白皮書》中首次採用了國民收入調查室的估算，在以「國民收入與生活水平」為題的項目中第一次提及該室的推算結果。但問題在於，他們只是做了消費支出與戰前水平的對比。因此，儘管這一統計逐年積累，但在1955年之前的《白皮書》中，關於這一推算也只能作如下的說明，「（昭和）二十九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前一年增長了約百分之三，約兩千億日元，除去物價變動因素，實際增長額也達到百分之二……但二十七年度和二十八年度曾分別實現百分之十一點六、百分之十五點八的急速膨脹，與之相比，增長顯著放緩」（《昭和二十九年度的年度經濟報告書》）。雖然這時已經有了「與前一年度相比出現增加」等表述，但是在此前後「經濟增長」的說法也好，「增長率」的說法也好，都還難覓蹤影。
預測「未來景象」
1956年的《白皮書》第一次使用了「高度增長率的秘密」、「增長率放緩與投資誘因的減退」等表述。《白皮書》的結語，在那句家喻戶曉的「已不是戰後」之後，緊接著指出，「我們如今面臨業已變化的事態。通過恢復而實現的增長已經終結。今後的增長將由現代化加以支撐」。1956年的《白皮書》以「日本經濟的增長與現代化」為副標題，正是基於這一判斷。就這樣，「經濟增長」這一描述經濟活動實際情況的重要詞彙，與那句深刻在人們腦海中的「已不是戰後」的表述一起，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白皮書》的這番表述一向被視為是與戰後訣別的宣言，但實際上其強烈的意圖在於預告：要實現現代化這一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將是一大困難課題。
《經濟白皮書》中「已不是戰後」這一表述被認為不過是借用了中野好夫的評論。中野在評論中更為清晰地強調了上述預想中的困難。在1956年2月號的《文藝春秋》上投稿的《已不是「戰後」》一文中，他著眼於當時正在進行的保守聯合，敲響警鐘，告誡世人舊世代有可能復活，並呼籲應該迎來一個擺脫戰後意識、有著明確未來願景的時代。（《高速增長與日本人》三）
以保守聯合為基礎而成立的第三屆鳩山一郎內閣中，十八名閣僚中有十三名曾被開除公職。所謂「舊世代的復活」正是指以此為象徵的、戰前政治領導階層回歸極為顯著的背景。（增田弘《解除開除公職的影響》）曾被開除公職的政界回歸者在歷任內閣閣僚中佔的比例逐漸上升，到了第五屆吉田茂內閣（1953年5月成立）時已超過一半。保守聯合之後，鳩山內閣中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七成，舊世代復權的印象可謂眾目昭彰。因此中野提出「已不是『戰後』」，大概也含有與戰前訣別之意，要把未來託付給新的一代。
當時，直面日本在戰敗後成為小國這一現實，中野主張應向亞洲、非洲的「小國」學習，作為小國朝著實現人人幸福的理想努力。這樣，在中野描繪的未來景象中，戰後的終結固然有追求時代新精神的革新意味，但也意味著，日本作為小國，正站在朝著建設理想中的國家前進的起點上，前途困難重重。預測在走向必經的未來時，路上會遇到的種種艱難險阻，在這一點上，《白皮書》和中野好夫之間可謂不謀而合。
但是，儘管與作者的意圖有出入，「已不是戰後」這一說法卻只被接受為是與戰敗後經濟復興苦難的訣別。無論如何，《白皮書》以「經濟增長」這一適用於新時代的新思路來描繪必經的未來，預告了時代的轉換。
就這樣，「經濟增長」一詞成為戰後日本經濟社會的象徵性表述。但與中野「已不是『戰後』」中所包含想法大不相同，日本開始邁上了不停奔向經濟「大國」之路。
急速狂飆的時代
關於「經濟增長」一詞的含義，大多數的國民並不理解這是與國民收入相關的推算。幾乎無人知道，雖然這是表示經濟活動總量的概念，卻無法完全反映生活水平的質量，在推算時還遺漏了家庭勞動等重要的經濟活動等。每個人都只是持著對「增長」一詞的固有印象做出直觀反應，就好比是通過家中柱子上畫的刻痕來測量孩子身高那樣來看待所測得的日本經濟擴大的規模。
正因如此，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表時，在很多國民看來，所謂「收入」就是工資袋的袋中之物，而所謂「倍增」大概就是工資翻番。這也表現了當時將國民收入倍增與「工資翻番論」混淆、對其期待不斷高漲的時代狀況。
196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表兩年後，林周二所寫的《流通革命》（中公新書）一時洛陽紙貴。在該書中，林周二將流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用「世態的加速化」加以形容。林周二以加速化的衣食住為例，強調日用商品與時代一起高速變化。通過訴諸每個人都實際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加速變化，林巧妙地描繪了高速增長時期的時代特徵。這是因為，不管增長根據甚麼計算，不管這些統計數值為何物，在人們對經濟增長的認識中，總是最關心變化的大小和快慢（變化率）。因此，這一認識也經常會伴有對於生活質量的關心漸漸退居二線等被視為發展經濟所導致的弊端等問題。
這點姑且不談，《流通革命》一書之所以傳閱甚廣，顯示出「經濟增長」一詞在《白皮書》首次使用僅僅六年之後，在對其內容仍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很多人已開始以肯定的態度接受這一概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泡沫崩潰後，在近乎於零的超低增長率下，人們以「高速增長經濟」時代為衡量標準，對眼前蔓延的經濟事態頗感異常。「增長率的恢復比甚麼都不可或缺」，幾乎沒有人對這一說法心存異議。雖有恍若隔世之感，但也真的說明「經濟增長」一詞自誕生四十餘年來已深深滲透至我們的日常經濟觀念中，並牢牢佔據了中心位置。
本書所要講述的正是這一「經濟增長的神話」深深滲透到每一個日本人心中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