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嘉是一名資深傳媒人，一直遊走於不同的報刊媒體和文藝團體中，向來默默地寫作，出版過不同類型的書目，今年七月，出版了他首本同志小說《Playlist》。本地的同志文學一向沉寂，今年較早時黃裕邦在美國得了個同志文學獎，才令這個範疇的作品多了討論的聲音，洪嘉又在此時出版了這本同志小說，再為本地同志文學添了些生氣。筆者有幸就著這個命題，與洪嘉作了一次筆訪。
何：何杏園（書籍編輯、《字花》編輯）
洪：洪嘉（《Playlist》作者）
經驗在啟蒙之先
何：相信認識你的人都知道你是毫不忌諱「出櫃」的同志，在你眼中，「同志」應該和平常的人一樣，毋須額外的標籤。假如我形容發現自己愛同性是一次啟蒙或發現自我過程，你能否談談這個過程？
洪：你不會從我身上聽到一般因為「對同性身體接觸感到好奇，所以開始探尋同性關係」而發現自己是同性戀的故事。我的經歷比較斷裂，我在有意識自己喜歡男性或對男體有欲望之前，早早已接觸、經歷過同性的性行為，並曾經維持過一段時間，所以在長大後，這件事對我來說，早已變得平常不過。
我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喜歡男性，即是一名同性戀者，是大概中五時發生的事情，當時我愛上了一個向我傳教的朋友，這個故事我在〈中秋〉一篇也提到過。
本地同志文學的缺席
何：寫一部同志小說的念頭與你個人作為一名同志有多大的關係？
洪：我最早寫同志色情小說是在台灣同志網站。因為自己是同志，所以會瀏覽這些網站，後來便寫起色情小說來，主要因為覺得好玩。當時在網上受歡迎的同志色情故事大多是純情少男初出茅廬，然後遇上大哥哥照顧自己，少不了有XXOO的場面描寫。這類看得多了便覺得悶，想寫一些不同的小說，例如色情加鬼故、色情加戰爭、色情加男版美少女戰士之類。
寫《Playlist》其實與我的同志身份無關，但與當初寫的那些奇怪色情小說有關。我一直渴望探索較少人寫、較為不一樣的東西。在香港文學的範疇裡，「同志」其實是缺席的，於是便想，不如寫吧。反而是開始書寫後，發現同志的身份在幫助我書寫。
何：在香港，直接刻劃和探討同志的文學作品並不常見，你如何看待本地的同志文學發展？
洪：我第一次讀到的香港同志文學，是智瘋的《復活不復活是氣旋》，但我基本上看不到本地有同志文學。雖然同志文學作品有零零星星的發表，但很少人會留意、討論，也沒有專注寫同志文學的作者。坊間關於同志的書，除了一些比較流行的個人故事，大多數都與同志運動、同志議題有關。至於文學範疇裡，雖有一些與性別議題相關的作品，但似乎沒有真正的「同志文學」存在。這也是為甚麼我要書寫同志。
在香港，「同志」題材的發展是很奇怪的。在電影範疇很容易數出一些同志作品，例如李志超、王家衛、楊凡、鍾德勝、陳耀成、洪榮杰等，他們都有拍過同志電影或短片，也有舉辦過多年同志影展。在社運範疇中，同運也是很重要的一員。甚至小童群益會等社福機構，也曾做同志的項目。但在文學裡，同志幾乎是隱形的。如此看，香港的「同志」便處於很奇怪的狀態，在同運或社福機構的項目中作為「同志」的集體形象是很高調、很容易被看見的；至於「同志」作為個體，尤其是情感方面，除了社工一對一接觸的個案外，其實整個社會都沒有處理，或理會過他們的情緒問題。有時我也會想，香港的同志電影在二千年後愈來愈少，會否也與這種個人的情緒難以抒發的困局有關？
文學與電影，甚至其他的藝術媒介，「人」是很重要的，不像社會運動，總是關心和高舉一種同一的「身份」。藝術需要處理「個人」，需要處理「情感」，偏偏當「身份」愈來愈高調時，「個人」似乎愈來愈受到壓抑。當下的香港文學常有一種「我很慘」、「我很悲情」的所謂自覺，在這種「自覺」裡，大家是在一步步邁向一種更為細碎的「個人情感」，這種情感往往是更內向、更自閉的。當然，我並不是說香港文學正走向單一，而是，在這種自我暗示裡，「同志」這個屬於整體、屬於他者的題目便不容易進入視線。
當然，我認為這也與作家本身有沒有出櫃有很大關係。沒有出櫃的作者會偏向有意識地掩飾自己的性取向，彷彿寫了同志議題的作品，便會被標籤為同志，但好像智瘋、黃裕邦或我自己，因為已出櫃，在寫作時便會相對沒有顧忌。至於非同志的作家所書寫的同志，其實很多時只停留在性器，或是借用「同志」這身份去說其他事情，但對於「同志」本身的處境卻未有清晰的了解。
何：《Playlist》在出版的過程中遇到一些阻撓，發行商認為這本書有不雅成分（但並無透露哪一部分犯禁），要求出版社在書上加上警告字句並包上膠袋，才予以發行。後來我發現直接談及男同性戀的書籍，例如《男男正傳》和葉志偉的小說，都一律包上了膠袋才出售。你對於發行商的要求有甚麼看法？
洪：我不太想把包膠與同志話題直接劃上等號，但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同志」是比「性」更加壓抑的話題。比如說，在報紙檔可以看到許多異性戀的色情雜誌，但同志的，大抵只是《雄風》而已，《雄風》倒閉了後便是《指男》。同志色情書絲毫不及異性戀的色情書那樣百花齊放。對於同志來說，其中一種可以稱為「歧視」的態度便是：我唔歧視你是同志，只要你唔搞我就得。這句說話的表面意思是拒絕成為同志的性投射對象，但潛藏的含意其實是不要在我面前談同志，把自己與同志性幻想完全區隔的最有效方法便是不去談。假如同性議題是更容易令發行商要求出版社包膠的話，便是這種一談及同志話題，自己也就成為了同志的想法作祟。
畸零的非隱喻性
何：在《Playlist》中，你關注的不只是同志，還有病人，例如愛滋病、腎病、抑鬱等，為甚麼讓小說裡的同志角色背負多一重弱勢的身份？
洪：對我來說，《Playlist》裡的角色都預設了是同志，因為我想特別強調這個族群（在文學中）的存在，但在作品裡他們只是作為普通人而存在，而不是作為「同志」而存在，這個身份不過是類似背景資訊的存在。而「病人」則是書中不同角色所面對的處境，是真實且十分具體的處境，不論是得或不得，不論是依賴或是被依賴，不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那些處境也是這個城市每一個人都在面對的。這些也是我所面對的——雖然我沒有濫藥，沒有抑鬱（或者未發現有抑鬱），沒有書中所提及的疾病，但是那種處境的艱難，那些心態和情緒，都是我自身的投射。寫作對於我來說，便是處理自己的問題。抑鬱是每個人都會有的情緒，疾病是每個人都可能遇見的，然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的抑鬱與疾病背後到底面對的是甚麼？文學，或者藝術，對於創作者來說，哪怕所談的課題多麼宏大都好，歸根究底，我認為「處理自己」才是作品的存在意義。
當然，我並不是要以疾病去隱喻，但當「同志」與「弱勢」加在一起，這種「政治正確」的解讀便無可避免地出現了，可能會賦與書中不同角色畸零者的身份，或者需要找一個定位給這些被書寫的人，但當你再想深入一點，那些狀況實際上只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不論是愛滋患者，或者跨性別人士，都不會是社會中的特例，而是很日常的存在。我們之所以視之為特例，其實是我們沒有用心地去看這個社會，或者，我們有份去構築這種「弱勢」。
何：《Playlist》有一半內容是由歌單組成，這些歌曲是如何挑選的呢？是一些對你有特殊意義的歌曲嗎？
洪：那些都是我喜愛的歌曲，但要說特殊意義，則似乎沒有。或者在不同的階段或狀態下會有個別的歌曲可帶來特別的作用，但那是需要很特定的情緒和個人狀態。現階段來，並沒有這樣的歌曲存在。
後記：在訪問整理好後，便看到網上有人討論電視真人騷《對不起標籤你》，節目其中一集談到「Gay」的社會標籤，節目原意大概是希望嘉賓和觀眾透過和同志直接或間接的接觸、認識，拆解0仔的固有標籤和形象；另一方面也希望加深理解，除去因誤解而產生的惡意或偏見。然而節目的處理卻把「同志」這個身份十分煞有介事地拿出來討論，變相令每個不是同志的人，都以看他者的態度來作竊竊私語的猜測，不斷找同性戀與異性戀形象的「不同」，強化矛盾。真正接納同志的社會，大概便應如洪嘉的態度，同性戀者如平常的人一樣，毋須與其他性向有類別之分，「同志」僅僅是一項無足輕重的背景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