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不少著述都以政治、商業和管治方向出發，像英國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著的《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一書，就是從國際政治的宏觀角度，看大英帝國興衰的啟示；日本學者中西輝正的《大英帝國衰亡史》，則用精神史闡述帝國如何衰亡。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大英帝國，卻非常罕有。
鴉片戰爭以前，英國沒有漢語學校或課程，那批在中英交流裡擔當中介的譯者們皆自學漢語，水平不一致。譯者處於兩種文化之間，中介的工作使他們兩邊不討好。譯者的翻譯風格、立場和道德判斷，往往會主宰了中英間的談判結果，甚至影響着中英關係。從這個角度看，翻譯絕對舉足輕重，不容忽視。關詩珮《譯者與學者》一書正開出這條書寫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的新路。
《譯者和學者》比較三位漢學家，分別是斯當東（George Staunton）、飛即（Samuel Turner Fearon）和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比較他們的背景、經歷和研究，察看他們怎樣影響英國漢學發展，並引證英國漢學是起於翻譯，扭轉翻譯向來被輕視的情況。作者之所以在整個英國的漢學發展史中選取這三人作研究，因為三人都身兼譯者和學者的角色。他們首先為大英帝國在華的利益服務，再推動英國漢學的學術發展。英國的漢學在各路人馬的領導和貢獻下，一直在實用與學術之間努力作平衡，因而有別於歐洲漢學的純學術取向。
有「英國漢學之父」之稱的斯當東在中英交往的路上出謀獻策，譬如就《南京條約》的中英翻譯，斯當東再三提醒政府要小心處理，避免因翻譯問題而損害國家利益，又在文件翻譯上給予專業建議。當時英國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與斯當東私交甚篤，他在中國事務上都會請教斯當東，斯當東還寫信給首相評價各在華譯者的能力。另一邊廂，斯當東推動英國漢學的學術發展，像把馬禮遜的中文圖書收藏獻予倫敦大學學院以開辦漢學課程。這個課程命運不佳，挫敗連連，更一度中止，使英國漢學出現真空期。後來斯當東吸取教訓，不再以局外人身份間接參與，而是肩負起倫敦國王學院的漢學籌辦工作，重起漢學的爐灶。
飛即角色類近。他自小在澳門生活，耳濡目染下習得一腔流利中文。這背景正好配合時代需要。早在鴉片戰爭前林則徐和義律的交量中，他便在圍禁商館事件中擔任英商與中商談判的譯者。飛即粵語同樣了得。英國佔領香港並建立殖民管治時，他先在海上宣告佔領條文，還受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任命，為人口總登記官。這都是飛即作為譯者的貢獻。後來，飛即因病返英休養，受斯當東的推薦，以中文教授身份進入倫敦國王學院，開始學者的生涯。
《譯者和學者》研究的第三位人物威妥瑪，同樣身兼譯者和學者的角色。威妥瑪曾在香港處理太平天國的翻譯和情報工作，為大英帝國監察太平軍是否具備推翻中國帝制的力量；1853年，上海被小刀會佔領，清廷無法收取關稅，英美決定助中方收稅，威妥瑪得港督包令（John Bowring）推薦，前往上海處理關稅。威妥瑪後來向外交部請辭，專心研究漢語及中國文化，向着學者的方向前進，並寫下《尋津錄》、《文件自邇集》和《語言自邇集》三本漢學學術著作，以改革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課程。
關詩珮這書取名《譯者和學者》，一針見血點出英國漢學發展的重點：既着重實際翻譯，也不看輕學術理論。書名把譯者置在學者之先，大概因為這三位推動漢學的人物先是譯者出身，再把翻譯的經歷和心得帶入學術殿堂。綜觀英國漢學的誕生，也是由翻譯實踐帶動學術研究，翻譯研究背後有着這層切實的政治外交考量。在英國漢學發展史中，我們看見翻譯之重要，翻譯不再是次等的原文派生，而是包含着兩國交往中的政治和權力關係。在這等關係中，翻譯這中介變得無比的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