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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恐懼共同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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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恐懼共同體的形成

原來不曾被抓被關過,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地方。至今也不知道這個『中國的關塔那摩』是個甚麼地方,我不關心他在哪裡,只是知道這是一個有着詭異生命力的、製造恐懼製造敵人的系統,在這個完備的地獄系統裡,任何人都只能向下墜落──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無人倖免。

這是我的悲哀,是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的悲哀。

我曾經好奇這個系統有多大,離開那裡之後,發現在囚室裡和囚室外其實沒甚麼分別,是不是被關在關塔那摩並不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無限廣大的系統裡,同樣是一個有着詭異生命力的、製造恐懼製造敵人的系統,在這個完備的地獄系統裡,任何人都只能向下墜落──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無人倖免。

這是這個時代的悲哀,這個國家的悲哀。

本書作者寇延丁不過是個公益人,在某日的登山途中就這麼被捕了,那是2014年10月10日,而直到隔年2月14日他才能寫這他稱作情書的記述,而他被抓捕的罪名則是:顛覆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說明第二條:「本罪所指的行為無論有無危害結果,只要查明行為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進行了秘密謀劃活動,就構成本罪。」簡單來說,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都可以,總之有了這麼個想法,或說,說你有這麼個想法,你就有罪。

相較於馬奎斯的魔幻現實主義,作者創造了「現實魔幻主義」,那並非從魔幻來交融現實,而是現實交融於魔幻。審理作者的是三個代表,作者分別用動物的形象代稱,一個是像動物農莊中拿破崙那隻豬的豬代表,一個像是在玩弄老鼠的貓代表,一個又是寡言的記事馬代表。三個代表是整個系統的肢幹而已,畢竟無論在關押處或審理處都有無限的監視器,而監視器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雙眼睛盯着瞧。這樣是極權國家或是老大哥甚麼的都已經老調了,重點是這個機器怎麼運作的正是這本書有幸呈現給我們的。

沒有共產黨能有你的今天嗎?

你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東西。

你必須服從這裡的管理。

這個地方,就是中國的關塔那摩。

你應當感到榮幸。

隨時可以把你拉出去槍斃。

在這個地方殺個把人,這個世界上誰都不知道。

就憑你,怎麼可能做得了那麼大的事兒?

就憑你,一個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崗女工。

我不是一個人。

你是一個人。

這些語句反覆地出現在書中各處,無論是性別歧視、教育歧視又或是各種恐嚇,說起來像家常便飯的日常一般,即便在作者詼諧的文字之中,她也特別註明了這是在日後才能有此從容,畢竟,在當下的恐懼是超限的。而這些代表是員警也好是法官也好或是執行官也好,其實都沒有分別,在這個奇異的國家中,行政立法司法不是孟德斯鳩或洛克所說的權力分立,反而像是現代宗教般的三位一體。這豬貓馬與其說是官員,作者說他們是「作家」則更為貼適。何故?作家需要創作,尤其是小說作家的作品就是虛構。審理的事實一問再問三問都是相同的來回,事實也從來不重要,從來就是試圖從被審問者的口中來去「印證」自己虛構出的想像,而這個想像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傾國傾城」的。做公益?跑馬拉松?救災?關注偏鄉教育?這些全部都是陰謀的一部份。陰謀論者也都是這樣,總想像着有個大機制在事物的背後操弄,總想像着其實全球有個十二人的會議桌在掌控世界的經濟與氣候。這種大建構總是容易解釋所有的事情,就像是蘋果莫名其妙不見了,只要設定一個外星人從四次元來拿走那就說得通了。

但在創作之外,當然這樣的審問有更為現實的考量,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才抓捕抓捕再抓捕的,這些人並不是要去裁判他們的罪行,而是在政治現況中有需要時用來感動中國的好素材,而那時,正好是香港佔中。但機制究竟如何運作?今日常見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其實這裡的自由仍然是相對於權力的權利形式,但若是中國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那意義更廣泛了,因為這種自由並不相對於權力,因為權力本身就在恐懼之中。他們害怕着大陰謀、大計畫,創作出各種驚駭的劇作,然後再隨意抓些人當作演員強迫他們上戲,用來安撫自身。代表恐懼、領導恐懼、整個系統都恐懼,耗費龐大維穩成本都是要把所有事情掌控在眼皮底下,這就像是強迫症中的排序,如果事物不按照自己編列的秩序存在,那就會焦慮。然而強迫症之所以困擾患者,正因為患者知道那不合理卻不得不做,所以焦慮,所以痛苦。整個機制都是強迫性的,強迫他人,強迫自己,而強迫症的困難正在於這是無止盡的循環。強迫行為是為消彌強迫想法,但正是在一次次的重複中強化了這個恐懼連結,他無限向下。

早在你政治這個世界之前,這個世界已經無孔不入地政治着你。國家恐懼已經內化為我們彼此的要求和自我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牢籠,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恐懼。

這不是我自己的恐懼,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恐懼──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歷史和現實,與生俱來,躲無可躲。

離開這個中國的關塔那摩與否,對作者而言,甚至說對所有中國人來說,實無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在恐懼着,牢籠可怕的不是有形鐵製的,而是無形意念製的,那會禁鎖心靈的桎梏才是令人癱瘓的。身處在極權中的每個人,會被絕對龐大的權力籠罩,進而包覆,最後被同化成為極權的一員。無論有意無意,無論是否有黨職黨員身分,無論抗拒不抗拒,因為每個人都會將整個規則印記在身心上,審視着自己審視着他人。縱然抵抗了,也是先在地認知到那規則的禁錮力才能予以反抗。這是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作者如是說,極權國家之中沒有社會,沒有一個相對於國家(state)的社會(society),這個國家中的社會只不過是單純的聚合,複數人剛好都在場而已。而從民族國家形成的想像共同體觀念而言,常常把所有事物特殊化的中國,例如特殊的法治(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式的民主、中國式的市場經濟、中國式的自由,這些都在文化相對論的包裝下掩飾着內裡的不堪與殘暴,同時又在西伐利亞秩序之下成為他國無從干預的內政。在這種共同體的觀念裡,中國的特殊性彰顯了,這裡是個恐懼共同體,免去了想像正因為這不需要想像。極權就是恐懼本身,所有人都在這個系統的範圍之中,而由此成為被恐懼連結的整體,沒有個體。

當你在這個系統中還想要談權利:「這是我的權利。」只會得到這樣的回覆:「在這裡你沒有權利。」權利是鑲嵌在以體制中基於特定資格所賦予主體的某種事物,而這個事物的行使本身就是正當的,因為在這個體制之中正是如此預設着的。然而,中國沒有權利,因為在中國就是全盤的剝奪,穿着的衣物並無從遮蔽其中的赤裸,說甚麼基本權自由權還是憲法,都不過是笑話一則,聽聽就好。在這個國家中每個人都是敵人。煉成敵人並不困難,因為每個人都是假想敵,需要時,就假想,敵人就會出現,這時,偉大的國家再現身排除這擾序的亂源,再次回到四平八穩的每日。這是一個自毀的機制,每日都像吃尾蛇一般無限地吞食自己,說來荒謬,不過這就是現實,一個不遠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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