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於《Sample》第十二期「偵探先生鑑證技藝」
鑑證技藝容許我們調查一個人的死因，試圖從微物的痕跡重組事發過程，那些證據卻往往會隨時間流逝而磨滅，某些可能的證據因而消失。調查一個人的死因經已困難，假若是一場年代久遠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今日又如何能夠重構真相，證實歷史確切發生過？尤其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納粹大屠殺這一事件？
2000年一月，一場誹謗案開審，大衛．歐文（David Irving）控告企鵝出版社及旗下作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誹謗，原告指控利普斯塔特稱他為「納粹大屠殺否定者中最危險的一員，是位篡改歷史的人」。正是為了維護個人名聲，歐文將納粹大屠殺這宗歷史事件帶上法庭，使之必須經由司法程序去判別真偽。
審判之前
這一場官司的前因後果，或許可以從另一位納粹大屠殺否定者羅拔．傅立信（Robert Faurisson）說起。於1970年代，奧斯威辛成了大屠殺的標誌，引起了傅立信的興趣，他到訪奧斯威辛資料庫，於此尋找集中營火葬場的設計圖，企圖從中發現這些火葬場不設毒氣室的證據。傅立信本是一位文學講師，政治立場不明，但按他（稍嫌歪斜）的後結構文學觀，他認為文本分析不需要理會當時的歷史脈絡，也因此認為歷史分析也可遵循這套想法。
正常來說，歷史分析多會將不同的證據作出比較，傅立信則常會集中於單一的證據，指出當中的矛盾或謬誤，然後直接宣稱這套證據毫無價值。由於納粹德軍撤退時摧毀了各樣指向其戰爭暴行的證據，許多殘存的大屠殺證據都是以受害者或加害者的證詞為主。傅立信往往就在其中發掘漏洞，從而否證所有的證詞。在他看來，所有指向大屠殺事件的證據「有太多形上學，而不夠唯物論」，口講無憑，一切必須以物質為根據。在鑑證科學裡，這種界分就是間接證據與直接證據的分別，前者著重物質的殘餘線索，後者則指證詞等可直接指證的事物，證明力較強，卻也因經過人類中介，具有矇騙、變形的可能，常被批為不可信靠。傅立信的看法主導了否定納粹大屠殺的論調，然而年代久遠，我們又能從何重尋證據？遭受嚴重身心創傷的災厄見證人，證詞又如何成為可靠的法理根據？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的對立，正好預先設置了2000年誹謗案的討論場域。
以物質對照歷史
當時，審訊進行至第十、十一天，討論逐步移至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二號火葬場的建築特色。在整場大屠殺中，二號火葬場的毒氣室宰殺了近五十萬人，是當地五個集中營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納粹德軍撤退時，他們曾有系統地摧毀自己的罪證，包括各類文件及建築物，二號火葬場也不例外，七條主力支柱紛紛被安上炸藥炸毀，偏偏其中一道支柱的炸藥未能引爆， 致使天花塌下時牆壁撐成了一個小帳幕，今日到訪當地，依然可以走進曾經處置猶太人的毒氣室範圍。正因大屠殺否定者相信物質證據，他們派員偷偷進去，從牆壁上採集樣本，結果發現牆上的氰化物水平不高，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一個空間並未設成毒氣室，藉以否證大屠殺曾經發生。不過，四十年過去，本來就難以再從遺址得到什麼有用的證明。
在審訊過程中，焦點慢慢轉往毒氣室的建築設計。按照倖存者的說法，納粹德軍處置猶太人的方法，就是聲稱毒氣室為浴室，將受害者騙進去，鎖上門扉，然後從天花上的四個孔洞，降入裝有名為齊克隆B氰化物毒藥的容器。大約二十分鐘後，受害者就會全數死亡，經十五分鐘換氣後，由猶太囚犯組成的特遣隊就會運走屍體，送到焚化爐。這個毒氣室是否設有四個孔洞，就成了案件的關鍵。
二戰歷史學家羅拔．簡．馮佩爾特（Robert Jan van Pelt）作為專家證人出證，大衛·歐文與其對質並試圖引導：「你是否接受，有五十萬人於毒氣室裡被殺的故事，真偽就取決於這幅天花是否存在這些孔洞？」歐文再行質疑，認為這些孔洞只有目擊證據，並不可信。馮佩爾特就明示：「整個故事的真偽取決於這個房間是否曾為毒氣室，與你的議題有點不同。」最後，歐文更提出某種協議，假如明天重回遺址，發現剩餘的天花上確有孔洞，他的誹謗指控就不再成立，這些孔洞會成為這案件的漏洞，使他無從辯解。這一種轉喻正好顯示出某種線性邏輯，自傅立信開始，大屠殺否認者一直認為，只要天花不存在孔洞，毒氣室就不可能是毒氣室，因此奧斯威辛就不可能是死亡集中營，連帶所謂的納粹大屠殺也不可能曾經發生。傅立信甚至聲稱：「沒有孔洞，就沒有大屠殺」（No holes, no Holocaust）。對於否認者來說，孔洞的存在漸漸成了聖痕一般的象徵，歷史之真偽就牽繫於這四個孔洞的存在。
孔洞的不在場證明
法律理論有名為「否定性證據」（negative evidence）的範疇，意指某物並未出現，正好成為了證據本身，比如在小說〈名駒銀斑〉中，福爾摩斯指出馬廄的狗並未吠叫，正正代表了走進馬廄的人與狗相熟，因此狗隻毫無反應，缺席之物反而成了指向性證據。在這宗誹謗案中，火葬場天花的孔洞恰巧是一種否定性證據，不過每個人的解讀也不相同，歐文指向的是缺席的缺席，則據傳有孔洞的地方實是有水泥填充的，而馮佩爾特卻認為這個缺席正好反映了，納粹德軍有意掩蓋事實，他們才是第一代的大屠殺否認者。
在法庭上，為了將案件帶回物質根據，討論遂轉向了圖像研究的範圍。歐文指出現存的建築圖統統沒有繪出孔洞的位置，馮佩爾特解釋，那是因為當時的建築師無法在圖則上標出這些孔洞，因為那將會是有力的定罪證據。在圖則以外，現在就只餘數幅影像，拍攝到二號火葬場天花的實況。其中最清晰的一幅是1944年8月25日一架盟軍偵察機前往該區偵察附近的石油廠時拍攝的，二號火葬場恰巧在偵察機的飛行軌道內。由於偵察機當時置身於高空三萬呎，而且火葬場位處影像的邊緣，正好臨近鏡頭視差失真的位置，即使將圖片放大，也只能看見天花上有四個模朧的陰影。歐文認為，這些陰影不可能是開口，一來陰影體積比起他們聲稱的孔洞為大，二來形狀也並不規則，暗指相片曾被人手加工。馮佩爾特則尋求了一位來自美國國家航天局的影像處理顧問協助，呈上報告，以數碼科技重新探究該輯照片，透過航天局的影像分析軟件，該顧問表示分析已可進入「底片的分子構造」，並指出朦朧之處實是由於底片捕捉影像時的化學反應。由於當時的底片仍是以銀鹽為感光劑，當照片拍攝之物與單一銀鹽分子的大小相近，就會產生摩爾紋效應，對成像造成干擾，在這個情況中，從高空三萬呎拍攝一個0.6 x 0.6米的孔洞，分子的大小甚至比孔洞為大，恰巧掉入不可檢測的縫隙，因而無法借相片確切地證明孔洞是否真的不在場。在法庭上，銀鹽的物理性質就此與水泥天花的物質性相互重疊，兩者同樣重要。由此可見，除了透過科學重組案情以外，鑑證科學甚至必須處理載有呈堂證物的媒體的物理性質。不過，由於馮佩爾特所提供的證據橫跨多個範疇，互相印證，包括建築圖則、信件、日記、證詞、高空及地面照片，整宗誹謗案最後以歐文敗訴告終。
在孔洞邊緣加上鋼筋
案件落幕，然而對於歷史的探求猶在繼續。在誹謗案審訊的同時，一隊獨立的研究人員開展計劃，檢視前述的各種證據，也回到原址再次調查，終於找到物質證據，至少證明了天花至少有三個孔洞，並與先前推論的位置一樣。研究人員在瓦磯中尋回斷成六截的天花板塊，以電腦重繪火葬場的模型，確定了孔洞該在的位置，並發現水泥中確有孔洞的痕跡，更重要的是，孔洞位置中不存在鋼筋，而在孔洞邊緣的鋼筋則向內捲，與其他鋼筋組成方格狀，這種捲法並非由爆炸造成，皆因爆炸只會令鋼筋向外及向上捲，更會令鋼筋因拉扯變幼，由此可見，孔洞邊緣的鋼筋早於1943年興建火葬場時，就已按這種形狀封入水泥之中。研究人員也指，四個陰影旁邊的灰暗地帶，其實就是納粹軍官的鞋印，他們在四個孔洞間來回走動，降下齊克隆B，同時也在攀上樓頂時將泥土帶到天花，在黑白照上積起暗漬。這些發現不僅印證了孔洞的存在，更確切地指出了，火葬場的設計及興建本身，就是以屠殺人民為目的。及後，大衛·歐文申請上訴，研究人員將發現寫成報告呈交法院，歐文最後決定放棄上訴。一場以誹謗作榥子的案件，一段由七十年代開展的大屠殺否證史，終於在法庭的見證下告一段落。
歐文一案挑戰了一場人道災難的真偽，認定孔洞存在與否，與大屠殺事件等同，將大批目擊證人的證詞棄之不顧，情願相信物質證據，致使我們必須為空洞作證，以多變的鑑證手法，為久遠的歷史事件重新賦予形體，重建整幢樓房，只為證實孔洞所在。透過這一系列調查，我們至少知道，鑑證科學並不僅僅限於探查一個人的死因，更可用以印證歷史，抵禦篡改的企圖。隨着時間過去，歷史事件的證明總會漸漸褪成空洞，為了記憶，一代又一代的人必須再次追尋一條條線索，逼向真相，鑑證總是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