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黃宗潔，《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台北：新學林，2018）。
一、重新尋找斷裂的連結
在眾多當代香港新生代的作家之中，韓麗珠可說是最能代表以動物作為城市寓言載體、把動物視為觀看方法此一特色的創作者。她也相當典型地表現出香港作家在思考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時，幾乎必然出現的失落感。這失落感來自於生活空間越來越緊迫， 但人與人之間卻更加疏離。綜觀韓麗珠近年之創作，就可發現她對城市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之變化非常敏感，早期作品幾乎都與「空間」有關。城市是她生活的地方，是她的日常。
她曾在訪談中表示：「我只是寫我生活地方上的事情。不過，別人看來就會覺得你理解城市，但對我來說就是我的生活。」[1]在這個生活場域中，她所關注的尤其是「那些被忽略和排斥的人和事，那些被推到邊緣去的一切」[2]。由此觀之，動物和自然成為她作品中饒富意味的象徵符號，當不令人意外，因為在當代香港高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中，動物與自然恰恰就是那「被推到邊緣去的一切」。但是，在韓麗珠的小說中，她所着力描寫的，並非召喚對動物邊緣處境的同情；相反地，動物的命運和人的命運總以某種曖昧難明的形式糾結在一起，難以區隔的狀況，成為當下城市的隱喻。
在她與謝曉虹合著的《雙城辭典》中，已能清楚看出動物、城市、人三者的交錯。〈啞穴〉這篇小說描述一座「無號碼之城」，這座城市的居民喜歡論辯，又善於遺忘。其中一群讓渡出自己的聲音、選擇失語的人，則成為專職的養貓人。城市的居民將貓視為吉祥物和區徽，因為貓瞳孔的倒影或呼叫聲，以及「貓的姿態和眉目間的暗示」[3]，都是人們辨識自己的方式。看似矛盾的是，在政府鼓勵養貓的政策下，殺貓者的存在卻也變成城市無聲的默契。尤其「貓隻繁殖遠比凶徒下手的速度快而且多，（動物福利部）職員只能把僅餘的希望寄託在那些守口如瓶的養貓人 之上，他們撿拾和飼養流浪貓，在合適的時間把牠們無聲無息地處理」（88）。因為這個和諧的城市有個守則：「萬事萬物都有存在的理由，只是不能太多。」（87）
〈啞穴〉讓愛貓與虐貓、守護與傷害產生了曖昧的類同，貓的存在映照了人的存在，問題是人並不見得喜愛透過貓眼看見的那個自己，如同小說主角「白」，在豢養一隻畏縮的藍貓之後，逐漸認為「藍貓的存在是對他的譏諷，他本來並不察覺的、躲在暗處的那怯懦的自己，通過逐漸浮現的片段，慢慢地具體而鮮活起來」（90）。貓收納了他不想憶起的自己的形象，於是，在進行每年例行的年度工作報告時，書寫這些貓的狀況，也就彷彿「在洩漏自己的隱私」（92）。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將貓作為收納人的倒影與形象的存在，當人們基於數量控制把貓無聲地處理掉，他們等於同時也在象徵意義上「處理」了自己，換言之，貓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不能太多」的法則，同樣適用在人的身上。
但是，〈啞穴〉文中「不能太多」的原則畢竟還帶着某種「萬事萬物都可以存在」的彈性，到了《失去洞穴》，似乎連這樣的可能性都已消失。〈清洗〉這篇小說刻劃了一座努力杜絕所有細菌的城市，儘管多數人也已經忘卻了最初的理由，但本能讓他們「抗拒塵埃、汙垢、所有黏膩之物、昆蟲，還有在街上胡亂奔跑的動物」[4]。於是他們聘請外地的女人徹底地清洗，儘管這群女人同樣被視為汙穢之物，但由於他們相信「骯髒之物總是互相牽引以致互相消滅的道理」（188），外地的女人們遂承載着整座城的清洗任務，直至她們因抹窗時過於專注而從窗邊掉落為止。在這座無菌之城，只剩下眼神憂傷的孩子，視線「沒法自老鼠、蟑螂、腐壞的食物和濕黏黏的垃圾移開」（192），他們不動聲色地抵抗着整個城市的潔癖，偷偷地「掏出一隻尚餘氣息的老鼠，……以家貓的方式飼養牠」（187）。於是人們認為「把病菌迅速散播的，早已不是雞、牛或豬，而是缺乏理性的小孩」（194）。
在此，動物與人再次產生隱微的連結，背負着清洗任務的外來者，等同於她們要消滅的病菌；不願加入無菌行列的兒童，同樣被看待成有如散播病菌的豬或牛。 這不免令人好奇，韓麗珠何以不斷透過小說建立某種人與動物的類比？這個問題或許仍要回到她不時強調的「連結斷裂」來觀察。如果說「連結」是理解韓麗珠小說的關鍵字，亦不為過。
在韓麗珠的作品中，空間與時間的緊迫，讓城市產生了各種病徵與令人絕望的景觀。其中最典型的當屬〈假窗〉當中的描述：「窗外令人壓迫的景觀，例如鄰近大廈的外牆、回收場的鐵絲網，或鐵絲網內的棄置物，都比密不透風的牆壁更容易令人絕望，甚至瘋狂。可是，沒有窗的房子也同樣令人難以忍受。」（140）於是人們只好製造一些假窗，「在假的窗子內創造比現實更逼真的風景，使那些在入夜後才回到家裡的人，到了早上，仍然能生出走到外面去的勇氣」（140）；更重要的是，只有油彩創造的樹，才能成為（當時）「城市內唯一不會被砍伐的老樹」（143），儘管這會讓許多回巢的鳥兒不慎誤認而撞上冰冷的牆壁，人們仍然可透過假樹得到某種安慰，直到這棵假樹所依附的大樓，幾年後因城市發展被清拆，保護假樹的行動也就如同過去所有保護真樹的行動一般，注定以失敗告終 （144）。
綜觀《失去洞穴》全書，每篇故事都回應着城市人的孤獨與疏離，無論是填海、令人壓迫的城市景觀、垃圾回收場、鼠疫、房價不斷上升的大樓、寵物店格子箱中的動物、城市內無法打開的門、外地「進口」的女人，都指向當前香港的生存處境，人與動物似乎都須重新找到在這世界存活的方式。但在這座過於喧囂的城市，人反而彷彿落入了失語的處境，難以建立連結──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也是人和自己的連結：「在城市當中我們和自己的關係、自己的心、感覺都很遠，因為我們跟自己的連結，沒有連結得很好，所以對於自然、其他的動物、其他的大樹、海洋環境、農田，都失去了連結，所以我們沒辦法去感受到人以外的那些生物的權利。」[5]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韓麗珠筆下的這些主角，其實是一個個城市中畸零者的身影。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試着以各自的方式去重建連結：〈清洗〉中的阿裂將每隻老鼠都起了不同的名字，那些名字全都是他已過世的外婆和弟弟名字的變化，當老鼠沒了氣息，他便「把一個又一個瑪麗安和阿火的遺體，埋在露台的盆栽內那濕潤的泥土裡。那裡，植物正在欣欣向榮地生長」[6]。透過宛如符號化的儀式，瑪麗安與阿火一再死去，卻也不斷重生。「木」描繪的假窗則讓只剩下牆面的密閉建築，重新誕生與風景連結的假象，畢竟「虛假和真實同樣通過創造而來」（141）；當真實與虛構界線模糊，假不只得以亂真，亦可提供真實的撫慰。一如〈回家〉當中的生產線女工，將未通過品質檢驗的絨毛娃娃當成真實的寵物，不時與它們說話，一同吃飯睡覺，天冷了還會為這些殘缺的娃娃打件毛衣，因為對她們而言，「毛偶並不是毫無生命的東西，它們已被帶到世上來，作為生產者，我們必得負起照顧它們的責任」（260）。
有趣的是，當生命被當成要消滅的對象，成為不容於城市文明的異物，韓麗珠在小說中無疑提供了一種「逆向思考」的方向，那就是，我們必須回頭建立與死物的連結，因為能建立連結的，必然是情感仍未死滅之人。但前提是，我們要具有將死物當成活物的能力。〈假窗〉當中「木」與「白」的故事，或許最能凸顯這樣的隱喻：「白」覺得對方耽溺於畫假窗，最終愛上了窗子，眼裡只剩下無數的窗子。但醫生告訴他：「能愛就是血液循環良好，精神飽滿的證據。愛上窗子是好的，愛上流水也是好的，愛上一盞燈是好的，要是愛上的是一張沙發，不消說，也是好的。」（148）一度絕望的白，最後向木提議重新建立彼此的關係，透過「豢養一根線」的方式，在兩人之間豢養一根既連結彼此，又不造成牽絆的線。
如何才能栽種出這樣的線呢？他說：「也許，要把沒有生命的線，當成活的那樣飼養才行。」（154）小說的最後，白在木離開的房間裡，發現一株小小的藤蔓，長着白色的小花，從窗前一路向着遠方延伸。這極具象徵性的場景所延伸的終點，或許就是韓麗珠城市書寫的核心：「連結」之必要。如果我們失去了人與人、與樹、與海、與貓、與窗子、甚至與老鼠或絨毛娃娃的連結，我們最終失去的，其實是愛的能力，感受的能力。
二、城市的失憶與自然的失落
韓麗珠曾說：「在書寫中，貓是一種隱喻或手段，一個書寫的管道，許多秘密或不知如何啟齒的暗號，我嘗試通過貓作為入口，寫出種種還未成形的語言。」[7]與她合寫《雙城辭典》的謝曉虹，同樣喜以貓為隱喻。她的小說〈黑貓城市〉一開場就是各種殘酷的「貓大屠殺」畫面，而原因正出在，「在記憶開始消逝的時候，人們潛意識裡都有殺貓的衝動。K城裡的貓特別多，黑色，像人們偶爾遺失了的影子」[8]。據此，葉輝指出，「那麼，讀者有理由相信，被殺的也可能是人們剩餘的記憶，或偶爾遺失了的影子」[9]。整篇小說圍繞在「失憶」這個主題，人們試圖重構自己經歷的過去，但無論自己的大腦或外在的環境，都失去了按圖索驥的線索，畢竟「城市的變化那樣大，誰也說不準哪裡才是可以供他們憑弔逝去歲月的舊地」[10]。而被殺的動物與「被殺的記憶」所隱然產生的連結，也就折射出城市的失憶與自然的失落之間，某種一體兩面的「對倒」[11]關係。
謝曉虹筆下這座失憶的城市，讀者想必並不陌生，因為無論它以甚麼符號、甚麼名稱出現，幾乎都可在其他香港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互文的可能。失憶與失落，是「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學版本」最核心的特徵。黑貓城市如此，另一位新世代小說家鄒文律筆下的I城亦然。在失憶城市中選擇記憶的人，注定因記憶而抑鬱，甚至被視為捏造謊言，一如敘事者祖母的愛情與記憶，都失落在城市的變化裡：
「石水渠街在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就像一個被取消了的車站，遙遠得無法到達。我還記得那裡的野薑花，每次和你們的祖父約會，他都會給我帶來一束石水渠街的野薑花。」［……］我開始把祖母的故事轉述給父親、母親、老師和同學們，他們都說沒聽過那些甚麼「喜帖街」、灣仔街市，老師更叮囑我別在班上散播謠言。我嘗試到圖書館運用電腦書庫來尋找相關的資料，但甚麼也沒有找到。我感到很沮喪，為老年人常常編織騙人的故事而義憤填膺。[12]
值得注意的是，祖母記憶中的街道與花香，不只失落在城市的破壞與後人的敘述中，而是徹底地從城市歷史中被取消，因此敘事者連相關資料都找不到。換言之，這座城市真正讓人心驚的，不在於變化與消失，而在於生活在其中的人，不知道甚至不在意變化與消失。因此我們會看到，〈火豚骨〉中的I城居民，對於曾被視為吉祥物的火豚因填海而消失毫無所覺，因為「牠的形象繼續被製成大量精品玩具分銷世界各地。I城在申辦某些國際運動會時，仍會以火豚為吉祥物」（139），「沒有了火豚的I城，日子依舊」（146）。就算偶有懷疑這種價值觀的人出現，質疑為何大家一方面把火豚當成 I城的象徵，另方面卻又「滿不在乎地把牠們趨離I城」，這些人多半也只能如同敘事者一般，因為「想到複雜問題時都會頭痛，所以大家都習慣別想太多」（146）。
習慣不去想太多的城市居民，對於殺戮易名為「疾病預防與控制」自然也是不會想太多的。於是〈琴弓拉出的鳥〉當中，出現一場以教育為名的「鳥大屠殺」：「『當你把目標擊昏後，便要用漂白水把牠殺死。』王老師若無 其事地打開一個黑色垃圾膠袋，把鳥籠和綠繡眼丟進去，再倒進 一整瓶漂白水。［……］『把袋口綑好，再用力搖二十下。』⋯⋯綠繡眼的叫聲漸趨斷續和微弱。」（169）經過二十分鐘的混亂，雀鳥被撲殺一空。但值得留意的是，相對於「若無其事」的王老師，有同 學在顫抖地把畫眉放進膠袋後，跪倒地上哭泣；更有位無法適應多語學習模式而精神失常的「白髮同學」被刺激而發病。白髮同學宣佈：「你們正在進行殺死我的練習。」至此，鄒文律的「鳥大屠殺」與謝曉虹的「貓大屠殺」，甚至韓麗珠的作品之間，隱然產生了某種互文性。被殺的既是貓也是人，既是鳥也是人；而當僅存的記憶也被消滅，小說的主角因為「和白髮同學沒有交情，她也想不起白髮同學的真實名字，遂無法悲哀起來」（171），自然也不令人意外了。失去了記憶，同情與共感的可能亦付闕如。當仍會跪倒哭泣的學生逐漸成長為若無其事的大人，我們便能理解韓麗珠小說中念茲在茲的「連結斷裂」的後果。一座失憶的城市，終將成為一座無所感的城市，當人與城市失去感受和記憶的能力，鳥的命運、貓的處境或「火豚」的失去蹤影，都不會再被在意。
注釋
[1] 伍家偉（編），《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訪談與導賞》（香港：匯智，2009），24。
[2] 嚴飛，《我們的香港：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香港：文化工房，2014），25。
[3] 韓麗珠，《雙城辭典1》（台北：聯經出版，2012），84。以下若引述出自同一本書則僅標頁碼，不另加注。
[4] 韓麗珠，《失去洞穴》（台北：印刻出版，2015），187。
[5] 黃宗潔，〈消失的連結：韓麗珠訪談〉，《字花》第 67 期（2017年6月），132-135。
[6] 《失去洞穴》，193。
[7] 袁兆昌，〈星期日文學：韓麗珠在寫〉，《明報新聞網》，2016年2月2日。
[8] 謝曉虹，《好黑》（台北：寶瓶文化，2005），138。
[9] 葉輝，〈點竄黑甜鄉──讀謝曉虹小說集《好黑》〉，《文學世紀》第33期（2003年12月）， 43。
[10] 《好黑》，145。
[11] 在此借用劉以鬯知名小說《對倒》的概念。
[12] 《N地之旅》，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