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教科書都有教，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在這樣一個地方，每一家獨立書店，不管最終支撐多久，都是一個傳奇。在香港，每一代文藝青年都有屬於他們的書店記憶，可能在書店打工，或是學生時代常往打書釘，每個周末不到訪不心安。前輩們會記得專售英文學術書的曙光書店，以及兼做出版的青文書屋，新一代肯定熟悉 Kubrick、艺鵠和序言書室：這些書店孕育過的文化人與知識份子，不知凡幾。
很遺憾，我並沒有趕上曙光和青文的時代，兼又不是文青，因此少時不曾踏足那個神秘的二樓書店世界。實際上我是逛連鎖的 Page One 葉壹堂長大的。這個來自新加坡的書店集團，因為立足又一城、海港城等大商場多年，算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卻在去年底全線結業。和朋友們談起，大家至今也未能習慣沒有 Page One 的又一城。
以精緻中產品味見稱的連鎖店倒下了，也不知何來的骨牌效應，二手書店實現會社和書式生活、設計書店書得起、精品書店 Open Quote、專售簡體書的開卷樂書舍、還有主打中共禁書的1908書社等，彷彿約好般全都在去年結業。在媒體上，關於書店的消息常常以噩耗或訃文的方式出現，於是書店令人聯想到瀕危的蘇門答臘犀牛，墓穴和棺木都備妥了，只待正式宣告物種滅絕的時刻。
雖然香港的租金極其高昂，書店經營環境可能比別處更嚴苛，但書店倒閉潮當然不是香港僅有的現象。大衛．賽克斯的《老派科技的逆襲》一書新近推出中文版，裡面就提到三年前若想在紐約市走進一家新書店，「就像是在中央公園瞥見從附近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跑出來的一隻長毛象在裡頭吃草，簡直無法想像」。面對電子書與電子商務的挑戰，過去許多人都預言過紙本書和實體書店大勢已去，書店一家接一家倒閉似乎不是奇事。奇怪的是，雖然美國在過去二十年有數千家書店結業，但與此同時，書店銷售額以至書店數目近年都持續增長，不見衰亡之勢，這種情況亦和香港類似。
從2014年至今，小息書店、逢時書室、我的書房、地攤、比比書屋、解憂舊書店、生活書社、STAGE、偏見書房等多家獨立書店在香港開業，其中不少更選址在以往較缺少書店的鄉郊和新市鎮如錦田、大埔、元朗等。經營者有的喜歡鄉郊社區的共融氣氛，有的相信舊書店不需要太多人流，安靜點反而讓大家有空間閒聊，有的定位為「社區書店」，希望建立一個像社區中心的場所。
無論對於經營者抑或顧客來說，書店作為一個線下的、讓人面對面交流的空間，一直相當重要。購物一方面是功能性的行為，同時也是社交體驗。我想起 Jen Campbell 在 The Bookshop Book 中提及的 Librarie Papillon，一家位於烏蘭巴托的小書店：店在蒙古草原的邊上，售賣英、法、德、蒙古語書籍，常備茶和咖啡，既招待從世界各地前往的旅人和作家，也歡迎常年在戈壁沙漠和山上生活的牧民。這些牧民每年會進入烏蘭巴托一遍，儲備物資，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他們也常常來到 Librarie Papillon，請法國人店主 Sebastien 推薦好書。牧民從店主處得到故事，這些故事將陪伴他們度過許多極端酷熱日子，和廣袤星空下的漫漫長夜。書店和書，本來就是這樣美麗的事物。
除了店員與顧客之間的日常交集，不少獨立書店都勤於舉辦活動，旨在招聚志同道合者，讓空間孵化更多的新想法和行動。以藝鵠為例，近期就組織了一個藝術書寫研習小組，成員來到這個空間，暫時遠離干擾，進入時間的摺縫，一起閱讀和討論。小組暫時沒有可以稱作目的性的東西，卻能提供合適的溫度與濕度，讓一些未成形的什麼醞釀、滋生。
四年前，我初次到訪藝鵠所在的灣仔富德樓，參與蘇偉貞的朗讀會。作家說道，「我們腳下的軒尼詩道好像城市裏的一條河流」，於是我將富德樓想成島嶼，又想，無論是藝鵠，還是其他因高昂租金而懸擱在半空的獨立書店，其實都是一座座小島──混凝土是市中心隆起的層積岩，高度成就島嶼，與現世就有了海的間隔。小島生活，人味濃厚，島民們有能力辨認彼此。如果我們能力拒網路書店的誘人折扣，還特地花時間跑去光顧我們喜愛的獨立書店，那多數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島、自己的部落有歸屬感，並珍視在書店這個空間可能發生的聚合。
大衛．哈維在《巴黎，現代性之都》一書中指出十九世紀巴黎的咖啡廳作為政治社交場所的重要性；而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二樓書店正是這種允許以至鼓勵政治性聚集的地方，是可以跟陌生島民深入討論耕種、工運、警察暴力、六四的場域，也是我們應該珍惜的異質抵抗空間。在書店裡，我們得以跟志同道合者連結，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可以和相異的人打照面。每次去序言書室，我總是會留意到一批可以歸類為本土派的右翼著作，都放當眼處。平常我們往往寧可躺在安舒的同溫層，不去看那些可能激怒我們的言辭；可是在這裡，我們或者願意拿起書，試著看看他們的話語。書店雖然是島，但並不自閉，它歡迎海面所有大船小舟，願意向許多未知的他者張開自身，實在是一座寬廣的島呢。